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仅用于叙事呈现！
市委书记要来厂里视察的消息，让整个机械厂都跟炸了锅似的。
厂长朱鑫提前三天就开始折腾，擦玻璃、刷油漆、做横幅，连车间角落里那台废弃的老车床都重新刷了漆。
我蹲在角落修钳台，心里想，这都四十年了，哪个领导来不是走马观花？
可那天下午，当沈洪波走到我工位前，突然掏出块手帕擦汗时，一张泛黄的粮票从手帕里掉出来。
我弯腰去捡，整个人都愣住了——那粮票背面用铅笔写着一个小小的“程”字，是我当年怕他弄丢，顺手写上的。
01
老厂长退休那天，全厂职工在食堂开了个欢送会。
我坐在角落里，端着搪瓷缸子喝散装白酒。
老厂长敬酒敬到我面前，拍着我肩膀说：“德江啊，你在厂里干了二十八年了吧？你这手艺是顶好的，就是脾气太倔。”
我笑了笑，没吭声。
旁边有人接话茬：“老厂长，程师傅那叫有骨气，不弯腰。”
说这话的是刘国栋，跟我一个车间的老工友。他喝得脸红脖子粗，说话也不怎么经脑子。我拽了拽他袖子，让他少说两句。
新厂长朱鑫就坐在主桌上，端着酒杯，笑眯眯地跟厂办主任说话。
那天晚上回到家，老婆肖萍问我去不去参加新厂长的接风宴。
我说不去，一个破工人，凑那个热闹干啥。
肖萍白了我一眼，把碗往桌上一顿：“你就犟吧，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别烧着自己就行。”
我没接话，蹲在门口抽烟。
六月的天，闷热得很，树上的知了叫得人心烦。
第二天上班，朱鑫就来了个下马威。
他带着厂办的人，挨个车间检查。
走到我们车间时，他站在我那台老钳台前，皱着眉头看了半天，然后用手擦了一下台面，举着手指头说：“程师傅，你这工作台跟猪窝似的！”
我抬头看着他，没说话。
他身后跟着一群人，都等着看我怎么接话。
“这台子用了二十年了，”我说，“油泥渗进铁皮里了，擦不掉。”
“擦不掉就换新的！”朱鑫的声音很大，整个车间都能听见，“咱们厂是国营老厂，市委书记要来看，你这破台子摆在这儿像什么话？”
我说：“能干活就行。”
“你……”朱鑫脸都绿了，指着我半天没说出话来。
最后还是厂办主任打圆场：“程师傅，朱厂长也是为了咱们厂好。您就换一台吧，反正也不是让您自己掏钱。”
我没再吭声，低头继续修手里那把撞坏了的车刀。
朱鑫带着人走了，刘国栋凑过来小声说：“老程，你这是跟新厂长杠上了？”
“没有，”我说，“实事求是。”
“得了吧你，”刘国栋摇头，“人家是新官上任，你就不能低个头？”
我没理他，把那把修好的车刀卡到刀架上，试了两下，响声很脆，活干得漂亮。
下午，厂办的人抬了台新钳台过来，旧的直接拉走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心里不是滋味。
这台老钳台是我刚进厂时师傅留给我的，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划痕，哪条划痕对应哪道工序，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换了新的，手感都不一样。
可我没说什么，该干活还得干活。
下班回家，肖萍问我厂里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新厂长给换了台新钳台。肖萍看了我一眼：“这么好说话？”
“那要不咋的？”
“你呀，”她叹了口气，“我就怕你这脾气吃亏。”
我没接话，去阳台抽烟。
阳台上那棵老栀子花开得正旺，香味一阵一阵飘过来。我掐灭烟头，看着楼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觉得这日子过得真快。
一晃二十八年了。
当年进厂的时候，我才十八岁，跟着师傅学手艺，一个月挣三十二块钱。现在倒好，五十六了，每月工资涨到两千多，可还是在这车间里转悠。
晚上躺在床上，肖萍跟我念叨女儿的事。女儿在省城上班，今年三十了，还没结婚。
“你闺女的事你管不管？”肖萍翻了个身，脸冲着我，“上回介绍那个公务员，人家多好，她偏看不上。”
“孩子的事她自己做主，”我说，“你别瞎掺和。”
“我瞎掺和？你这当爹的一点不操心，我能不……”
“行了行了，”我翻过身去，“睡觉。”
肖萍在背后嘀咕了几句，我没听清。迷迷糊糊中，脑子里闪过一些旧事，都是二十多年前的画面，乱七八糟的。
我梦见自己蹲在学校门口，手里攥着一沓粮票，手心全是汗。
02
那个梦让我一宿没睡踏实。
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我翻了翻旧柜子，想找点东西。
柜子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物件：几本旧书、一沓票据、女儿小时候的作业本。我翻到最下面，找到一本老相册，封皮都烂了。
打开第一页，是张黑白毕业照。
1982年的，县一中高三（2）班。照片上四十多个孩子挤在一起，笑得龇牙咧嘴。我蹲在第二排左边，旁边站着沈洪波。
他穿着一条补丁摞补丁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拖鞋——不，不是拖鞋，是废轮胎割的鞋底，上面绑了根布条。
那时候学校穷，大家都穷，但像沈洪波这么穷的，全校也没几个。
他家住在县城边上，父亲在他九岁那年去世了，母亲靠给人家洗衣裳供他读书。他每天中午都蹲在教室后头，啃从家里带来的咸菜疙瘩。
