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濯读《红鞋城》｜“王朝汲取”的循环：乡村财政与社会坍塌

来源：澎湃新闻

《红鞋城：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 （1906-1950》，田毅、赵旭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372页，59.00元

“中国的秘密不在宫墙内，而在广阔的大地上。”《红鞋城》以此语开篇，不仅定下了微观史的基调，更精准地切中了中国近代史最核心的矛盾：帝王与国家最想知道的，无非是土地之上“几物可税、几人可役”。在红鞋城这个黄河“几”字弯上的塞外小镇，包税人成了揭开这一千年之谜的钥匙。

在中国基层治理的语境中，“税”从来不仅仅是经济收支，更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与基层政权演变，始终伴随着一条财政税收和资源汲取的主线。从晚清的财政危机、近现代军阀割据的军事征发，到1949年后的国家整合，乃至改革开放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国家如何在广袤的乡村社会中识别资源、确立汲取渠道并维持基层秩序，构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重要议程。

田毅与赵旭在多年前的《他乡之税》记录了1976年至2006年间一个北方普通乡镇“平城”的财税变迁。在《红鞋城》中，他们则复原了1906年至1950年间萨拉齐县一个塞外小镇的征税权承包史，尽管时代更迭，但在财政汲取、中介代理与基层政权建设的深层逻辑上，始终存在着某种结构性连续。在这部《他乡之税》的“前传”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北方小镇的浮沉，更是一部关于财政如何塑造国家、劣质税收如何勒断时代呼吸的社会科学标本。

田毅、赵旭著《他乡之税》

国家内卷化：经纪体制的“劣币逐良币”

在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经典的华北农村研究中，“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核心概念，被用来描述乡村中权力结构和社会联系的具体形态。他认为，清末乡村存在着“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的博弈。前者由地方乡绅担任，属于代表并致力于维护社区及民众利益的中间人，利用威望缓冲国家汲取和协助国家治理；后者则是纯粹的利益掮客，力图利用职权获取最大利益。

杜赞奇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红鞋城》的故事开场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背景是晚清新政财政压力向下传导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在萨拉齐厅大庙前，地面像被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成百上千的农民像潮水一样涌来，将大庙团团围住。清廷面临巨额庚子赔款与洋务、新政开支的巨大缺口，迫切需要挖掘新的税源。萨拉齐厅同知屠义将大庙征用为“土地丈量分局公所”，试图通过清丈土地来实现加税，却引起暴动。

晋人走西口垦荒，形成了“有地无纳粮”或“大亩”（实际面积大于纳税地租面积）的传统默契，官民本相安无事。然而，当国家试图以强制性工具将地亩数“卡实”并加税时，这种默契彻底破裂。大庙原本是供奉河神的公共空间，这一神圣自治空间向国家征税所的性质置换，更是激起了走西口移民集体的本能抵制。

屠同知登上高台大声“开导”，暗中计划弹压，却遭遇了由同盟会会员、八卦掌武师吴英秘密串联的各乡保甲、会首和“粮头”等地方实力派的暴力抗议。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砖石如雨”般砸向高台，三间庙房被瞬间拆毁，清丈官四散奔逃，官府公所被迫关闭。这场抗税暴动表明，在帝制晚期，当国家行政权力直接侵入乡村最基础的生存利益时，乡村社会在地方精英组织下，会爆发出极强的自我保护与暴力拒税力量。

在大庙暴动的前一年，红鞋城正面临着长达三年的黄河决口水患。屠同知却只出口舌，斡旋请地方的“四大名人”出头筹资筹工打坝。这一时期的红鞋城士绅精英，展现了典型的“保护型经纪”特征：商绅侯大红不仅是红鞋城第一大户，更是吴英的徒弟，习武仗义，地广粮多。为了挽救土地和村庄，他几乎拿出了家中所有的存粮和现钱，甚至在连续三天三夜的抢险中泡在水里，以“裸体打坝”的传奇举动，在地方上确立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感召力与乡绅权威；士绅岳瑞五是附生出身，饱读诗书，逻辑严密，专门负责调解乡里争执；名医王正耿直敢言，连知县也敬重三分；木匠焦二成手艺精湛，曾佯装打架引开税官以协助私盐贩子逃脱，代表了民间社会对不合理征税的温和抵制。

