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1日,布伦特原油价格为72.65美元/桶,与二月底中东局势爆发前的价格几乎齐平。然而,海运保险市场的反应远比油价“迟钝”得多。
据保险经纪和风险咨询公司达信(Marsh)数据,在2月28日局势爆发之前,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战争险费率约为船体价值的0.2%左右。这一费率一度在高峰期飙升至船舶价值的10%。停火协议生效后,船体战争险的保费已降至2%(含折扣)左右,但仍远高于局势爆发前水平。
这场危机对保险业造成的冲击,远不止于保费数字的变化。达信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李铭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类似的地缘政治冲突每一次都在重塑市场对风险本身的认知边界。“霍尔木兹海峡及相关区域遭到封锁后,无论是船只还是货物全都遭遇滞留,后来对整个全球商业运作完全造成了‘肠梗阻’,”他说,这类冲突虽然在短期内会推动某些险种的需求激增,但其对全球经济的系统性损伤,最终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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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两轮冲击的战险市场何时降温
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前,海运保险市场已因红海危机受到冲击。根据国际海事安全中心(CIMSEC)的数据,穿越红海的战争险保费在危机前一直维持在船体价值的0.05%左右,危机期间则飙升至每次航程0.5%至1.0%的区间。对于一艘价值1亿美元的船体而言,这意味着单次通行就要增加50万至100万美元的成本。到2024年第四季度,通过苏伊士运河的集装箱船运量较2023年水平下降了60%以上。直到2025年底,马士基(Maersk)、地中海航运(MSC)、达飞海运(CMA CGM)和赫伯罗特(Hapag-Lloyd)仍继续绕道好望角航行,在胡塞武装于2025年11月宣布停火后也是如此,原因之一就是保费未能恢复正常。
而此次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受到的影响更大。达信亚洲区海事、货运及物流业务董事总经理沃尔斯(Michael Walls)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与红海危机相比,霍尔木兹的冲击“更具系统性”,因为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类似于好望角的绕道选择,且全球约20%的海运石油贸易和五分之一的全球液化天然气(LNG)需要通过该海峡运输。豪登再保险(Howden Re)的市场报告也将这一轮冲击定性为“海运战险市场永久性结构重定价”。
对于近期的海运保险市场情况,洛克顿保险经纪公司(Lockton)战争、恐怖主义及政治暴力业务主管塔帕尔(Rishi Thapar)表示,市场正在企稳,但并非重启。他称:“我们看到了一些定价改善的早期迹象,但最近的损失和持续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市场的调整将是渐进的,而非剧烈的。”印度保险公司Policybazaar的阿联酋子公司首席执行官古普塔(Neeraj Gupta)也认为,承保人需要看到两到四周确切的情势降温,地缘政治风险的降低才会开始体现到定价上,而完全恢复到冲突前的费率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根据贸易情报机构Kpler的分析,保费通常在冲突期间上涨迅速,但在“无事件发生期”下降缓慢。截至2026年6月,亚洲—欧洲苏伊士运河的费率仍比胡塞武装袭击前的基准线高出25%至40%。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保险正常化将以年为单位进行衡量,而不是以周或外交周期来衡量。
从航运公司的反应来看,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商船三井(MOL)表示:“在美伊协议落到实处、且安全在海面上通过实践得到证明(而非仅仅在外交公报中作出承诺)之前,将不会恢复正常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达飞海运也发出信号称:“即使海峡正式重新开放,也不会假定局势能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
结构性影响已经显现
今年3月,国际保赔协会集团12家成员协会中的7家发布了72小时取消通知,终止了覆盖波斯湾航程的战争险扩展条款。这是一种独立于核心保赔保险进行再保险的固定保费产品,无法在协会成员之间进行资金池分摊,而且是每个标准租船合同中分配战争风险的具体契约工具。
这背后暴露出的是战险产品内置的“取消与恢复”机制。当某一水域被联合战争委员会(JWC)列为高风险区域时,承保人有权发出通知,在规定期限(通常为72小时)后取消原保单,要求船东或租船人支付额外保费方可恢复覆盖。这一机制本是为了让战险保费在和平时期维持极低水平。但在今年3月的极端冲突中,由于百慕大等地的底层再保险商彻底撤资,该机制引发了连锁限制,船只不仅在72小时内失去了既有覆盖,在私人市场临时补充采购战险责任的窗口也几近关闭。
李铭对此表示,对于普通的船壳险或那些没有进入冲突区的长期合作客户,保单稳定性尚有商务谈判的余地。但对于涉及相关海域的战争险,一旦再保险层面的承保能力收紧,私人市场就很难在合理的对价下提供覆盖。甚至有些船只一旦靠近相关海峡,其战险扩展条款就会被终止或强制重新定价,临时加保在当时几乎是做不到的。
李铭表示:“风险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一旦某个风险被确定百分之百要发生,再去买保险就买不到了,或者说无法在合理的对价下买到。每一次重大地缘政治事件,都构成一次强迫性的风险教育——不是因为冲突本身对保险业有利,而是因为它迫使更多企业重新审视自己在确定性上的投入是否足够。”
私人承保能力的撤出引发了政府前所未有的干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在3月初启动了一项200亿美元的海上再保险机制,并指定丘博保险(Chubb)为主承保商。到4月3日,该机制已扩大至400亿美元,其中一半由美国政府承担,其余一半由另外七家保险公司支持。与此同时,英法两国主导召开了多国会议,专门讨论针对霍尔木兹过境的保险供给和护航方案。世界经济论坛(WEF)在一份分析中称,在气候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和网络风险等多重领域,当损失变得难以建模、集中度过高时,私人保险承保能力便会收紧,政府越来越频繁地扮演“最后承保”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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