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调解室，暖心化解家事纠纷，贴心服务筑牢邻里亲情

高考出分这天一早，闵行公安分局七宝派出所民警刘维平在调解室见到了小何。女孩在派出所住了一晚，此刻正和母亲剑拔弩张。她是市重点中学的“学霸”，可考后没等来放松，等来的却是母亲排得满满的面试和培训。积压已久的不满突然爆发，她报了警，毅然留在派出所过夜。

刘维平没有急着讲道理。一个上午，他听女孩哭诉，也听母亲辩解，让这对母女把憋了许久的话都说出来。临近中午，调解室里的火药味总算淡了些。 “老刘，这起邻里纠纷还要你出马。”眼下的调解还没结果，窗口民警又拿着一张接报回执单走进房间。有“疑难杂症”就找老刘，似乎早已成为派出所调解工作的日常。

11年前，刘维平从社区调岗至“纠纷调处警组”，已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0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数据背后，是老刘和同事们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今年，他荣获“上海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而群众一次次的“握手言和”则见证着这份荣誉的含金量。

调解的难在于抓住核心，往往矛盾双方都被架在“高处”下不来台，老刘称自己就负责在关键时刻递上“梯子”。

不久前，一辆网约车右转时与直行的外卖骑手发生行车纠纷，司机出言不逊，骑手则认定对方“故意撞人”。面对这类“偶发性”的矛盾，老刘从不会站在法律制高点上指责某一方。他了解到骑手先前因“超时”被投诉，这才赶时间冲入转弯盲区，进而激发了矛盾。找到缘由开展化解，矛盾自然化解。

派出所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是相对复杂困难的，作为一名老党员，他主动请缨，扛下了这份职责。这些年，他总结出“察言观色辨四象”工作法，通过倾听诉求拉近距离，走入矛盾双方的内心，进而解开当事人的“心结”。许多民警上来就急着用法条来“压制”双方，往往适得其反，调解时心里要有本“账”，依据“法理”，更要顾及“情理”。

就像小何母女。外人看来，是母亲“鸡娃”过头，而刘维平听到的是母亲对女儿前途的焦虑，也有孩子对家长缺乏“情绪价值”的控诉。他没有评判对错，而是为双方搭建了一个沟通的平台。调解结束了，事情还没完，“后续我还得跟进。”老刘说。身为党员，不仅要解开眼前这个结，更要为这个家庭系上一根长久的纽带。

每到值班，他都要兼顾案事件“过滤”的职责，来到所里的群众总带着“稀奇古怪”的矛盾，有的是民事纠纷，有的是家庭矛盾，有的则上升到治安处罚的范畴，他们都会先来老刘这里“分拣”，这需要扎实的业务基础。

“活到老、学到老。”老刘常说，曾经最让他焦虑的是“业务不熟”，而党员身份告诉他，应该持续学习、迎难而上。2007年，刘维平从部队转业后从警，为了更好适应公安工作，他参加了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修班，两年全面系统地在法律专业深造，为日后的执法工作夯实基础。曾有一名当事人的律师评价，老刘拟写的《治安调解协议》能做到滴水不漏。

除了完备的法律素养，他还自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有时还能蹦出诸如“小人畏威不畏德，庸人畏恶不畏善”的古诗词。同时，他也和年轻人一样不断接受网络上的新鲜事物和词汇，并非为了“炫技”，而是通过讲故事、摆事实的方式，促使双方冷静思考后打开自身“格局”，达到各退一步、推动矛盾化解的目的。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是自己。”这一观点是老刘在“家长里短”中不断学习总结后得出的结论。民警为双方提供建议，而非作出决定，让他们自愿让步达成利益平衡，民警的职责就是为平衡找到最稳固的支点。

为什么需要调解？调解的边界在哪里？说到底，调解是在做通“人”的工作，而这最考验一名党员的耐心、智慧和担当。

作为分局教官，老刘总会向学员重复一句话：“杜绝‘和稀泥’式调解，让矛盾双方心服口服。”调解过程中，民警心里要“门清”，绝不能“为了调解而调解”。

老刘曾调解过一起因“试驾”受伤产生的赔偿纠纷。一名女子在购买电瓶车时操作不慎，导致失控摔伤。由于女子刚刚来沪，身上的钱所剩不多，新找到工作又遇到困难，于是情绪崩溃扬言要轻生。

面对女子“让商家赔偿”的无理要求，老刘在了解情况后选择“自掏腰包”帮助女子渡过难关，而店家见状也愿意以“捐助”的形式垫付500元医药费。 有人觉得老刘“帮过头”。他却说：“调解要公平，不能让无责方承担‘莫须有’的责任；但群众有困难，作为党员就该挺身而出。”既化解了矛盾，又让身处困境的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如今，“三所联动”机制让更多民事纠纷有了化解的渠道。老刘觉得，调解的本质应该是给社会平息一份戾气、增加一份和谐，这也是一名党员应该为基层治理作出的贡献。

当晚，刘维平拨通了小何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好消息，小何取得了高分，正在和家人商量报志愿。听罢，老刘由衷地为这个家庭感到高兴。

从“浪花白”到“藏青蓝”，身份变了，守护的初心从未改变。作为一名2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始终认为，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是自己的“紧要事”。一声“老刘”，就是信任；一次“握手言和”，就是最好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