江西
解放军进入尼姑庵剿匪一番搜查未发现异常，小战士发现尼姑胸部特别大得很奇怪！
1950年仲夏，四明山南麓的细雨初停，山路泥泞。几名茶农围坐灶旁嘀咕：“这仗啥时打完？天黑都不敢出门了。”远处，一支解放军侦察分队翻过山梁，泥点溅满军装，却顾不上拂去——山里的枪声和土匪的嚣张，已让这片山区成了浙江剿匪地图上的重头标记。
新中国成立才半年，政权根基尚浅，浙江地形复杂，散兵败将与地方势力交错生存。中央颁布的剿匪指示强调：军事围歼要与政治攻心并用，对一般匪众区别对待，对首恶必须依法惩处。就在这种局面下，原国民党鄞县县长刘子良成了最难啃的“硬骨头”。他自封“四明支队司令”，仗着旧部与山势，杀进步人士、劫公粮，三月到九月间，丽水乡一役竟用乱石砸死两名乡干部后挂于祠堂示众，震得十里八乡夜不闭户的风气一夜全变。
高压之下，刘子良的心思却并非铁板一块。1949年9月底，他率残部在山脚摆下白旗，交枪悔罪。档案记着，他在《悔过书》里写道：“愿弃旧图新，助政府安民。”驻宁波的独立营按规定将他编入三连，劳动、学习、写思想汇报，一应程序不缺。可改造阵地比山洞艰难，战士们每日操课，他却挂念旧日“司令”排场。营房里吃的是大锅饭，他却惦记往日搜刮来的山珍海味。仅半年，这根“灰线”又生暗影。
1950年春寒过后，刘子良率余党夜劫军械库，杀哨兵两名，深山再现狼烟。更变本加厉的是，他扩充“中队”、占据四明深谷，三周连抢三处粮站，逼得乡政干部集体转移。剿匪指挥部判断：招抚已无可能，须断然拔钉。于是，吴仕法排长领命，带十余名精干潜回山中，寻找突破口。
六月底，队伍在半山一座古庵借宿。庵中香雾缭绕，却透着几分异样的热闹。除了一位年迈住持，还有两名年轻女尼在忙前忙后。夜哨时，战士宋明生蹲在月下，小声提醒：“排长，那位师姑脸色粉润，还抱着个奶娃，看着不像吃斋念佛的。”——“记住这个细节，明早再查。”吴仕法压低声音，如此交代。
拂晓，侦察分队以借柴为名再入庵堂。经卷架后，一幅丈二山水横轴遮了半面土墙，掌心落上去，木板回声空空。凿开薄壁，一间丈余见方的暗室显露。火药味未散，皮箱里堆着刚抢来的公粮票；角落软榻上，刘子良瘦削蜷伏，头发杂乱，肩上挎着缴来不久的轻机枪。他刚欲反抗，枪栓“嗒”地被推上膛。有人喝道：“老实点！”刘子良死死盯着吴仕法，咬牙道：“换个天下也轮不到你们当家。”宋明生冷笑：“山再大，也装不下你的罪。”
抓捕并不意味着终点。宁波的公审会上，检察官逐条列举：杀害干部37人，劫掠粮站11处，纵火民宅72间。人群中，那位女尼用布巾背着女婴，神色寡淡。村民认出孩子正是刘子良骨肉，过去被他卖给烟馆，如今经政府救回。有人问她今后打算，她低声答：“种地，养娃，给死人还债。”
枪声定格在1950年11月初冬的西郊刑场。刘子良倒下，四明山区的报警电话第一次沉寂。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剿匪并非简单的武力展示。在四明山，解放军把土改、武装改编、群众检举、司法公审串成一条线：前端绵软，后端刚硬。无数基层战士像宋明生一样，靠敏锐眼光把零碎细节织成情报网；无数百姓在夜色里放哨递信，才有了最后的围歼。剿匪结束不到半年，山路上已能见到春茶出山的驮队。山里人常说：“枪声没了，夜风都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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