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九五年的东莞，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两种味道：一种是马路上柴油货车扬起的尘土味，另一种是车间里焊锡融化时刺鼻的松香味。那一年我十九岁，带着一个编织袋，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从四川老家来到长安镇，成了一家港资电子厂流水线上的打工仔。
我的工位在插件拉的后段，负责给录音机主板补焊。那时候实行计件加底薪，为了多挣点加班费，每个人都像不知疲倦的机器。车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几台巨大的工业落地扇在头顶呼呼作响，吹出来的都是热风。
蓝色的静电衣总是湿透了贴在背上，汗水流进眼睛里，也只能用带着防静电手套的手背胡乱抹一把。我的想法很简单：每个月攒下四百块钱寄回老家，等攒够了盖三间大瓦房的钱，我就回去娶个媳妇。
如果没有遇到雪莉，我的人生大概率会按照这个轨迹，像无数个在流水线上耗尽青春的年轻人一样，最终带着一身职业病和一点微薄的积蓄回到大山。
雪莉是香港总公司派来的品质主管，她出现的第一天，整个车间都安静了几秒。她留着齐耳的短发，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厂服，但洗得干干净净，领口没有一点污渍。她手里拿着一块带有金属夹的写字板，走路带风，眉头总是微微皱着。
厂里的人私下里叫她“黑面神”，因为她抓不良品的时候毫不留情，不管拉长怎么求情，只要不符合标准，整批货必须返工。
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集，是因为我的一次“聪明”。
那天快下班时，我们要赶一批急单。主板上的一个电解电容引脚特别容易虚焊，如果按照标准流程，每一块板子都要在放大镜下检查，再补一点锡。但我发现只要把电烙铁的温度调高一点，手脚快一些，锡水会自动铺满焊盘，能省下一半的时间。我靠着这个小聪明，那天的产量比别人多出了一大截。
正当我沾沾自喜，准备下班去夜市吃一碗猪脚粉时，雪莉走到了我的工位前。
她没有说话，拿起我刚刚焊完的一筐主板，抽出一块，用镊子轻轻拨弄了一下那个电容。“啪”的一声，电容掉下来了。虚焊。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按照厂规，这种批量的品质事故，不仅要扣光当月的奖金，还要通报批评。
“谁教你调高烙铁温度的？”她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粤语口音，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车间里异常清晰。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拉长跑过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头对雪莉赔笑脸：“他是新来的，不懂规矩，我让他今晚全部返工。”
雪莉摇了摇头，看着我说：“温度过高会烫坏铜箔，就算现在不掉，客人用不到三个月也会出问题。你为了多赚几毛钱的计件费，毁的是整个工厂的信誉。”
那天我被扣了半个月的工资，躲在宿舍的被窝里偷偷哭了一场。我恨她的不近人情，也心疼我那白白蒸发的血汗钱。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厂里休息。我舍不得花钱去镇上逛，一个人坐在工厂后门的小河边发呆。那时候的东莞，到处都在大兴土木，河水也不怎么清澈，但我就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
天突然下起了暴雨，南方夏天的雨总是来得毫无征兆。我正准备往宿舍跑，却看到前面不远处的土路上，一个人正推着自行车艰难地走着。自行车的链条断了，卡在齿轮里，雨水把那人淋得透湿。
我跑近一看，竟然是雪莉。
她显然没料到会在这里碰到我，显得有些局促。我没多说话，蹲下身子，不管满手的泥污油泥，用力把卡死的链条拽了出来，重新挂上齿盘。
雨下得太大，我们只好推着车躲进旁边一个还没完工的桥洞里。桥洞下，雨水顺着她的短发往下滴。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我，我没接，在裤腿上随便擦了擦手。
“那天的事，对不起，也谢谢你。”她突然开口。
我愣住了，抬起头看着她。她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们出来打工不容易，扣你半个月工资，你一定很恨我。但如果那批货发到了德国，被客户退回来，倒闭的是这个厂，到时候你们连底薪都拿不到。”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这么多话。在轰隆隆的雨声中，我们像两个躲避现实的流浪者。她告诉我，她并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她家在香港的深水埗，一家五口挤在三十平米的公屋里。她能读完大学，全靠自己白天上课晚上去茶餐厅端盘子。
“林浩，你的手很巧，脑子也活，”她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但你不能总是用打工仔的思维去想问题，你难道想一辈子在这个工位上吸松香吗？”
我苦笑了一下：“我们这种乡下出来的人，初中都没毕业，除了卖力气，还能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