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草原上的月亮白得瘆人。
我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听见窗外有窸窸窣窣的动静,像什么东西在地上拖着走。
我支起耳朵,紧接着是撬动木板的声音,闷闷的,一下一下,就在墙角那片。
我心提到了嗓子眼,刚要坐起来,一只手突然捂在我嘴上。
冰凉,粗糙,带着一股咸咸的汗味。
胡玉兰的脸凑到我眼前,眼睛在黑暗中亮得惊人。她把嘴唇贴在我耳朵上,声音压到几乎听不见:“别出声,等天亮了你就明白了。”
院子里有什么东西“咚”地一声掉在地上,然后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我僵硬地躺在炕上,大气都不敢出。胡小花缩在炕角,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像草原上的狼崽。
那一夜,我听见了不该听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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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叫赵英彦,那年刚满二十四,在县城物资局当办事员。
说是办事员,其实就是跑腿的。省城分来的大学生,先得在基层磨几年。可我没想过,这磨的第一次,就给我磨到了鸟不拉屎的地方。
八月底,局里让我去乌尼特牧场,核实去年一批救济物资的下落。
科长把档案袋往桌上一扔,说:“小赵,这个任务你接。去年拨了面粉、棉衣、药品,还有几百发子弹,但牧场那边说没收到。你去查查,到底怎么回事。”
我当时愣了下:“几百发子弹?”
科长头都没抬:“牧区打狼用的,每年都拨。”
我没再多问。在县城待了几个月,我也知道规矩——领导安排的活儿,干就是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骑着局里那辆破二八大杠,后座绑着铺盖卷和军挎包,就出发了。
地图上标的乌尼特牧场,满打满算六十公里,但那是直线距离。
草原上的路弯弯绕绕,好多地方连路都没有,只能顺着车辙印骑。
我蹬了整整一天,太阳偏西了才看到几座稀疏的土坯房。
白毛风刮得呜呜响,草原上光秃秃的,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
我找到一户人家,敲了半天门,一个老大爷探出头来,眯着眼看我半天:“你找谁?”
“大爷,我是县物资局的,来办事,请问这儿有住的地方吗?”
老大爷指了指西边:“往前走两里地,沙窝子边上,有个寡妇家。你去问问。”
寡妇家。
我当时也没多想,推着车就往西边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看到一座矮矮的土坯院子,院墙上糊着牛粪,三只瘦得皮包骨的狗趴在门口。
我推开门,狗叫了起来。
一个中年女人从屋里出来,围着蓝布围裙,手里握着一把剔骨刀。
她站在门口,上下打量我。草原上的风吹得她头发乱飞,脸上的皮肤粗糙得像砂纸,但眼睛很亮,透着股子精明的劲儿。
“你找谁?”她用围裙擦擦手。
“大姐,我是县物资局来办事的,天黑了,想借住一宿。”
她把那把我从头看到脚,看着我自行车后座的铺盖卷和军挎包,半天没吭声。
“进来吧。”她终于说了句,转身进了屋。
我推着车跟进去。院子里堆着干牛粪和草料,墙角放着几把生锈的铁锹。东边有个地窖,盖板用石头压着,上面长满了草。
堂屋里没啥家具,一张桌子,几把歪歪扭扭的凳子,墙角堆着几个麻袋。东边炕上铺着一床旧棉被,西边炕上堆着杂物。
“把车靠在墙根,别让狗碰倒了。”胡玉兰把剔骨刀放在案板上,“吃饭了没有?”
“在路上啃了俩干馍。”
她从灶台端出一碗黑乎乎的奶茶,还有半张馕饼:“先垫垫,晚上再给你煮面。”
我道了谢,接过碗,发现碗沿有个豁口。奶茶很咸,带着一股子烟熏味。
“大姐贵姓?”
“姓胡,胡玉兰。”
“就您一个人住?”