我跟他同桌两年，从没看他吃过午饭。
第一次注意到他，是高二那年冬天。
那天中午下了大雪，同学们都去食堂吃饭了，教室里就剩我俩。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书本，手里攥着半个窝窝头，就着凉水往下咽。
我看见他手上有冻疮，肿得跟胡萝卜似的。
“你咋不去食堂？”我问他。
他愣了一下，赶紧把窝窝头塞进抽屉里，说：“我不饿。”
那笑容很勉强，嘴角都是干裂的血口子。
我没再问，但心里记住了。
后来我就开始留意他。他每天穿的衣服就那么两件，洗得发白，裤脚短了一大截。冬天就一双解放鞋，脚趾头都能看见。
班主任找过他几次，说要给他申请助学金，他都推了。
有一回我听见他跟班主任说话，声音特别小：“老师，我妈妈说了，我们不能欠公家的。我自己能扛过去。”
我躲在门外听了，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那时候我家里条件还行，父亲是厂里的八级工，母亲在街道办上班。虽然也谈不上富裕，但起码吃喝不愁。
我动了想帮他的念头，但不知道咋开口。
直接给钱吧，怕他想多。给吃的吧，又怕他不要。我琢磨了好几天，终于想了个办法。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往他书包里塞点吃的。
最开始是馒头，后来加个鸡蛋。他每次发现都四下张望，我看见他眼眶红了，但假装没看见。
可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
真正下定决心帮他，是因为他家出了事。
那年春天，他母亲病倒了，洗衣裳的活接不了，家里断了收入。他想辍学回家，被班主任拦住了。
那天放学后，我跟着他走出校门。他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我没听见哭声。
我心里堵得慌。
回到家，母亲正在做饭。我看着她从柜子里拿出一沓粮票，数了数，塞进米缸里。
那是我们家半年的口粮，每月每人三十斤，父亲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趁父母都去上班了，我掀开米缸，把那沓粮票拿了出来。四十八斤，厚厚一沓。
我攥着那沓粮票，手心全是汗。
到了学校，沈洪波坐在座位上，面前摊着一本书，眼睛却看着窗外。我装作整理书包，把粮票塞进他抽屉里。
他低头看见那沓粮票，愣住了。
“谁放的？”他问。
我没说话，假装在看书。
他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
后来他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靠着墙站了好一会儿。
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肩膀一直在抖，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那天晚上回家，父亲发现粮票丢了。他问我是不是我拿的，我咬着牙不承认。父亲气得抄起笤帚就打我，我一句话也没说。
母亲在旁边抹眼泪，拉着父亲：“别打了，孩子要是拿了，肯定是有原因的。”
父亲打完我，蹲在门口抽了半天烟。
那之后，我好几天没跟沈洪波说话。不是不想理他，是不知道咋面对他。
周末那天，他来找我，递给我一个布袋子，里头装着几块咸菜。
“我妈腌的，”他说，“你尝尝。”
我接过来，抬头看他，他冲我笑了一下，转身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他笑得那么开心。
我站在门口，咬了一口咸菜，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03
手里这张粮票，跟当年一模一样。
全国粮票，写着“伍市斤”三个大字，盖着红色印章。
四十多年过去，纸都发黄了，但字迹还很清楚。
背面那个用铅笔写的“程”字，是我当年怕他弄丢，顺手写上去的。
我坐在床边，把那张粮票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肖萍端着一碗粥走进来，看我在那发呆，说：“咋了，拿着张破粮票看半天？”
我赶紧把粮票收起来：“没什么，找旧照片了。”
“什么旧照片？”她凑过来看，我把相册合上，“你爹那辈的，你不认识。”
肖萍没再追问，把粥放在桌上：“吃吧，上班要迟到了。”
我端着碗，喝了口粥，脑子里还在想那张粮票的事。
今天下午，沈洪波来厂里视察。
我低头修车刀，余光看见一大群人走进车间。
走在最前头的是朱鑫，点头哈腰的，笑容堆了一脸。
他身后跟着一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个头不高，但腰杆挺得很直。
我没抬头，继续干活。
那个人在我工位前停了下来。
我听见朱鑫在他身边说：“沈书记，这是我们厂的老技术员，程师傅，手艺很好的。”
那个人没说话。
然后我看见他从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手帕是白色的，洗得很干净，上面还绣着一朵小小的兰花。
一张泛黄的粮票从手帕里滑出来，飘落到地上。
我弯腰去捡。
