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兄弟不愿赡养八旬老母,我接回家照料,方才看透老人处事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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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儿子,没一个愿意管她。"

邻居老刘嗑着瓜子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轻飘飘的,好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我当时心里一抖——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五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家肯开门。

于是我把大娘接来了,住进了我家的西厢房。

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善事。

我以为,三十天撑过去,大娘转去下一家,这件事就算翻篇了。

我不知道,接她进门的那一刻,我的日子,就再也没有消停过。



我叫顾明海,四十二岁,住在豫东平原一个叫孟庄的村子里。

论起来,我跟大娘家没有半点血缘——她姓刘,我们都管她叫刘大娘,是村子东头刘家的老太太,今年整八十岁。

我和她家有点沾亲带故,说起来绕,大概是我媳妇秀珍的姨父,早年娶过刘大娘小叔子的闺女,这么算下来,两家算是拐了好几道弯的远亲。

这点关系,平时就是逢年过节碰见了点个头,说句"吃了没",仅此而已。

真正让我开始关注刘大娘,是去年腊月初一那天。

那天我从镇上拉货回来,路过村东头,看见刘大娘一个人坐在门口的石墩上,外面天寒地冻,她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手里捏着一个空碗,也不知道坐了多久。

我把三轮车停下来,问她:"大娘,你咋坐这儿呢?"

她抬起头,眼神有点空,缓了一会儿才认出我来,扯了扯嘴角说:"坐着呢,没事。"

我往她家院子里张望了一眼,门是虚掩的,里面没有动静,炊烟也没有。

"老大他们呢?"我问。

大娘顿了一下,低下头,说:"不知道。"

就这两个字,说得特别平,平到让我觉得这两个字背后压着什么。

我当时没多想,把车上剩的半袋红薯给她搬下来,嘱咐她进屋别冻着,就走了。

回家跟秀珍提了一句,秀珍叹了口气说,刘大娘这几年过得不顺,五个儿子都成了家,没一个真心管她。

我说:"五个儿子?"

秀珍点头:"老大刘建国,老二刘建业,老三刘建军,老四刘建平,老五刘建辉,全在本县,最远的老五也就二十里地。"

我一时沉默。

五个儿子,没一个在跟前,这事搁谁听了都觉得不像话。

后来几天,我陆续从邻居老刘、村支书老赵那里,拼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刘大娘的五个儿子,没有一个是揭不开锅的。

老大在镇上开了个建材店,老二在县城搞装修,老三早年跑货运发了点小财,老四在村里承包了鱼塘,老五最年轻,在外面打工,听说每年能挣个七八万。

家家都有点积蓄,家家都不穷,但没有一家肯把老太太接过去长住。

轮流赡养的事,村里人都知道,早些年是谈过的,五兄弟坐下来分过工,每家住两个月,轮一圈刚好一年。

但这个方案没执行多久就垮了。

先是老大家住了两个月之后,老大媳妇死活不肯续,说大娘住着期间她家出了很多糟心事,没法继续。

然后轮到老二,住了一个月,老二打电话给老三说,实在不行,让老三早点接。

老三一听就急了,说老二才住一个月,哪有这规矩。

三兄弟为这个事当着村里人的面吵了一架,后来虽然和解了,但大娘就这么在几家之间推来推去,最后竟然没有一家愿意认账。

等到腊月里,五个儿子都以各种理由推辞,老五甚至偷摸换了地方住,连新地址都没跟老娘说一声。

这件事在孟庄引发了不小的议论。村里人背地里骂刘家儿子不孝,骂得难听的都有。

我听了心里也不舒服。

那天晚饭后,我跟秀珍说:"要不,咱把大娘接来住一段?就当积德,等过了年,让他们兄弟再想办法。"

秀珍筷子顿了一下,看了我半天,说:"你想好了?"

我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大冬天一个人住,你忍心?"

秀珍没再说什么,低头扒了口饭。

我以为这是默许。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刘大娘家。

大娘开了门,看见我,愣了一下。

我说:"大娘,我家西厢房空着,你要不嫌弃,先去我那住一段?"

大娘站在门槛上,就那么看着我,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以为她要拒绝,正想着再劝两句,她突然说了一句话,让我背上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说:"顾明海,你是个好人。但你知不知道,好人,是最好拿捏的。"

我愣在那里,以为自己没听清楚,笑着问:"大娘,你说啥?"

