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六，曾被天下官员称作九千岁的魏忠贤，在半夜上吊自尽。得知消息后，朱由检十分高兴，朝中官员纷纷上书庆贺，声言大奸已除，明朝有望复兴。
然而，仅仅十七年后，李自成就攻破北京，朱由检在煤山自缢。 几百年来，史书、民间对魏忠贤的评价一直都是两极分化。
《明史》把他归进《阉党传》，定性为祸乱朝政、残害忠臣的巨奸。可很多梳理晚明财政、辽东战事史料的人又提出，魏忠贤在世时，国库充盈、关外防线稳定，是他短暂拖住了明朝衰败的脚步。
甚至，他们还得出结论：“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
那么，魏忠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何他在晚明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朱由检又为何要杀他呢？
市井游民
魏忠贤原名魏四，河间肃宁人。他从小没读过书，不务农事，常年混迹街头，喜好赌博饮酒，行事圆滑，擅长看人脸色。成年后，魏忠贤娶妻生子，家中积蓄常年被他赌光，欠下了不少外债。因此，当债主上门逼迫时，走投无路的魏忠贤选择自行阉割，打算入宫做宦官谋生。
万历十七年，三十岁的魏忠贤正式进入皇宫。因为不识字，没法进司礼监处理文书，只能常年干库房看管、杂役伺候这类底层活计。在宫里熬了近二十年，一直没有出头机会，却也练就了察言观色，隐忍凶戾的本性。
后来，他结识了皇帝的乳母客氏。宫中宦官与宫女结成伴侣称作“对食”，往往互相扶持。当时，客氏照料皇太孙朱由校，魏忠贤便常年跟在朱由校身边，打理日常起居，陪他做木工、游玩，深得朱由校信任。
在万历、泰昌两朝接连更替时，朝堂爆发移宫案，文官派系互相争斗，没人顾及深宫内的皇太孙。等到天启元年，朱由校继位后，伴随自己长大、事事贴心的魏忠贤，很快就得到提拔。
天启三年，魏忠贤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同时提督东厂。司礼监握有批红权力，东厂掌管监察、诏狱，自此魏忠贤成为一人一下，万人之上的“九千岁”。 很多人觉得朱由校沉迷木工、荒废朝政，才纵容宦官掌权。
然而，从朝堂局势看，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万历中后期开始，江南东林文官势力持续壮大，他们掌控地方舆论，背后依靠江南丝绸、盐铁、海外商贸大户，多次上书请求减免工商矿税，朝廷税收大量压在底层农田。文官势力过大，皇帝很难制衡，因此朱由校重用魏忠贤，目的就是用宦官势力平衡文官势力。而这，也进一步将魏忠贤推向了权力巅峰。
打击东林党
手握大权后，魏忠贤收拢在朝堂不得志的齐党、楚党、浙党官员，后世统称他们为“阉党”。从内阁六部，到地方督抚、边关将领，不少官员依附魏忠贤，朝堂形成两大对立阵营。
东林一派官员，以江南士大夫为主，常年在书院讲学议政，标榜清廉忠君，核心诉求一是削减宦官权力，二是减免工商业赋税。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财税、朝堂话语权两件事上。
当时，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罗列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直指他干预朝政、迫害后宫、欺压百官。随后，数十名东林官员联名附和，要求朱由校处死魏忠贤。然而，客氏在朱由校面前不断哭诉辩解，魏忠贤也跪在御前请罪，颠倒事情原委。朱由校最终没有治魏忠贤的罪，自此天平完全偏向了“阉党”。
此后，魏忠贤开始清算东林骨干，两次大规模抓捕，史称“乙丑诏狱”、“丙寅诏狱”。天启五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被抓进诏狱，遭受严刑审讯，全部死于狱中。
仅仅一年后，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等七名东林官员又遭到追捕。抓捕周顺昌时，苏州百姓聚众阻拦，事后参与闹事的百姓全部被东厂处置。 而为了稳固自身的势力，“阉党”还整理《东林点将录》，把所有不依附魏忠贤的文官登记在册，按名单罢官、降职。
当时，各地地方官员为讨好魏忠贤，纷纷修建生祠，生祠规制接近皇家宗庙，地方百姓需要行礼参拜，稍有抵触就会被东厂问罪。 于是，官场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官员升迁，首要标准是是否依附“阉党”，才干品行放在其次。而不少“阉党”官员也公开售卖地方官职，收受贿赂，吏治逐渐败坏。
可与此同时，天启朝的财政、边防情况，相比前后时期，却相对稳定。
向工商征税
晚明两大难题，一是国库空虚，二是后金常年侵扰辽东。天启初年，国库存银常年不足几十万两，辽东每年军费缺口巨大，军饷拖欠是常态，士兵时常哗变。东林主政期间，大量裁撤矿税、工商税，朝廷只能增加田赋，西北贫瘠土地农民负担持续加重，流民逐年增多。
而在魏忠贤上台后，调整征税方向，减少贫瘠地区田赋徭役，把征税重点放在江南工商业、盐商、矿场、海外贸易商户身上，即便文官上书反对，依旧坚持派遣税监前往江南收取商税。几年时间里，国库每年新增数百万白银，辽东军饷基本能按时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