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上红船却是创始人，用一生告诉年轻人什么是会思考的芦苇

1921年夏天，嘉兴南湖那条画舫上坐着十三个人，平均年龄28岁，年纪最小的只有19。他们要开天辟地、敢为人先，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这艘船的掌舵者并没有来，他没上红船却是创始人——陈独秀。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里写过一句著名的话——“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陈独秀就是这样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唤醒了一代青年，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独秀宣布：“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

陈独秀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你什么是独立思想，什么是会思考的芦苇。

陈独秀1879年生，安庆书香门第，祖父逼他走科举。1896年17岁考中秀才，次年去南京应试江南乡试——这一趟算是把

乡试看穿了，他在《实庵自传》写着，"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

陈独秀彻底抛弃科举这一套，一头钻进康梁的思想里了。

陈独秀2岁丧父5岁过继给嗣父陈衍庶，陈是晚清道员，日俄战争抽马税发的家，北京琉璃厂开着"崇古斋"，安徽贵池八百亩地，王石谷的画藏两百多件。怪不得有人说陈独秀是大世家出身，偏偏陈独秀不愿意做什么华胄公子，选择了理想和信仰。

胡适在北大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时提过一个细节：陈独秀一次到北京，家里开的琉璃厂大铺子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请他去视察赏脸，他回"铺子不是我的"。
1925年五卅尾声，英国工党左翼领袖勃劳顿访沪见他，当面问："国内外报纸尝载陈家拥巨资，确有其事乎？"陈指着隔壁屋开玩笑："吾之财产，全此乎矣。"——隔壁放的是党中央文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

陈独秀寄希望于年轻人，1915年9月上海《青年杂志》创刊（翌年更名《新青年》），陈独秀在创刊号《敬告青年》里给青年立了六条标尺：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陈独秀点燃了年轻人的激情，从思想上启蒙年轻人，引导年轻人开始进入创造中国历史的主角。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横空出世，“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杨振声《回忆五四》）。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里喊过"陈君万岁，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称他是"思想界的明星"，"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936年跟斯诺聊天还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讲话里又提了一次："陈独秀最早告诉我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在传统守旧派眼里，陈独秀就是一个“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非法的叛逆”（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陈独秀不仅仅是年轻人的精神导师，而且是一个身体力行者和伟大实践者。

陈独秀说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研究室与监狱》）

这不是陈独秀的空洞说教，是陈独秀五次坐监狱的实践证明，这是陈独秀告诉年轻人思想独立所付出的代价。

第一次：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反袁失败被捕。

第二次：1919年6月11日，北京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第三次：1921年10月4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新青年》编辑部被捕，罪名宣传过激思想。

第四次：1922年8月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被捕。

第五次（时间最长）：1932年10月15日，上海国民党政府罪名危害民国罪。

陈独秀1933 年在江苏高院辩诉状里这样说自己：“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予今三十余年。”（《陈独秀自撰辩诉状》）

陈独秀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共产国际的命令照样不迁就。1929年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一声令下“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不以为然，写信给中央认为这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胡适说陈独秀是“一个终身反对派”（胡适《〈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序》）事实确实如此，蒋介石封官许愿花钱收买，陈独秀拒绝；延安方面要陈独秀做书面检讨才行，陈同样拒绝。不迁就不买账，人格独立思想独立，陈独秀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绝不迷信权威。陈独秀不但质疑共产国际，也质疑斯大林，1929年给中央的信里，他甚至敢提"公布列宁遗嘱"（遗嘱核心是调开斯大林），等于公开挑战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权威。

陈独秀的结局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陈独秀态度很坚决，称“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不同的任何同志。”（《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

陈独秀的厉害之处不光质疑别人，也质疑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质疑自己信仰一辈子的理论，1941年12月23日陈独秀给郑学稼的信宣告：“弟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惜精神不佳，一时尚不能动笔耳！希望大作早成，得一读为快。”

晚年陈独秀的反思别有洞天，从最早质疑斯大林到最后质疑苏联的制度，1940年《我的根本意见》中说，“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来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雪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例如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对于民主，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有重新的认识：“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把独裁制抬到天上，把民主骂得比狗屎不如”。陈独秀还认为不管无产级阶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通过报纸看到苏联大清洗，开始质疑所谓的苏联模式斯大林体制，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说的很明白“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陈独秀的预言很准确，二战以后出现了一大批斯大林式的人物。

陈独秀从早期的追随康梁到五四启蒙又到列宁主义，半路又信托洛斯基，最后从监狱出来到江津反思民主，陈独秀的步伐从来没有断过，不断否定自己的前半生，1941年陈独秀给胡适、孙洪伊写信自述：
“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问其售自何家……”

陈独秀是个被各方排斥的人物，真是姥姥不爱舅舅不疼，共产国际开除他，国民党抓他进监狱，他一共戴过九顶帽子：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

1938年，康生受王明指示，公开发文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汉奸”，说他领日本“每月三百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

1984年中宣部正式文件明确：三十年代王明、康生诬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

陈独秀的思想一生都在变，不变的是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独立，不迁就任何人，从来不怕孤立，任何条件下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始终是根会思考的芦苇，真正做到“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