她已经转身进屋拿东西去了,留给我一个背影。

我站在门口,那句话在脑子里转了一圈,最后告诉自己——大概是老人说话不清楚,我听岔了。

我把她接来了。



大娘来我家,是腊月初八。

她只拎了一个旧布袋,用红绳扎着口,轻飘飘的,不像是准备在外面长住的样子。

秀珍在门口迎她,端来一碗腊八粥,大娘接过去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打量了一圈我家堂屋,点了点头,说:"收拾得挺干净。"

我把西厢房提前收拾好了,换了新被褥,装了个小电暖气。大娘进去转了一圈,说不错,然后就开始把布袋里的东西慢慢往外掏——一件旧衣服,一双棉鞋,一个搪瓷杯,还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她没打开,直接压到了枕头底下。

我当时没在意。

头几天,大娘确实没给我们添麻烦。

吃饭不挑,荤素都行;睡眠也好,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在院子里走走,天黑了就回屋。她话不多,不主动找我们说话,我们问她,她也只是简单答几句。

秀珍私底下跟我说,比想象中好打发。

但大概是第四天,事情有了第一个细小的变化。

那天下午,隔壁王嫂过来借锄头,顺便在我家院子里站着说了会儿话。大娘也在院子里晒太阳,三个人就随便聊了几句。

我当时在屋里,只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没太注意聊了什么。

王嫂走了以后,秀珍进屋来找我,表情有点奇怪。

我问怎么了,秀珍说:"没什么,就是……大娘跟王嫂说话,感觉哪里怪怪的。"

我问哪里怪。

秀珍皱眉想了想,说:"她说秀珍这媳妇贤惠,就是脾气大了点,顾明海这人是吃软饭的料,但凡有点别的出息,也不至于一辈子守着村子。"

我愣了一下,说:"这话你亲耳听见的?"

秀珍摇头:"不是,是王嫂回头跟我说的,说大娘聊天聊到这儿,她一时不知道怎么接,就把话题扯开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大娘年纪大了,说话没遮拦,别往心里去。"

秀珍"嗯"了一声,就没再说了。

但那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气氛莫名地有点沉。

秀珍给我盛饭,筷子碰了一下碗边,声音比平时重了一点。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怎么,但那个"没怎么"里面,明显带着点什么。

我喝了口汤,装作没感觉。

大娘坐在桌子对面,低头吃饭,吃得很认真,不说话,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那顿饭,我们三个人都没怎么开口,各吃各的。

饭后我坐在堂屋抽烟,大娘出来倒了杯热水,在旁边坐下来,突然开口说:"明海啊,你们小两口感情好不好?"

我说:"好啊,怎么了?"

大娘点了点头,说:"感情好就行。"

然后她就端着杯子回屋了。

就这一句话,说完就走,我坐在原地,烟抽到一半,忽然觉得这句话有点古怪,但又说不清楚古怪在哪里。

后来的几天,类似的事还发生了几次。

大娘去村头打水,跟几个老太太聊了一会儿,话里话外提到我跟秀珍;

大娘在门口坐着,村支书老赵路过,她招招手,拉着老赵说了几句,老赵走的时候对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什么都没说。

我开始注意这些细节,但越注意越抓不住什么——大娘说的每一句话,单独拎出来都是普通的闲聊,没有一句是明显的坏话,没有一句是当面撕破脸的那种。

可我心里,开始隐隐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安。

就像有人在你家墙上贴了什么东西,你知道有,但找不到在哪。

秀珍又提了一次,说大娘说话让她不舒服。

我问她具体哪句话。

秀珍想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说:"就是……她说完之后,我脑子里会绕,但我说不上来绕在哪儿,你懂那种感觉吗?"

我懂。

但我还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大娘来了第十六天,我家养了三年的老母鸡死了。

这事本来没什么,鸡死了就死了,但秀珍当天心情就特别不好,在院子里嘟囔了好一会儿,说这鸡前几天还好好的,突然就死了,不吉利。

大娘站在旁边,看着那只死鸡,说:"鸡死了不算啥,人没事就行。"

秀珍扭头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这句话,我当时也在场,听着怎么都感觉奇怪——鸡死了,正常人要么说声可惜,要么说没事,但"鸡死了不算啥,人没事就行",这句话里有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

但我还是没往深处想。

第十八天,秀珍她娘打来电话。

秀珍接电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就听她娘问:"秀珍,你们家最近是不是出啥事了?"

秀珍愣了一下,说:"没有啊,好好的,啥事?"

她娘的声音压低了一点,说:"我听说你们家来了个老太太,那老太太不是个省油的灯……"

秀珍的脸色当时就变了,追问她娘这话从哪听来的,她娘支支吾吾说是个亲戚说的,说完又反复叮嘱秀珍"自己注意点",然后把电话挂了。

秀珍放下手机,站在原地发了好一会儿呆。

我问怎么了,她把电话内容告诉我,然后问:"你说,这话是谁传出去的?"

我们两个对视,都没说话。

但我们心里都清楚,从腊月初八到现在,家里就只多了一个人。

第二十天,我大哥顾明亮找上门来。

他一进门就把我拽到院子外头,左右看看,才压着嗓子说:"明海,你家里是不是出啥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问:"谁跟你说的?"