四大名人在乡村记忆中，“更像这片土地上长出的庄稼，被大地滋养，被众人尊敬”。他们以大榆树下的神树信仰、奶奶大庙的庙会为纽带，承担起乡村的公共事务。这一时期，国家权力与非正式的乡村中介之间，维持着一种脆弱的、以道德和共同体利益为界限的动态平衡，商绅和士绅主要作为本土利益的保护者而存在。

随着清末新政上马，财政压力陡增。1907年大庙前的“石雨倾盆”，正是杜赞奇所言的“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效益，而是靠复制和扩充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职能，结果导致行政效益下降，社会压榨加剧。

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响，虽然终结了帝制，却给萨拉齐县府送来了难以承受的“财政哑巴亏”。县府人未变、事如前，但清兵预支、晋军借款、赎城经费这凭空多出来的三项开支，以及县商会“无从筹集”的表态，让县知事不得不向当地银铺紧急借款两千一百四十二两白银来垫付这笔“革命亏空”，再疯狂加税。此后，军阀混战、各路好汉的“协饷”摊派如潮水般涌来，基层社会生态急剧恶化。

倪玉平与周健的研究显示，晚清及民国的地方财政中，军费开支常占六成以上。而根据《红鞋城》的记载，在十数年间，萨拉齐县府财政支出中的“武力支出”从原先的一二成也暴涨至六成以上，彻底压垮了正常的税收预算。

《红鞋城》生动展示了基层经纪人的“质变”逻辑。到了民国中期，随着财政压榨的极限化，具有威望的士绅纷纷逃离中介位置，侯大红式的“老名人”体系由于试图维持地方利益而遭到镇压。负责新农会日常事务的李马驹死于狱中，标志着乡村社会第一道保护层的断裂。取而代之的是“小耳朵”高德荣这种集乡长、牙商、包税人于一体的“新人”。他们不再保护社区，而是利用国家的“合法伤害权”进行分肥。

当基层政权变成一个单纯的“催派机器”时，“权力的文化网络”也就失去了其整合功能。权力的介入不再是为了提供安全与赈济，而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黄宗智在研究华北小农时提到“过密化”或“内卷”，认为小农在土地资源匮乏下投入超额劳动以换取边际报酬，仅能维持生计。在红鞋城这里递减的不仅仅是农业产出，更是行政产出：政府规模在膨胀，汲取手段在升级，但解决社会危机、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的能力却在萎缩。

赋税扩张和制度化积弊：债税合流下的“税奴”与“债奴”

岩井茂树在《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中提出的“正额外财政”，是理解中国王朝财政的关键：中国王朝倾向于在财政问题上固守祖制（“原额主义”），维持固定的、低水平的“正额”收入；当面临战争或行政扩张等紧急支出时，则依赖于具有极强弹性的“额外附加”。明清财政实质上是中央集权下的“正额财政”与附加性、追加性征收构成的“正额外财政”相结合的互补结构，“陋规”和法外收入正是使得国家法定的田赋得以维持的润滑剂。

岩井茂树著《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

在红鞋城，这种未被纳入国家正式法定制度（“非经制”）的财政逻辑展现得淋漓尽致。萨拉齐县府在面对辛亥革命后的财政虚空时，发现“官办不如商包”。由于缺乏官僚化的征收网络，县府不得不将煤炭、渡口、集市交易等税权通过“招标”形式包给商人。煤炭包税商奢哩、牙商高德荣等“新人”因此登上历史舞台。

在《红鞋城》中，这种“正额外财政”逻辑体现为民国政权在应对辛亥革命带来的“三份哑巴亏”时，对传统田赋之外各种捐项的疯狂开采。萨拉齐县的煤炭包税、集市牙税，本质上都是国家在无法建立正规征收系统的情况下，将“汲取权”折价变现的产物。

这种“包税漩涡”不仅是税收手段，更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积弊。正如《红鞋城》所记录的，煤炭包商层层分包、串包、分肥，导致税负呈几何级数增长：1912年至1929年，九处煤炭关卡的包价从一千四百余元飙升至一万五千大洋。可以说，当国家行政汲取力度超越基层社会和市场的实际承载力时，由于缺乏理性的、低成本的科层化汲取网络，国家就不得不走回“非正式代理人包税”的内卷化老路，折射出中央集权下的财政紧缩与地方治理成本扩张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正如王业键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晚清至民国的价格波动使财富集中于商人之手，而靠赋税为生的官吏生活水平并不因物价上升而下降，反而通过摊派加重了底层负担。红鞋城的“陆陈行”（粮食加工作坊）在大旱与赋税的双重夹击下元气大伤，这种“正额外”的掠夺不仅掏空了乡村的盈余，也摧毁了生产的动力。

