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叫陈建国，初中毕业就开始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年轻的时候也不算难看，谈过两个对象，但最后都黄了。原因很简单：穷，且有个无底洞般的家。我爸在我二十四岁那年查出尿毒症，每个月的透析费、药费，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我和我妈身上。
为了治病，我把准备结婚的钱拿了出来，后来又借了亲戚朋友一圈的债。女方看我这架势，哭着跟我分了手。我没挽留，因为我知道，跟了我就是跳火坑。
我爸拖了十四年，最终还是走了。他走的那年，我三十八岁。还清了最后的债务，我妈也因为长年操劳在两年后突发心梗跟着去了。等我把两位老人的后事彻底办妥，浑身轻松下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四十二岁了。
四十二岁的男人，没房没车，只有一个在城中村边缘租来的物流代收点。每天的工作就是和成堆的纸箱子、胶带、灰尘以及满嘴粗话的货车司机打交道。头发稀疏了，肚子微微凸起，相亲市场上的媒婆看到我连连摆手，偶尔介绍的，也是打听我能不能直接掏出三十万彩礼的。我绝望过，也认命了。心想，这辈子就这样吧，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老了就去养老院。
直到阿秋出现在我的物流站。
那天下午，雨下得很大，物流站的卷帘门拉下了一半。我正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吃着一碗坨掉的泡面，听到外面有重物拖拽的声音。
卷帘门被推上去一点，一个浑身湿透的女人费力地拖着两个巨大的编织袋走了进来。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劣质的雨衣还在往下滴水，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
“老板，寄件，发凭祥，然后转过境。”她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用手背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那是我第一次见阿秋，她三十岁，在附近的一个服装加工厂做计件工。后来我才知道，她经常去批发市场收一些残次品的衣服，打包寄回越南老家，让家里的亲戚在当地摆摊卖，赚点微薄的差价。
那天我帮她把编织袋抬上地磅，真重，足足有八十多斤。我看着她那双粗糙、骨节分明，甚至贴着几个创可贴的手，心里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不是一双年轻女孩娇生惯养的手，那是一双和我一样，在生活里拼命挣扎的手。
从那以后，她每个月都会来我这里寄两次货。渐渐地，我们就熟了。她叫阮秋水，我叫她阿秋。她干活麻利，有时候来寄货赶上我这里卸车忙不过来，她也不会干站着等，而是自然而然地撸起袖子帮我一起搬箱子。
我给她工钱她死活不要，我只好每次在她来的时候，提前买两瓶冰红茶或者几个肉包子塞给她。
我们之间真正发生改变，是因为一场台风。
那年夏天，超强台风登陆。狂风夹杂着暴雨，城中村的排水系统很快就瘫痪了。积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漫上台阶，眼看就要涌进物流站的仓库。仓库里堆着十几万的客户货物，要是泡了水，把我卖了都赔不起。
我一个人在齐膝深的水里疯狂地把底层货架的箱子往高处搬，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绝望感一阵阵涌上心头。就在这时候，一束手电筒的光打了进来。那是阿秋。
她蹚着浑浊的泥水，二话没说，直接加入了我。几十斤重的箱子，她咬着牙往上扛。我们俩像两头在泥沼里求生的黄牛，拼了命地干了三个多小时，终于赶在水位彻底失控前，把所有货物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雨势稍微小一点的时候，站里停电了。我们俩瘫坐在二楼的楼梯口，浑身都是泥水和汗水的混合物，狼狈不堪。我摸出一包被水汽潮了的烟，点了几次才点着。借着打火机微弱的光，我看到阿秋的胳膊上被纸箱边缘划出了一条长长的血口子，已经被水泡得发白。
“你疯了？这么大的水你跑出来干什么？”我有些生气，但更多的是心疼。
阿秋看着我，突然笑了，露出白洁的牙齿：“我在宿舍二楼看到这里水涨了。你是好人，帮过我很多次，我不能看着你破产。”
那天晚上，我们在黑暗中聊了很久。她第一次向我讲述了她的过去。她出生在越南一个偏远的农村，家里重男轻女。二十岁那年，她被父母逼着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同乡男人。那男人是个赌徒，喝醉了就打人。她忍了五年，实在活不下去了，在一个深夜逃了出来。后来辗转来到中国打工，每个月还要把大半的工资寄回去给弟弟盖房子。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电池，”阿秋在黑暗中平静地说，语气里没有眼泪，只有深深的无奈，“电放完了，就被扔掉了。”
我听着她的故事，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了一样。我伸出手，在黑暗中摸到了她那只冰凉、粗糙的手。她没有躲。我紧紧地握住她，声音沙哑地说：“阿秋，你要是不嫌弃我年纪大，不嫌弃我没出息，以后就留在这里吧。我不敢说让你大富大贵，但我老陈有一口干饭吃，就绝对不让你喝稀粥。没人疼你，我疼你。”
阿秋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拒绝，久到我以为自己这番冲动的话会让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就在我准备松开手的时候，她反手紧紧抓住了我。
“老陈，我不要大富大贵。”她的声音在寂静的雨夜里格外清晰，“我要一个安稳的觉。”
物流站周围的邻居、同行，甚至我的几个远房亲戚，知道我要娶一个三十岁的越南打工妹时，背地里都在指指点点。
“老陈这是想女人想疯了吧？买个越南媳妇，小心哪天卷铺盖跑了，人财两空。”
“就是，这种跨国婚姻不靠谱，人家就是图你的钱，骗个长期饭票。”
这些话后来不可避免地传到了阿秋的耳朵里。但她没有去争辩，只是默默地把我乱糟糟的二楼住处打扫得一尘不染，把那些沾满油污的窗帘拆下来洗得干干净净。
我们没有办豪华的婚礼。我用仅有的积蓄把二楼重新粉刷了一遍，买了一套新家具，又在楼下的大排档摆了两桌，请了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货车司机和阿秋工厂里交好的工友。
那晚，大家喝了很多酒。我替阿秋挡了不少，回到二楼婚房时，脚步已经有些虚浮了。那晚的顶灯很亮，照在阿秋红色的新娘裙上，晃得我这个四十二岁的老光棍有些睁不开眼。
阿秋坐在床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她没有寻常新嫁娘那种娇羞的扭捏，也没有因为这简陋的婚房而露出哪怕一丝嫌弃。她抬起头，那双平时总是透着疲惫却又无比坚韧的眼睛，此刻异常清明。她盯着我，神情严肃得像是在谈一笔关乎身家性命的生意。
“老陈，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了。”她的普通话带着一点生硬的南方边境口音，但吐字很清晰，“喝这杯交杯酒之前，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今天必须答应我，并且记在心里一辈子。”
我坐在她对面，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西装裤的布料，点了点头说：“你说，只要我老陈办得到的。”
阿秋坐在红色的床铺上，看着我，提出了她新婚之夜的“唯一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