手指碰到那张粮票的瞬间，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背面的铅笔字，虽然已经模糊了，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抬起头，那个人已经走远了，只留下一个背影。
他走得很慢，步伐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在。
我蹲在地上，握着那张粮票，脑子里一片空白。
“程师傅，程师傅？”
厂办的小姑娘喊了我好几声，我才反应过来。
“哦，什么事？”
“朱厂长找您去办公室。”她说。
我把那张粮票塞进工作服口袋里，站起来，腿有点发软。
到了厂长办公室门口，朱鑫正端坐在办公桌后面，看见我来了，站起来笑了笑：“老程，来，坐。”
我没坐，站在门口：“厂长找我啥事？”
“那个，刚才沈书记在你工位前停下了？”他问。
“嗯，掉了张粮票，我帮他捡起来了。”
“粮票？什么粮票？”他追问。
“就是张旧粮票，”我说，“不知道啥时候的。”
“那你认识沈书记吗？”
我愣了一下：“不认识。我一个工人，咋能认识市委书记。”
朱鑫皱着眉头看了看我，没再追问。他摆了摆手：“行了你回去吧，好好干活。”
我转身出门，顺手把门带上。
回到车间，刘国栋凑过来：“老程，厂长找你干啥？”
“问了几句闲话。”
“我听说沈书记在你跟前停了半天，你小子是不是认识他？”
“不认识。”我说。
“那你走什么运了？”他拍了一下我肩膀，“该你升官发财了。”
我没理他，回到工位，接着修那把车刀。
屁股刚坐稳，兜里那张粮票就开始烫我心了。
下班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张粮票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
铅笔字有点糊了，但还能认出来是个“程”字。是我当年亲手写的，错不了。
他在身上带了四十多年？
我心里一惊。
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大可能。他一个市委书记，身上装着四十几年前的粮票干什么？也许是巧合，碰巧长得像，碰巧也有个铅笔字。
可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那一宿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当年的事。
第二天早上，厂办主任亲自跑到车间来找我：“程师傅，晚上有人请吃饭，让我转告你。”
“谁？”我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已经猜到了。
04
那家小饭馆开在城西老街上。
我推门进去时，店里只有一个客人，背对着门，坐在角落的位置上。头顶的电风扇呼呼地转着，吹得墙上挂的菜牌子啪嗒啪嗒响。
“来了？”他转过身，冲我笑了笑。
是沈洪波。
四十多年没见，他变化很大。
头发白了一半，脸上也有了皱纹，但那双眼睛没变，跟当年一样，看人的时候很专注，像是要把你整个人看透似的。
他穿着一件灰色短袖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面前摆着两瓶二锅头。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不知道该说啥。
他看着我好一会儿，嘴角动了动：“老程，你瘦了。”
“老了，”我说，“你也老了。”
他笑了，笑得有点苦涩：“四十年了，谁能不老？”
他倒了两杯酒，推给我一杯。我端起来，抿了一口，辣得嗓子发紧。
“那天你在车间，”我说，“那粮票……”
“是我故意掉的。”他打断我。
我一愣。
“我怕你不认我。”他说。
我看着他，沉默了。
这些年，他不是没想过找我。
调来市里当书记时，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找我。
可翻遍了档案，发现我已经从县机械厂调到市里来了，但是具体在哪个岗位，档案里写着“技术员”。
他想来找，又怕。
“怕什么？”我问。
“怕你嫌我。”他端起酒杯，一仰头，干了。
我也干了那杯酒，辣得眼泪都出来了。
“老程，”他放下杯子，看着我说，“那四十八斤粮票，救了我一家人的命。”
我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来。
他告诉我，那天他在学校发现粮票时，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了一场。
回家跟母亲说了，母亲让他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说这是遇到贵人了，这辈子都不能忘。
后来他考上军校，临走前让他母亲把那张粮票缝在他的衬衣口袋里。
他当兵那些年，换了十二个连队，搬了二十多次宿舍，丢了无数东西。唯独那张粮票，他一直带在身边。
“当连长的时候，”他说，“有一回搞演习，掉河里了，我什么也没管，先把那个内衬口袋按住。”
我听他讲这些，心里翻江倒海的。
“其实，”我开口，“当年那粮票不是我的。”
他愣住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