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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2011年那一批年轻演员的名单,尚于博的名字曾经带着相当亮眼的光。他和张柏芝、潘粤明合作过《天涯歌女》,在《娘家的故事》里演沈建弘,在《杜拉拉升职记》里塑造过李鸿明。
就是这样一个戏路正宽的男演员,在2011年10月25日的下午,从北京一栋高楼的顶层纵身跃下,年仅28岁。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只有17个字,却把一种叫作"微笑抑郁症"的病痛,第一次砸到了中国观众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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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于博原名尚韦伯,1983年出生于湖北荆州的一个艺术家庭,父母都是从事艺术类工作,因为父母工作的缘故,全家都迁往去了深圳居住。父母下海经商后忙于生计,他从小学会独处,把时间交给电视机里的武侠片和话剧舞台。
到了高中,他进了学校戏剧社,参演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正是这段舞台经历坚定了他做演员的想法。2001年,尚于博凭借优异成绩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与张歆艺、曲珊珊、牛萌萌成为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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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之后,他的路走得算顺。从2011年的档期可以看出,他已经走到主角位置,《杜拉拉升职记》《娘家的故事》《瑶山大剿匪》等多部电视剧在这一年轮番在卫视播出。2011年7月中旬,新戏杀青后他还带父母去了一趟欧洲,在瑞士爬山时走在前头哼着歌,转身跟父母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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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发生在两天之后。10月24日下午,母亲毛爱珍开车送他去电视剧《瑶山大剿匪》的首映发布会,临分手前给他捋了捋额前的头发。10月25日中午,尚于博站在了一栋楼顶。监控画面显示,他在天台上来回走动了约三小时,中途还抽空给一位好友拨了电话。
在电话里他说的是"我在观景,我看到一片很美的景色",语气平和,朋友以为他是在剧组外出踩点,完全没听出这是一次告别。挂断电话没过多久,他从楼顶一跃而下。
事发之后,一条短信被发到了熟人手机上,就是那17个字:"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请不要责怪任何人。"没有指责,没有怨言,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尚于博去世前三天,还有一位肺病患者在给他发短信,感谢他此前捐赠的物资。一个正在做慈善、家人关系融洽、事业步入上升期的年轻演员,就这样在秋天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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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圈内朋友和粉丝的印象里,尚于博几乎和"抑郁"两个字挨不上边。《娘家的故事3》宣传期间,大家一起录节目、吃盒饭,闲暇时唠家常,并没有流露出丝毫异样。他习惯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把不适的部分藏进背后。母亲毛爱珍事后整理儿子的物品,才拼出了另一条不为家人所知的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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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9日,尚于博的病历上写着"近一个月睡不着觉,情绪焦虑,有抑郁状态",拍戏时总犯困、记不清台词、注意力难以集中。药物副作用开始出现,镜头里自己的脸越来越浮肿。医生告诉他,这个病治愈很难,除了药物之外还要配合旅行、健身、写快乐日记等多种方式一同进行。他真的照做了。
他吃药,副作用让他记不清台词;他健身,拼命地转移注意力;他做公益,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不忘给别人捐寄衣物和善款。2011年7月带父母外出旅游前,他的抑郁症再次复发,此后四个月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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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他的病情开始不断加剧。与好友自驾西宁的途中,躁郁症突然发作,他开始大笑大喊;后来有几部戏找上门,那时候他已经进入重症阶段,无法自主做决定,只能找到母亲帮忙。开车去机场,两个小时还没到,途中甚至开进了玉米地,一度迷路。这些细节,在家人视线之外一点点堆积。
最早向母亲提到病情是在2009年5月,尚于博说"是拍戏太累了吧?"母亲相信生来阳光开朗的儿子不会被"一种听起来像是情绪不好的症状"困住。他告诉母亲吃药已经好了,"我们都不提这个事儿",抑郁症这三个字,一度成为他和母亲之间的禁忌。所谓"微笑抑郁症"的凶险就在这里,一位与他朝夕相处的母亲,都难以从日常的谈笑里判断真实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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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于博并不是一个放弃自救的人。他试过药物,试过旅行,试过运动,也试过在戏里让自己保持忙碌。真正压垮他的是持续的复发和治疗效果的反复。
中国医学界对这一病症的研究这些年也在推进,2025年8月由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牵头修订的《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2025版)》正式发布。这份指南由湘雅二院李凌江教授和北京安定医院王刚教授共同担任主编,统筹指南整体设计与循证框架建设,带领编委和循证医学团队完成77个关键临床问题的证据整合与GRADE分级。
王刚教授还在国内率先提出并验证了抑郁症"量化治疗"理念,推动我国抑郁症药物治疗从经验模式向精准管理转型。这些进展,都是在尚于博离开之后的十几年里一步步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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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儿子之后,母亲毛爱珍陷入到了巨大的悲痛中。当时舆论纷杂,有人猜测尚于博是抗压能力差,有人猜测是情感问题,也有人猜测是与父母之间的不理解。面对流言,毛爱珍公开表态:"不是抗压能力差,不是情绪不好,孩子是病了,是不由自己决定的病了。"她选择把儿子患抑郁症的事实摊开在公众面前,而不是像很多家庭那样把这件事永远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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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5日,尚于博去世一周年这一天,中国首家关注精神健康和抑郁症防治宣传的基金会,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成立,毛爱珍担任理事长。用儿子的名字做公益,把私人的伤口变成公共议题,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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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过去,基金会已经从最初的孤军变成有阵地的战线。2014年,尚善为北京地区95所高校捐赠"精神健康公益书架",并捐赠心理健康书籍2万多册,公益宣传折页4万份。2018年,基金会发起"抑路前行"民间抗郁联合行动,与30多家民间抗郁伙伴在腾讯公益平台共同筹款422万余元,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公益活动数千场,直接惠及抑郁症患者超十万人。2020年,基金会倡导发起了每年10月的抑郁症防治科普宣传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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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济困难的家庭,基金会也做了具体的抓手。近几年抑郁症呈低龄化趋势,一些抑郁症患者需要长期服药和心理治疗,会让部分患者家庭因经济压力而延误或放弃治疗。
针对经济困难的青少年患者家庭,尚善基金会和爱心企业设立专项基金,推出了"慧心计划",为困难家庭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提供医疗补贴。
同样在这几年里,社会大环境也确实在改变。秘书长辛欣观察到,年轻人开始公开谈论自己的情绪状态,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所在地宛平南路600号甚至成为网红打卡点,人们愿意谈论自己的情绪,这不再是羞耻的事情,反而成为一种向外求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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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根据《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我国有2.3亿人存在不同程度心理疾病发生的风险,其中抑郁症患者人数高达9500万人。心理健康问题已逐渐从成人、职业群体扩展延伸至大中小学生群体,并呈现"低龄化"发展趋势。2024年3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又成立了"心康行动公益项目",把资源投向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重点人群。行业里还是同一条路,走的人越来越多。
从2011年10月25日至2026年6月,十多年过去。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仍在更新活动,毛爱珍这位年过古稀的母亲依然在奔走。当年那个在楼顶徘徊了三小时、最后写下17个字告别人间的年轻演员,用生命换来的那一声警钟,直到今天还在响。对于更多身处相似境地的人而言,能被看见、能被理解、能有一个求助的电话拨出去,比任何事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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