她没回答,转身去灶台忙活。我端着碗,余光扫到柜子上有个相框,反扣着,看不到照片。
屋里没有男人的东西。没有烟袋,没有酒瓶,墙上连张年画都没有。
炕烧得挺热乎,但我总觉得屋里少了什么。
胡小花从里屋探出头来,瘦瘦小小的一个姑娘,扎着两根麻花辫,眼睛很大,怯生生地看着我。
“叫叔叔。”胡玉兰说了句。
“叔叔。”小姑娘蚊子似的叫了一声,又缩回去了。
那天晚上,胡玉兰煮了一锅面,放了点咸菜和羊肉丁。面很粗,嚼起来有点硬,但我饿了一天,连汤都喝了个干净。
吃完饭,胡玉兰收拾完碗筷,指了指东屋:“你睡那边,铺盖我已经给你铺好了。”
“谢谢大姐。”
我拎着军挎包进了东屋。炕上铺着一张旧毯子,上面放着一床薄棉被。窗户糊着报纸,透不进多少光。
我躺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骑了一天车,两条腿酸得抬不起来。
外面风刮得呜呜响,隐约能听到胡玉兰在堂屋里走动,然后是水声,像是洗脚。
我正要睡着,听见胡小花小声说了一句:“妈,叔叔明天就走吗?”
“别问那么多,睡你的觉。”
“哦。”
然后屋里就安静了。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救济物资的事,科长交代的任务,这个沉默寡言的大姐,还有那个反扣的相框。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外头有狗叫声,但很快又停了。
02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鸡叫声吵醒了。
睁开眼,天已经亮了。阳光透过窗纸照进来,屋里一片昏黄。我爬起来,发现外屋没人,灶台上放着半壶奶茶和几块馕饼。
我洗了把脸,喝了碗茶,推门出去。
胡玉兰正蹲在院子里喂鸡,胡小花蹲在旁边看着。
“大姐,我去走访一下牧民。”
“去哪边?”她头都没抬。
“东边,听说那边有几户人家。”
胡玉兰手里的玉米粒停了一下,但很快又继续撒:“行,早去早回,别走太远。”
我骑上自行车,顺着土路往东走。
草原上的早晨挺凉快,露水打湿了裤腿。路两边长满了芨芨草和骆驼刺,偶尔能看到一群羊从远处经过。
骑了大概半个小时,看到一座土坯房,烟囱冒着烟。我停下来敲门,一个老汉探出头来,满脸褶子,眼睛浑浊。
“大爷,我是县物资局的,来核实一下救济物资的事。”
老汉愣了一下,然后把我让进门。
屋里很暗,只有一个窗户,透进来的光有限。炕上坐着一个老太太,正搓着手上的羊毛。
“老汉我姓王。”老头递给我一碗茶,“你说救济物资?”
“对,去年局里拨了一批面粉、棉衣、药品,还有一些子弹,您收到了吗?”
老汉摇摇头:“没收到。去年冬天,我连件厚棉袄都没穿上。”
“那您知道这批物资去哪了吗?”
老汉犹豫了一下,看了一眼老太太,老太太低着头搓羊毛,没搭话。
“这个……我不好说。”老汉端起碗喝了一口茶,“你问问别家吧。”
我察觉到他话里有话,但没追问。道了谢就出门了。
第二家,第三家,我连着走了四五户人家,得到的答复都差不多:没收到,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
但有一个老汉在门口拉住我,低声说:“小伙子,你往马所长家后院瞅瞅。”
“马所长?”
“派出所的马大彪副所长。他家后院草棚,堆得比往年高。”
我愣了一下,想再问两句,老汉已经关上了门。
马大彪。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县里开会时有人提过,说这个副所长在牧场很有威望,牧民都服他。
但威望这个词,有时候也另有所指。
我在路边停下,翻了翻笔记本,把这名字记下来。
回到胡玉兰家时,太阳已经升到头顶。院里传来一股子酒味,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看到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中年男人坐在堂屋里,胡玉兰站在灶台旁,正在切肉。
“哟,这就是县里来的同志?”中年男人站起来,伸出手,“我叫马大彪,牧场派出所的。”
我跟他握了握手。手劲很大,指节粗壮,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人。
“赵英彦,物资局的。”
“我知道,科长跟我打过电话了。”马大彪笑着说,“小赵同志辛苦了,草原上不好跑吧?”
