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南汉宸传》《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西北财经办事处，194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杰出实践者》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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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账本上，有一个让所有人看了都头皮发麻的数字——财政亏空567.2万元边币。
这还只是纸面上的窟窿。
往深处一挖，才知道有多难。
每个月用于供给干部、军队的粮款，占了年财政收入将近两成；
国民党军饷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彻底停发，外援断了；
海外华侨的捐款进不来，八路军的军费补给没了；封锁线把棉花、布匹、纸张、火柴一概截住，连最基本的日用品都成了稀罕货。
这就是1941年延安的真实处境：边区脱产的党政军干部和战士多达七万余人，这些张嘴要吃饭的人，全靠剩下的百万边区百姓养活。
伟人后来回忆这段岁月，说过一句极重的话——"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这话不是修辞，是实录。
就在所有人都在算这笔撑不住的账的时候，延安枣园，一场改变边区命运的谈话，悄悄发生了。
伟人叫来了一个人。
一盏昏黄的油灯，两个人隔桌而坐，窗外是延安的夜风。
那个被叫来的人，在推开那扇门之前，并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一幅多大的摊子......
【一】封锁来得有多狠，边区就有多难
要真正明白南汉宸接的是个什么摊子，得先把这个局面摆清楚。
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主要靠外援撑着。
1937年，外援占财政收入的77.2%；1938年，这个比例是51.69%；
1939年攀上85.79%；1940年，仍有70.5%。四年算下来，外援平均占比超过七成。
边区养活自己的钱，有七八成是靠别人给的。
这不是边区人懒，而是底子太薄。
陕北本来就是一块穷地方，1937年以前光是粮食都不能自给，工业几乎为零。
1940年，边区全部公营工厂不过寥寥数家，工人数百人，资金才五十余万元——比一个县城的小生意都不如。
外援一断，这个账本就撑不住了。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就曾一度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皖南事变爆发后，更是彻底断绝了那每月六十万元的军费。
这是第一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彻底撕裂，经济封锁随之全面升级。
沿边区各盘查站开始严密检查进出边区的所有物资，棉花、铁料、布匹，禁止入口；
边区商人被阻挠扣留；边区的土产出口被征收高额税率，出不去；法币禁止汇入，外界捐款断绝。
国民党的封锁同时蚕食边区面积，使得边区的人口也随之锐减。
两项加在一起，1940年边区岁入里占七成的财源，在1941年初几乎同时归零。
缺口有多大？1941年全年，边区财政亏空达到567.2万余元边币。
这还是撑着发行了一千余万元边币，征了20万石救国公粮、2600万斤公草，发了618万元建设救国公债之后的结果。
砸锅卖铁式地折腾了一整年，年底一算账，还差这么多，最后"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
印钞票能解燃眉之急，但后患是物价暴涨。
1941年5月，边币贬值的苗头首先在绥德冒出来——边币跌到1.5元才能换法币1元，很快蔓延到关中、陇东、三边各地，老百姓开始拒用边币，只认法币。
物价紧跟着飞涨：5月比4月涨了30%，6月再比5月涨了26%。与1937年的物价总指数相比，1941年上涨约21倍，1942年更是约94倍。
延安市面上，今天买一斤油的钱，过几个月只能买一个鸡蛋。
边区的财政结构同时还面临另一层压力——脱产人口增速远超生产力。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人员不超过三万人。
1938年大批爱国青年涌向延安，到1939年非生产人员增至四万；1940年至1941年局势最为吃紧，从前线调回部队保卫边区，非生产人员激增至七万余人。
"鱼大水小"，这四个字是伟人说的，说得极准——鱼的胃口越来越大，水却越来越浅。
供给这数万张嘴的担子，全压在了边区百万老百姓身上。
就这种局面，边区财政内部对怎么办意见都不统一。
一派主张大量印钞票、不限量发行，说否则用什么凑钱；
另一派认为印多了物价就崩，坚决反对。
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当时指出：边币发行快，物价涨得快，边法币比价跟着跌落；
发行慢，物价涨得慢，比价也趋于稳定——发行量与物价、汇率之间有重大关系。
但财政厅方面觉得这个公式在战争环境下不能照搬，认为要"根据边区具体条件和实际需要来发行"。
两种意见僵着，谁也说服不了谁，眼前的窟窿又实实在在需要填。
粮食、军需、医疗、教育……
哪一项不要钱？
这就是南汉宸接棒之前，边区的真实底色。
【二】这个人，是怎么被选上的
南汉宸，山西赵城人（今洪洞县），1895年生。
他的经历放在那个年代属于奇人一类——既有过行伍的底子，又跑过商号，还坐过日本人在哈尔滨开的监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太原起义成功，南汉宸当时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学生，就跟着参与了响应。
后在太原师范和太原高级工业专门学校读书，毕业后和朋友合资办过煤炭公司，自任经理，积累了一身实业经营的本事。
1924年北京政变后参加国民联军，做过军需、训练处长；
1926年10月，在赴苏联参观返回途中，在刘伯坚、高敬轩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几十年，他在国共秘密联络、统战工作、财政经济等多个领域辗转穿梭。
西安事变时，局势最紧张的那几天，是他向杨虎城转达了周恩来的话："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1940年，南汉宸到达延安，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在延安，南汉宸并不是新面孔。
