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杨永泰传》《民国政史拾遗》《红军长征史》《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围剿与反围剿》《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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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7日傍晚，江西于都河北岸。
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陆续完成集结，人员装备、印刷机器、银元储备、档案文件，全部打包上路，八万六千余人开始渡河。
河面上浮桥连绵，脚步声从黄昏一直延续到深夜，没有人知道对岸的路通向哪里，也没有人知道要走多远。
这一步，踏出去，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
后人讲起这段历史，脑子里第一个浮现的名字总是蒋介石。
是他调集百万大军，是他一寸一寸压缩苏区空间，是他把红军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这没有错，但只说对了事情的一半。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前后打了整整四次围剿，四次全部无功而返。
调的兵越来越多，请的顾问越来越专业，花的银子越来越大，战果却始终追不上预期。
这四次围剿失败，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蒋介石心里是清楚的。
但他始终找不到破局的出路，直到有一个人出现，把他三年来想不明白的问题，用一份万言书摆在了桌面上。
这个人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任何军事职衔，只是蒋介石幕僚中一个旁人不太注意的文人。
然而就是他，在1932年向蒋介石呈递的那份方案里，将围剿失败的根子一条条剖开，继而提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思路的破解之道。
【一】兵多枪好，照样打不赢——蒋介石四次围剿的败局始末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刚刚落幕，蒋介石腾出手来，决定对中央苏区动手。
彼时的中央苏区，以江西瑞金为核心，辐射周边十余个县，红军主力约四万余人，装备算不上精良，地盘也算不上宽广，但偏偏让国民党的大军吃了一次又一次的亏，让南京的战报一份比一份难看。
第一次围剿，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担任总司令，前线总指挥由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担任，调集七个师约十万兵力，从吉安至建宁一线由北向南分路推进。
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号称"铁军"，装备汉阳兵工厂和德国进口的新式武器，共一万三千余人。
出兵之前，张辉瓒曾向蒋介石放话，要把朱毛首级亲自送到南京。
然而他进入赣南山区之后，按照"分进合击"的部署一路深入，却始终摸不清红军主力在哪里。
红军方面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少数部队协同地方武装边打边撤，把张辉瓒的第十八师一步步引进了永丰县南部龙冈的山地腹地。
1930年12月28日至30日，龙冈战斗打响。
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共九千余人，在龙冈被红军四面合围，全军覆没，张辉瓒本人化装逃入山中，在打扫战场时被活捉。
消息传出，其余各路"围剿"军闻风丧胆，仓皇后撤。
1931年1月3日，红军又在东韶地区歼灭谭道源师半数兵力。第一次围剿，前后历时不足两个月，以完败告终。
战报送到南京，蒋介石气得沉默许久。
1931年4月，第二次围剿启动。
这次换何应钦代理总司令，调集二十余万兵力，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试图避免孤军冒进的老毛病。
依然没用。
红军以"避强击弱、由西向东"的方针，在短短半个月内连续取得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次战斗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约三万人，大量缴获武器弹药，将二十余万大军打得首尾难顾。
第二次围剿就此瓦解。
同年7月，蒋介石亲赴南昌坐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是他出山以来罕见的亲力亲为，调集了三十万兵力，还专门从德国和日本聘请了军事顾问，声势之大，是前两次无法比拟的。
结果更是让他颜面尽失。
红军主力并不接招，大范围迂回机动，从三十万大军之间的缝隙穿插而过，然后转入内线，在莲塘、良村、黄陂连续重创国民党各路部队。
加之广东陈铭枢部等军阀趁机在后方制造事端，蒋介石被迫收兵，第三次围剿草草收场，一无所获。
1933年，第四次围剿展开，这一次以顾祝同为前敌总指挥，兵力约五十万，采用"分进合击"战术，试图将红军压缩于狭小区域内围歼。
红总司令朱德与总政委周恩来指挥部队以大规模运动战应对，在1933年2月至3月间的黄陂战役、草台岗战役中，接连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主力，第四次围剿同样宣告失败。
四次围剿，四次落空。
从十万到五十万，从鲁涤平到蒋介石亲自坐镇，从国产装备到德日顾问，无论怎么折腾，就是拿不下这支在山地里游走的红军。
【二】越打越陷，钱粮耗尽——四次失败背后的真实困局
四次围剿加在一起，国民政府耗费了大量军费，死伤人数难以统计，战果却近乎于零。
更难堪的是，每一次围剿失败之后，各路军阀的态度就松懈一分。