“还行。”
“来,坐坐坐,正好我今天宰了只羊,咱们喝两盅。”
胡玉兰把切好的羊肉端上来,马大彪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一瓶白酒,拧开盖子,倒了满满两碗。
“嫂子,你也来点?”
“不了,我去看看小花。”胡玉兰擦了擦手,转身出了门。
马大彪看着她走出去,端起碗,跟我碰了一下:“小赵同志,草原上没啥好东西,就是肉和酒管够。”
“马所长太客气了。”
“别叫马所长,叫老马就行。”他一仰头,灌了半碗酒,“听说你是来核实救济物资的?”
“对,去年那批。”
马大彪咂咂嘴:“那批货啊,我清楚。当时是我去县里领的,领回来后,按人头分下去了。”
“分下去了?”
“分了。”他夹了一块羊肉塞进嘴里,“每家每户都有登记,回头我让人把册子给你送来。”
“那就麻烦马所长了。”
“不麻烦,应该的。”他又端起碗,“来,再喝一碗。”
马大彪话多,天南地北地聊,说草原上的狼,说去年冬天的雪灾,说牧场的事。
但我总觉得他话里话外在套我的话,问我县城的情况,问物资局的人事变动,问我来之前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我含糊着应付过去。
一顿饭吃了两个小时,马大彪醉醺醺地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赵同志,有啥事你直接来找我,别客气。”
“好,谢谢马所长。”
他晃晃悠悠地出了门,骑上一匹马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草原尽头。
胡玉兰从里屋出来,手里攥着一块抹布,看着马大彪离开的方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大姐,马所长常来?”
她没回答,只说了句:“以后你少跟他来往。”
“为啥?”
“不为啥。”她把抹布扔在案板上,“你查你的物资,其他的别管。”
我张了张嘴,想问点什么,但看到她那张脸,话又咽了回去。
晚上躺在炕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救济物资的疑点,马大彪的态度,胡玉兰的警惕,牧民们的回避,所有东西缠在一起,像一团乱麻。
胡小花睡在堂屋,隔着一堵墙,我能听到她翻身的动静。
但奇怪的是,她妈不在炕上。
我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院子里传来很轻的脚步声,然后是一阵水声,像是在打水。
我悄悄爬起来,探头往窗外看了一眼。
月光下,胡玉兰正蹲在地窖边上,手里端着一碗什么东西。
她打开地窖盖板,把碗递下去。
然后一个黑影从地窖里伸出手,接过了碗。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胡玉兰盖上盖板,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身往回走。我赶紧缩回被窝,假装已经睡着了。
夜里,风刮得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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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三天,我继续走访牧民,顺便打听胡玉兰家的事。
在一个放羊的老汉那里,我打听出了一些东西。
“胡玉兰男人叫胡占山,三年前骑马出门,就再没回来。”老汉蹲在草坡上,抽着旱烟,“有人说他掉河里淹死了,有人说他被狼吃了,也有人说他跑了。”
“跑了?”
“对,欠了一屁股债,还不起,就跑了。”老汉吧嗒吧嗒抽着烟,“丢下老婆孩子,也够狠心的。”
“他还欠债?”
“欠马所长的钱,好几千呢。”老汉摇摇头,“马所长借给他盖羊圈的,哪知道人不见了,羊也没了。”
我皱了皱眉。几千块在八十年代可不是小数目。
“那胡玉兰现在怎么过日子?”
“给人帮工,放羊,挣一口吃一口。”老汉叹了口气,“也苦,但日子总得过。”
我谢过老汉,继续往前走。心里却一直装着胡玉兰地窖边的那个画面。
她给谁送饭?
那个接过碗的黑影是谁?