大哥说:"前天我去镇上,遇见了老赵,他跟我说,说你家最近……"他顿了一下,"说你媳妇在外面有人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盯着大哥看了几秒,问:"老赵是从哪儿听来的这话?"

大哥摇了摇头,说老赵说话说得含含糊糊,他问老赵谁说的,老赵说是听别人说的,具体谁他也说不清。

我把大哥送走,站在院门口站了很久。

我想起了那次,老赵路过我家,大娘把他拉住说了几句话。

但我没有任何证据。

就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跟村里人随口聊聊天,我能说什么?能怎么说?

那天晚上,我和秀珍第一次因为大娘的事正面谈了起来。

秀珍说她感觉不对,说这些事情全是大娘来了以后才开始的。

我说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没有证据。

秀珍说:"你就是这样,凡事讲证据,证据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说:"那你说怎么办,把大娘赶出去?人家八十岁的老人,你让村里人怎么看我?"

秀珍一时语塞,把枕头翻了个面,背对着我。

那一夜,两个人都没睡好。

第二十三天,我家的孩子明轩发烧了,烧到三十九度,半夜我和秀珍轮流守着。

折腾了一宿,天亮了孩子退了烧,我和秀珍坐在床边,两张脸都是灰的。

大娘早起过来看了一眼孩子,说:"小孩发烧是好事,烧一烧去去邪气。"

秀珍当时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不是愤怒,是那种隐忍到了某个边缘的表情,就像一根弦绷到最紧的那个点。

我把大娘劝出去,回来跟秀珍说,先忍着,再等几天。

秀珍问我等什么。

我说等我想清楚。

但说实话,我那会儿根本没想清楚什么,我只是还没找到那根线,那根从大娘手里牵出来的、把我们家绕进去的线。



第二十五天起,局势开始加速。

那天下午,大娘坐在我家门口晒太阳,村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路过,就凑在一起说话。我在院子里劈柴,断断续续能听到几句。

大娘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有几个字飘进来了——"顾明海这孩子命苦","秀珍那丫头性子犟","这家里啊,迟早要出事"。

后面几个字我听得很清楚。

我手上的斧子顿了一下。

旁边几个老人嗡嗡地应和着,说是嘛是嘛,说完各自散去。

大娘坐在那里,纹丝未动,脸上是一副慈祥的老人该有的神情,阳光打在她脸上,她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大娘每次说话,都不是在说,而是在种。

她在每一个经过她身边的人心里,种下一粒说不清楚的种子。

这粒种子不是毒,不是刀,说出去不犯法,写下来不丢人,但它会生根,会发芽,会在某一天变成别人嘴里随口传出来的那句:"我听说顾明海家好像……"

我把斧子放下来,站在院子里,后背慢慢出了一身冷汗。

第二十七天,秀珍跟我爆发了大娘来家里之后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

起因很小,小到我现在想不太起来是哪件事,大概是家里的什么东西找不到了,然后秀珍一口咬定是大娘拿了,我说别乱说,秀珍说我每次都护着外人。

一句"外人",把积了这么多天的情绪全捅了出来。

秀珍越说越激动,把这一个月里大娘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一条一条翻出来数,数着数着眼泪就出来了。

我站在那里,听着她说,心里翻江倒海,但嘴上还在说:"你说的这些,都没有证据。"

秀珍哭着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说不清楚是什么意思,然后她擦了擦眼泪,不再说话了。

这比大声哭闹更让我难受。

第二十九天,一件事打破了最后的平衡。

那天我帮大娘收拾西厢房,把旧报纸从床底下扫出来,无意中碰到了她那个旧布袋。

布袋的红绳松了,袋口开了一条缝。

我没有刻意去看,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手停了一下,视线朝那条缝扫过去。

我看到了布袋里有一个皱巴巴的本子,翻开的那页上,有密密麻麻的字。

我只来得及看清楚最上面的一行:腊月初十,顾明海媳妇秀珍,与隔壁王嫂起争执,可用。

我把布袋放回原处,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出了西厢房,我站在院子里,让冬天的冷风吹了很久。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

脑子里反复想那一行字,"可用","可用",这两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太阳穴上,一跳一跳的疼。

我翻来覆去,一直熬到快天亮,迷迷糊糊睡过去没多久,就听见外面秀珍压着嗓子叫我的声音。

我细细回想这三十天,竟然想不起大娘说过一句重话、做过一件出格的事。

她从不哭穷,从不抱怨,甚至逢人便夸我是好人。

可我的家,就在这一句一句的夸里,开始四面漏风。

就在我站在院子里发呆的那个傍晚,秀珍从屋里冲了出来,脸色白得像纸,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声音都在发抖——"你来看看这个……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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