在国家、包税人与土匪的“三重盘剥”下，黄宗智所言的贫乏但效率很高的传统农业“均衡”被彻底打破，演变为大旱之年的万人坑，生存逻辑被进一步扭曲为“税奴”与“债奴”的绞索。

王业键的研究指出，晚清至民国，田赋正额之外的附加税和津捐比例常达正额的数倍。在红鞋城，这种比例同样惊人，田赋之外的各种教育费、保卫费、招待费不可胜数。在民国政权的超额汲取下，红鞋城人面对的十五种苛捐杂税（田赋、地方附加、保卫费、租钱、教育费、建设费、乡公所费、区公所费、军草差车费、神社、招待官人费、屠宰费、印花费、看田费、公安费）压得他们无法喘息。平均每顷土地要分摊大洋二十元，而当时王邦郎由于吸食大烟，欠下高利贷，不得不将自己正房一间半、西房三间、东西宽两丈五尺的雕花正房，以三十大洋的低价变卖，所得几乎全部用来抵缴“官粮神社”，还被迫捆绑妻子卖掉以偿还税款。

这种压力直接催生了“债税并网”：农民交不起现金税，只能求助于高利贷；而高利贷者往往又是包税人的资金池提供者。高利贷与包税在基层的合体，在此时达到了顶峰。一种形式是孟富、孟荣的“垫税”兼并，孟家兄弟在红鞋城开着小酒馆与旅店，弟弟孟荣当保长，手握征税大权，每当贫苦农户无力上缴现大洋官粮时，哥哥孟富便出来帮其“垫税”。这一来，原来欠国家的官税，就转变为欠孟家五分到八分的高利贷。到秋收时，还不起钱的农民只能将祖传的顷地、好马拱手抵押给孟家。

另一种形式则是李耀庭的高利贷网。李耀庭家凭借长工苦干攒下五百亩地，他虽然不任乡长，但在大旱之年利用手中的余粮，大规模放高利贷，以“死契粘单”（地契上粘上借条，到期不还直接撕去借条，土地权彻底归李家）等形式，在隐秘中通过高利贷控制了红鞋城大半农民的家底。

税收和高利贷在基层的结合，犹如一把巨大的铁钳，将中国乡村的生存资料彻底榨干。这促成了五区区董张季颖的最终辞职，这位在萨拉齐黑白两道甚至国军、土匪之间极有公信力的张先生，深感“这事越来越麻烦”。他最终发现，在“只取不给”的财政机制下，任何基于个人道德的政治参与都是无效的，于是只能带着“诗礼传家”的门匾，退隐红鞋城。

这里的深层逻辑在于“税权”与“债权”的合体。孟富、李耀庭等新名人的兴起，依托的是“垫税”需求——农民无力交现金，便求助于高利贷；高利贷者同时担任包税中介，通过“死契粘单”取得农民的土地。这正应了《潜规则》中关于“官家主义”财政逻辑的论断：代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用“合法伤害权”获取灰色收益。

治理的悖论：孔飞力的“根本性议程”

孔飞力（Philip Kuhn）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一个根本性命题：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超越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构成了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核心维度，而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正是政治控制与建制议程的物质基石。在孔飞力看来，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若要实现，必须超越僵化的中央集权；但由于国家缺乏直接触达基层的官僚系统，不得不依赖中间人进行“承包”。

孔飞力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正如和文凯在《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中所言，现代财政国家能否形成，取决于国家能否建立起一套基于间接税的长期公债体系和信用体系。在缺乏信用的系统里，国家只能通过短期的、掠夺性的方式向下摊派，而基层权力则通过“债”的形式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对底层民众持久的剥削。

和文凯著《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

在红鞋城，我们看到了这种转型的完全失败。萨拉齐县府依赖包税，是因为它无法建立起集中征税的官僚制度，也缺乏发行债券的信用支撑。当包税商王还庆欠下万余大洋“坏账”时，县府除了押解质询外束手无策，最终只能因循守旧。红鞋城修城墙、请薛大发带领民团，本质上是由于国家无法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社会被迫进行“自费防御”。这种极度缺乏“反哺”的财政循环，使得信用体系彻底崩溃。