中原大战虽然结束，蒋介石对地方派系的控制从来没有真正落实到位。
围剿红军这件事，在各省军阀眼里，不过是消耗自己实力换蒋介石高兴的买卖，出工不出力已经成了常态。
何应钦负责的第二次围剿，各路部队推进迟缓，相互之间推诿扯皮的情况时有发生；
蒋介石亲自坐镇的第三次，三十万大军连红军主力在哪里都摸不清楚，只能在山里被人牵着鼻子走。
国民政府的财政也开始吃力。每一次大规模围剿，征兵、运粮、修路、军械，开销是天文数字。
钱花出去，仗打不赢，南京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蒋介石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重。
与此同时，苏区那边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前四次围剿带来的，不是红军的削弱，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扩展——每一次击退国民党军队，都带来了大量武器缴获，兵员补充，根据地范围也在随之扩大。
这种失衡的走势，让蒋介石在武汉行营对着地图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三十万大军进山，找不到红军；红军找到机会，三十万大军挡不住。
问题显然不在兵力数量上，也不在武器优劣上。
但究竟卡在哪里，幕僚们开会，来来回回绕的还是那几个军事圈子，没有一个人能给出让蒋介石信服的答案。
【三】碉堡连天，公路延伸——第五次围剿的军事部署
1933年夏秋之际，蒋介石开始酝酿第五次围剿的整体部署。
这次有了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参与谋划。
塞克特是一战后德国国防军重建的核心人物，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过去几次围剿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兵力规模，而在于推进方式——线拉得过长、主动暴露侧翼、给对方制造机动空间。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碉堡为核心、放慢节奏、步步为营，一块一块地压缩对方的活动空间，不急于求决战，而是用工事体系把包围圈慢慢收紧。
这套方案与前四次围剿的逻辑截然不同。
蒋介石认可了这个框架，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第五次围剿正式拉开帷幕。
军事层面的变化，很快就体现出来了。
国民党军队每推进到一个地方，先修碉堡，再修公路，碉堡之间互相呼应，公路保障后勤和调度。
在中央苏区的外围，这套碉堡体系的规模远远超过前几次围剿，将苏区的对外通道逐步封堵压缩，把红军过去习以为常的大范围机动空间，一块一块地切掉。
红军在这套体系面前，过去那套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打法，能够发挥的余地越来越小。
1934年4月10日，广昌战役爆发。
这是第五次围剿期间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关键的一次战役。
国民党军以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向广昌推进。
红军方面在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坚持下，选择了正面阵地防御，集中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九军团等共9个师的兵力，采取"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打法，死守广昌。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明确反对这一战法，战前直言："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博古和李德联名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坚持要求红军与国民党军"决战"。
战役从4月10日持续到4月27日，历时18天。
4月27日当晚，国民党军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被迫撤出。
18天的血战，红军共毙伤俘敌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红三军团伤亡尤为惨重，接近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广昌失守，是第五次围剿期间红军处境急剧恶化的关键转折点。
此后苏区战略空间持续收缩，赣南、闽西各县相继易手，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区域。
红军主力在持续战斗中消耗巨大，兵员补充跟不上，弹药药品在封锁之下无法补充。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正式作出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随后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开始悄然推进。
但就在同一时期，另一套机制也在苏区外围悄然运作。
这套机制既不是碉堡，也不是炮兵，而是一张比军事封锁更难突破、更难察觉的网——
它的设计者，从来不在战场上露面，却把自己设计的每一道网格，织进了苏区周围的每一个村庄和集镇。
四次围剿的耗资巨大，换来的不过是四次空手而归；
而整整打了三年打不动的局面，在第五次围剿里骤然转向——蒋介石越打越迷茫，兵力优势形同虚设，耗资巨大却一无所获，彻底陷入剿共僵局。
直到杨永泰入局，一套全新的绝杀战略，彻底颠覆了双方的博弈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