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5年授衔前，陈奇涵只给自己填了“中将”。这不是客气话，而是一名老革命的本色。可组织为何偏偏不同意？这背后藏着他半生功劳。
陈奇涵1897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家境普通，早年读书不易，却很早看见了乡村子弟缺少教育的难处。1916年，他在家乡办起忧道小学，免费招收工农子弟。那时办学没有现成条件，桌椅、课本、经费都要想办法，他一边联络乡亲，一边找旧友支持，先把孩子们带进课堂。
只靠教书救不了乱世。1919年，陈奇涵进入韶关滇军讲武堂分校学习，后来在赣军任排长、连长、代营长。旧军队的混乱，让他看清军阀争斗救不了中国。1924年，他离开赣军，投奔广东革命政府。1925年，他进入黄埔军校任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陈奇涵回到赣南，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办工农运动训练班，还创办印刷机构和报刊宣传革命主张。1927年后，他继续在江西坚持工作，参与组织赣南起义、兴国暴动，推动地方武装发展。红军向赣南转移时，他承担接应、筹粮、安置伤员等工作，为革命根据地建设打下基础。毛主席称赞他是“赣南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不是一句虚话。
1955年授衔，是新中国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大事。军衔不是个人装饰，也不是谁想高就高、谁想低就低，而要看资历、职务、贡献和历史作用。陈奇涵参加革命早，经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主持军法建设，按这些条件看，他完全够得上上将。
可轮到申报时，陈奇涵把自己定为中将。他在申报军衔表上自报中将，后来被授予上将。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性格：经历过太多牺牲，见过太多战友倒在路上，个人军衔高一点低一点，在他眼里并不是最要紧的事。
“没把我放在眼里”属于后人口耳相传的故事化说法，不能简单当作原始档案原话来写。可它表达的意思很清楚：组织不赞成陈奇涵把自己压得太低。一个人可以谦让，组织不能把历史贡献看轻。陈奇涵从赣南农民运动到红军参谋工作，从边区防务到军事法院建设，都是实打实的功劳。授予他上将，不是照顾情面，而是对他一生贡献的正式评价。
授衔之后，陈奇涵没有把上将军衔当成资本。他继续投身军法工作，推动解放军军事法院建设。1954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法庭，陈奇涵担任庭长，后来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他出任首任院长。那时机构刚起步，制度、程序、人员、办案规范都要从头梳理。
他提出办案要“合法、及时、准确”，要求按程序审理，减少偏差，防止错判。1956年，全军军法系统开始推行以公开审判为中心的新制度，陪审、合议等程序逐步建立。到1957年，陈奇涵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继续分管军事法院系统工作。一个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老军人，转到军法岗位后，依旧干的是打基础的事。
晚年陈奇涵逐步退居二线，可他身上的特点没有变：不争名，不恋位，工作交给他，他就把责任扛起来。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在北京逝世。他一生留下的不是一句传闻，也不是一个军衔，而是一条清楚的轨迹：年轻时办学，后来从军，再到组织群众、建设军队、创建军法制度。1955年那次“自报中将、授予上将”的故事，正好把他的分量说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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