皖南事变之前，他已经兼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参与了大量边区行政事务。
那段时间，边区财政的底细他摸得清清楚楚——有多少窟窿，窟窿在哪里，钱花在什么地方，又缺在什么地方，他心里都有数。
他自己后来总结说，边区各级干部处理问题，只是站在怎样减轻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方面去看问题，而没有看到敌人随时可能进攻边区的可能性，忽视了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准备。
这种判断，是他扎在边区行政里，把底细真正摸透之后才说得出来的话。
伟人看人向来有一手。
皖南事变之后，局面彻底变了，需要的不是只会做账的人，而是能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把账做平的人——或者说，在没米的情况下想法变出米来的人。
1941年，伟人在延安枣园召见南汉宸。
谈话时，伟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决定由你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我就是要你做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这八个字——"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既是对南汉宸的期许，也把当时的处境说得明明白白：锅里真的没米，但饭还得端上桌。
南汉宸听完，说了句"主席，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
伟人没有正面回答，话锋一转，把局势又分析了一遍。
南汉宸就是在那个夜晚，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他的条件，说起来也不复杂：边区不缺的是人，是地，是黄土高原上的风和太阳，以及藏在定边、盐池一带那些盐池里的——盐。
从这一天开始，他用了将近五年时间，把一个濒临崩溃的财政体系，一点一点从泥潭里拉了出来。
【三】南汉宸的第一步：把死账变活棋
南汉宸上任，没有坐在延安等汇报，第一件事是下去跑。
他跑遍了边区的沟沟坎坎，把各县的物产、人口、贸易通道、对外口岸的情况一一摸清楚。
这是他做事的习惯——不搞清楚底子，什么方案都是空话。
到粮食局仓库一看，仓库都被刮得露出了地皮，粮食问题有多严峻，不用任何人多说，一眼就看出来了。
摸完底，他拿出了三个方向。
第一，禁法币、立边币，把金融主动权抓到手里。
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断绝，法币泛滥成灾。
国民党方面的打法很明确——用法币在边区大量套购物资，再切断边区的物资进口，用货币战争配合军事封锁把边区拖垮。
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布告，停止法币行使，随后正式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
这一步，是把金融的龙头拧到自己手里，国民党想靠货币战术套购边区物资的算盘，从根子上被切断了一条腿。
但单靠禁令守不住，还得有真实的物资流入来撑住币值——真实的物资从哪来？
要靠出口换。
第二，开盐、运盐、卖盐，把边区最值钱的东西变现。
边区的盐，产自三边地区——定边、靖边、盐池一带，是远近闻名的青盐产地。
抗战爆发后，日军相继占领了山西的潞盐产区，淮盐也因陇海铁路被切断而来源断绝，西北地区的食盐供应出现严重短缺，边区的盐一下子成了稀罕货。
据当时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的梳理，食盐占整个边区出口物资的约九成，是边区能拿出手的最重要的一张牌。
南汉宸早就盯上了这一点。
他主持确立了食盐统一产销的制度安排：运盐由政府督导，老百姓自愿参与，政府明确承诺运盐有利可图，绝不强迫。
1941年，军民共同努力之下，当年盐池共产盐62万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第三，整税收、发公债、征公粮，多条腿走路。
南汉宸一上任，就带着财政厅的同志走访延安、安塞等县，跟县里同志座谈，摸清农民手中有多少余粮，还可以拿出多少来支援政府，由此提出了向群众征收20万石公粮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批准。
他自己说过，"要有军队，才有边区；要有军粮，才有军队"——这句话，是他征粮工作的底层逻辑。
与此同时，边区还发行了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主持草拟了各项税务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纠正了过去"片面施仁政"导致征粮工作松弛的问题。
这些措施合并在一起，1941年才勉强把那个567万的窟窿堵到没继续扩大。
窟窿堵住了，不等于真正盘活了。
让边区财政真正缓过一口气的，是南汉宸在接下来两年里操盘的一套更深层的组合拳——而这套组合拳究竟是怎么走出来的，等到看清楚之后，才会明白那步棋有多大。
【四】账面上的数字变了，但背后发生了什么
1942年，边区财政的年度报告出来了。
报告里有一行数字：当年财政盈余108.77万元，盈余比例27%。
从1941年的亏空567万，到1942年的盈余109万，边区的账本在一年之内从负转正。
这个转变来得安静，却震动了所有看过这行数字的人。
要知道，就在1941年年底，边区上下对财政的判断仍然是：再撑一年都难。
干部们的棉衣没凑齐，战士的粮食靠着义务公粮勉强维持，物价一个月一个台阶地往上蹿，边币在绥德一带几乎没人要。
账上的钱像堵在山顶的水，随时要往下冲。
然后，1942年年底一算：盈余了！
这不是小数目。
边区非生产人员动辄数万，每年光军需、政务支出就是无底洞。
能盈余，意味着南汉宸不仅填上了那个窟窿，还多出来一笔钱。
这笔钱，从哪来的？
盐还是那片盐。
路还是那条路。
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
但同样的家底，1941年是亏空，1942年是盈余——中间差的那一截，不是靠运气填上的，而是靠南汉宸在1941年到1943年之间，亲手搭起来的一整套运转机制。
这套机制是怎么运作的，当时知道全貌的人并不多。
等到它的每一个齿轮转起来之后，所有看懂的人才意识到，那一步棋走得有多深，走得有多稳，而它带来的，也远不止账面上那一百多万的盈余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