下午回到胡玉兰家,刚进院子,就看见胡小花蹲在地上,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
我走过去一看,画的是一个人,歪歪扭扭的,旁边写了一行字:“爸爸回来了。”
“小花,你爸爸去哪了?”
胡小花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我爸爸在地窖里睡觉呢,妈妈不让我说。”
我的心猛地收紧了。
“真的?”
“真的。”小花用树枝在地上继续画,“他晚上会出来,跟我玩。”
我蹲下来,压低声音:“小花,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小花摇摇头:“不行,妈妈说不能让别人知道。”
“为什么?”
“因为……”小花想了想,“因为有坏人。”
我站起来,心里翻江倒海。
晚饭时,胡玉兰端上来的是一锅炖羊肉。她今天话更少了,吃了几口就放下碗,坐在一边发呆。
“大姐,我明天想去东边的沙窝子看看。”
胡玉兰猛地抬起头:“不行。”
“那边有狼。”她语气很硬,“前几天刚咬死了一头牛。”
“我不怕狼。”
“我说不行就不行。”她把碗往桌上一墩,“你乖乖待在屋里,别乱跑。”
我看着她,觉得她的反应很不正常。东边到底有什么,让她这么紧张?
“大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胡玉兰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声音很低:“没有。”
“那为什么不让去东边?”
“我说了,有狼。”她站起来,收拾碗筷,“你睡吧,明天再说。”
我看着她走出门,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草原的夜风吹得窗户咣咣响,我的脑子也跟着嗡嗡响。
04
第四天,胡玉兰一大早就去镇上赶集了。
走之前她特意嘱咐我:“你别出去,看好小花。”
“好。”
她推着一辆破自行车,车后绑着两个空麻袋,说是去买粮食和盐。
等她的身影消失在土路尽头,我开始在院子里转悠。
三只瘦狗趴在地上晒太阳,看我走来走去,眼睛跟着转。地窖盖板上的石压着,但下面好像有动静。
我走过去,蹲下来,耳朵贴在盖板上。
啥声音都没有。
我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正要走,胡小花从屋里跑出来:“叔叔,你想看地窖吗?”
我回头,她站在门口,眼睛亮晶晶的。
“你妈不让。”
“我妈不在,没关系。”她跑过来,弯腰去推那块石头,“我帮你。”
石头很重,她推了几下没推动,我帮忙一起推,石头滚到一边。
盖板下面是一段木梯子,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
“小花,你在这儿等着,别下去。”
我点了一根火柴,扶着木梯子往下走。地窖不大,大概三四米深,地上铺着干草,角落里放着几个坛子和麻袋。
但最让我吃惊的是,靠墙的干草堆上,铺着一床被子,还有一件旧棉袄。
棉袄的领子磨得发亮,明显是有人穿过。
我的心狂跳起来。这里真的有人住。
火柴烧完了,我赶紧又点了一根,蹲下来看那件棉袄。翻开衣领,里面缝着一块布条,用线绣着三个字:胡占山。
胡占山的棉袄。
他活着。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刚要往上爬,突然听到外面传来马叫声。
胡小花的声音飘进来:“叔叔,马所长来了!”
我心里一紧,赶紧往上爬,刚把地窖盖板合上,院门就被推开了。
马大彪大步走进来,看到我站在院子里,愣了一下:“小赵同志,你在干啥呢?”
“哦,我……我看看地窖里能不能存点肉。”我拍了拍手上的土。
“地窖?”马大彪往地窖方向看了一眼,“你家地窖里有啥好东西?”
“没,就一些坛子罐子。”
马大彪没再追问,但眼睛一直往地窖那边瞟。他走到胡玉兰家门口,敲了敲门:“嫂子,嫂子?”
“大姐去镇上了。”我说。
“去镇上了?”马大彪皱皱眉,“一个人去的?”
“对。”
他没说话,转身走到地窖旁边,用脚踢了踢盖板:“小赵同志,这盖板松了,有空得修修。”
“好,我回头钉一钉。”
马大彪又看了我一眼,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小赵同志,草原上蚊子多,夜里睡觉关好窗户。”
“谢谢马所长提醒。”
他翻身上马,打了个唿哨,骑马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心全是汗。
胡小花从门缝里探出头来:“叔叔,马所长走了吗?”