在红鞋城的微观世界里，国家权力的渗入并非出于救灾或防疫等公共利益，而是为了纯粹的汲取。当国家对1932年的霍乱瘟疫视而不见时，民众只能在大庙里“送瘟神”，民众对权力的认同由此便彻底崩塌了。这种统治正当性的丧失和对权力认同的坍塌，预示了政权的倒台已为时不远。日本投降后，民国重新接管红鞋城，但很快卷入了内战的无底深渊，征粮征兵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抓兵、买卖壮丁、逃兵沦为匪并枪杀同乡，将红鞋城拖入了血腥的内战绞肉机，民国在基层的控制力彻底崩溃。

在一片废墟和混乱中，接管红鞋城基层财政和包税体系的，是山西人史立三。史立三在红鞋城明处的身份是屠宰税“包税人”和乡政府“经济干事”。他身材高大、好下象棋，和保长、牙商以及乡长打得火热。当县长要调走史立三时，几乎所有的保长、乡长居然联名写信为他背书担保，称他“疾恶如仇”“相处如兄弟”。

然而，他们都不知道史立三的真实底细：他是一名在1937年入党、秘密潜伏在国民党和日伪系统、天主教会内长达十余年的老地下党员。他利用旧政权的“包税机制”，不仅成功站稳了脚跟，还掌握了最核心的税源与人口档案。可以说，包税制不仅为旧政权输送血液，也在暗中滋养了它的掘墓人。

1949年9月，红鞋城和平解放。具有极强识人能力的师政委入驻张家大院，建立六区区委。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师政委通过工作组、党员干部、民兵与积极分子重建了乡村的神经末梢——“乡村社会有了自己人”。

这一高密度的国家建构力量，在1950年1月13日展现了其惊人的成果。作为清丈测量试点村的阳向营，向区委提交了《阳向营村地籍草图》，村里四百余户农民、数十顷盐碱地和沙地的所有人姓名、亩数、肥力边界被一清二楚地标画了出来。千百年来，历代帝王最想知道，却始终得不到解答的谜题——“广阔的大地上，究竟几物可税、几人可役”，在这一刻被彻底解开。现代国家在基层的完全建构，直接宣告了古老包税制的终结。

现代化重构：用公共财政契约换取包税人手上的“自毁按钮”

《红鞋城》的结语极具震撼力：包税人这群掌握“输血管”的小人物，无意中按下了时代的“自毁按钮”。这种自毁，本质上是王朝财政机制在资源极限提取后的必然崩溃。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这些税收掮客往往被描绘为怯懦、算计和曲意逢迎的丑角。然而，当国家的汲取压力过度向下倾泻时，正是这些非正式的中间人，依靠着高利贷、连坐和暴力，维持着这个虚弱而独裁的中央的最后生命线。不过，这种将公共权力外包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包税人的每一次加码，都在侵蚀国家合法的汲取根基；包税人自身的破产或抵抗，最终使国家在基层的血脉断绝，亲手按下了政权自毁的红色按钮。

从王朝财政机制的角度看，包税制是帝国行政能力匮乏时的权宜之计，却在转型期异化为毁灭乡村社会的毒药。红鞋城的兴起得益于清代前期的市场活络与相对稳定的贡赋体制；而其凋敝则源于晚清至民国时期国家在建设“现代财政体系”过程中的进退失据——它保留了帝制时代掠夺性的中间人，却未能建立起现代契约下的保护网。

缺乏信用后的制度重构，使得清末至民国的财政改革沦为单纯的“向地方要钱”。通过王邦郎的契约、高德荣的耳朵和张季颖的辞职，《红鞋城》向我们展示了宏大时代在底层裂开的缝隙。这是一部关于权力的寓言：所有试图通过单一榨取来维持统治的财政逻辑，最终都将走向自我湮灭。

从《红鞋城》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财政治理隐秘暗线的三大特征：其一是汲取的代理化，国家总是倾向于通过中介（包税人或基层干部）进行非正式汲取，以降低征收成本。其二是风险的下移化，财政缺口总是由最无力的底层（税奴、债奴）通过卖地、举债来填补。其三是权力的内卷化，行政机构在规模上的扩张并不必然带来治理质量的提升，反而有可能导致中介阶层的腐化与基层社会的原子化。《红鞋城》告诉我们，如果财政逻辑不能从“单纯的掠夺”转向“信用下的保护”，那么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组织如何致密，最终都可能陷入王朝循环中那个“勒断呼吸”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