“走了。”
她跑出来,拉着我的袖子:“叔叔,你看到我爸了吗?”
我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小花,你爸爸真的在地窖里?”
她使劲点头:“真的。他每天晚上都会从炕底下的洞钻出来,跟我玩一会儿。”
“炕底下?”
“对。”她拉着我进了屋里,走到东屋,掀开炕席,“你看,就在这里。”
炕席下面,确实有一块木板,大概六十公分见方,跟周围的泥土颜色不一样。
我掀开木板,底下是一个黑漆漆的洞,隐约能看到木梯子。
从地窖到东屋炕底,有一条秘密通道。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小花,这件事除了你和你妈,还有谁知道?”
“没了。妈妈说谁都不准说,说了爸爸就会被坏人抓走。”
我放下木板,把炕席盖上,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胡占山没死,他一直躲在自家地窖里。胡玉兰照顾了他三年,帮他瞒着所有人。而马大彪,一直在找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跟那批救济物资有关。
下午胡玉兰回来的时候,我正坐在院子里发呆。她推着车,车后绑着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脸上全是汗。
“赵同志,今天没啥事吧?”
“没事。”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警惕:“真的没事?”
“真的。”
她没再问,把麻袋搬进屋里。我跟进去,看到她正在从麻袋里往外拿东西:一袋面粉,一小袋盐,几瓶酱油,还有一些药。
“大姐,你买了药?”
“嗯,老毛病了。”她头都没抬。
但我注意到,那药盒上写着“消炎药”和“止血带”。
晚上热了一锅羊肉汤,胡玉兰给我盛了一大碗,她自己却只喝了几口汤。胡小花坐在角落里,吃了小半块馕饼,就放下了。
“小花,怎么不吃了?”
“不饿。”她小声说。
我没再问,但心里隐隐觉得哪里不对。
夜深了,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胡玉兰吹了灯,堂屋里一片漆黑。
我听着外面的风声,竖起耳朵。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听到旁边屋里传来很轻的脚步声。然后是炕席被掀开的声音,然后是木板被搬开的动静。
我悄悄爬起来,探出半个脑袋,往堂屋看。
黑暗中,胡玉兰正蹲在东屋炕边,手里端着一碗羊肉汤。她把汤递进那个黑洞洞的洞口,低声说了句:“趁热喝。”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洞口传出来:“上面那个赵同志,可靠不?”
“不好说。”胡玉兰的声音压得很低,“他是物资局的人,来查那批货的。”
“那他发现我了没?”
“应该没有。”
“玉兰,我不想再躲了。”男人的声音有点哑,“我想出去,跟马大彪拼了。”
“别胡说。”胡玉兰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你出去就是送死。马大彪巴不得你露面,好一了百了。”
“那咱们就躲一辈子?”
“躲到秋天,到时候再说。”
胡玉兰盖好木板,铺好炕席,轻手轻脚地走回来了。
我躺回去,眼睛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心里翻江倒海。胡占山不是跑了,他是被害的。马大彪想杀了他。
而胡玉兰,冒着天大的风险,把他藏在自家地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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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五天,我决定干一件事。
趁胡玉兰又去镇上,我把东屋的木板掀开,顺着木梯子往下爬。底下黑洞洞的,我点了一根火柴,看到一个人影缩在墙角。
“谁?”他声音戒备。
“我叫赵英彦,物资局的。”
“我知道你。”他从干草堆上坐起来,借着火柴的光看着我,“玉兰跟我说过你来查物资的事。”
胡占山看起来不像个四十岁的汉子。
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脸颊凹陷,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得渗出一点血丝。
穿着一件破旧起毛的军大衣,靠在墙上,像一捆干柴。
“你不是死了吗?”我问。
“死了才好。”他苦笑一声,“死了才没人惦记。”
“到底怎么回事?”
胡占山沉默了很久,昏暗的角落里,只有火柴微弱的光跳动。
“我发现了马大彪的事。”
“什么事?”
他闭上眼睛,像在回忆什么痛苦的事:“那批救济物资,面粉、棉衣、药品、子弹,全被他私吞了。”
“私吞了?”
“对。他让人把物资送到他家的草棚里,然后用旧报纸和草料盖上。”胡占山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什么人听到,“他想转手卖到邻县去,一斤面粉四毛,一盒药三块,那几百发子弹更值钱。”
“子弹卖给谁?”
“走私犯。”
我心头一震。八十年代,草原上私藏枪支弹药的事不少,但明面上没人敢碰。马大彪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居然干这种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那天去他家借马掌,看到他院子里停着一辆卡车,上面装着几袋子东西。”胡占山咳嗽了两声,“他当时没发现我,但我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
“后来呢?”
“后来我去县城一查,那辆车的车主是个走新疆的长途司机,跑边境线的。”胡占山的声音越来越低,“他想运到新疆去,那边有人卖枪。”
“你举报了?”
“还没来得及。”胡占山攥着军大衣的领子,“当天晚上我骑马回家,半道上被人打了一棒子。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一条干河沟里,浑身是血,马不见了,钱也没了。”
“是马大彪干的?”
“没有证据,但就是他。”胡占山咬着牙,“除了他,还有谁会想杀我?”
“那你怎么活下来的?”
“命大。”他扯出一丝苦笑,“河沟里的水救了我。我爬出来,走了两天,才回到这片草原上。但我没敢直接回家,怕马大彪跟踪我。”
“是胡玉兰把你藏起来的?”
“嗯。她在院子东头挖了一个地窖,每天夜里给我送饭送药。”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腿,“这腿断了,一直没好利索。”
“那你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他看着自己枯瘦的手,“躲了八个月,人也废了。”
“八个月?”
“今年年后出的。不是三年。”
我松了口气。八个月的藏匿还勉强说得过去,但也够痛苦了。
“赵同志。”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臂,“你帮帮我行不?”
“怎么帮?”
“我带你去马大彪家。他后院的草棚里,肯定还藏着那些物资。”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像两团火,“你只要找到证据,就能扳倒他。”
“那你的安全呢?”
“我还能活多久?”他笑了笑,“废人一个,早死早投胎。但马大彪不能逍遥法外。”
我看着黑暗中那张枯瘦的面孔,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决定。
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地窖上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我猛地抬头,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砸在盖板上,整块木板往下塌了半边。
“谁!”我喊了一声。
上面没人回答,只有急促的脚步声往远处跑。
我手脚并用爬上去。掀开盖板,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三只狗在狂叫。
“有人偷听。”我说。
胡占山从地窖里探出头来,脸上挂着恐惧:“是马大彪的人。”
“你怎么知道?”
“我发现好几天了,有人在院子的东北角蹲着。”他压低声音,“是马大彪的远房表弟,扎西。”
我的心沉了下去。马大彪已经盯上了这里。
“赵同志,你听我说。”胡占山抓住我的衣袖,声音抖得厉害,“你赶紧走,趁天还亮,去县城,直接找县委。”
“那你呢?”
“我留下,跟我老婆一起。”他松开手,“大不了就是死。”
“不行,你跟我一起走。”
“我走不了,我这腿。”他指了指自己扭曲的小腿,“而且马大彪肯定在路口等着。”
我看看外面已经偏西的太阳,心里盘算着。走到县城至少五个小时,天黑前根本赶不到。
“我有个办法。”我摸出军挎包里的那台录音机,“你跟我说一遍马大彪的事,我录下来。就算我出不去,证据在。”
胡占山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他靠在地窖壁上,声音沙哑但清楚:“我叫胡占山,乌尼特牧场牧民。去年八月十三,我发现马大彪私吞救济物资……”
录音机里,磁带缓缓转动着。
我握着录音机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和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