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诺瓦聚变创始人：在上海，看到了聚变商业化“黄金窗口” | 国家未来产业地图

界面新闻记者｜蒋习

“我想在有生之年，把聚变这件事做成。当下，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曙光。”

近日，在位于上海临港的办公室内，诺瓦聚变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称诺瓦聚变)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郭后扬告诉界面新闻。

诺瓦聚变成立于2025年4月，总部所在地选择了上海，是中国首家专注于小型化、分布式可控核聚变技术(FRC-SMR)研发与产业化的企业。

上海和四川、安徽被称为聚变产业“黄金三角”。在人才、产业、政策、资本等多要素加持下，上海是国内可控核聚变企业最密集、产业链最完整的城市之一，是产业与资本高地。

这是吸引初创企业落点的重要原因。截至目前，上海汇聚了星环聚能、能量奇点、诺瓦聚变、东昇聚变等民营装置研发企业。

今年4月，诺瓦聚变宣布完成7亿元天使+轮融资。

此轮融资由阿里巴巴作为早期投资方继续加码，美团龙珠、高瓴资本、尚颀资本、汇川产投、九坤创投等投资方首次入局，君联资本、高榕创投、光合创投等知名机构持续跟投。

该公司在一年之内完成了两轮累计12亿元融资，刷新了国内民营核聚变企业成立初期融资规模与速度的纪录。

核聚变是轻原子核结合成较重原子核并释放巨大能量的过程。其原料资源丰富，且近乎零污染排放，被视为人类的“终极能源”。

当前可控核聚变技术路线主要有三种：重力场约束、激光惯性约束和磁约束核聚变。其中，磁约束核聚变目前研究的装置包括托卡马克、仿星器、反向场箍缩、场反位形(FRC)及磁镜等。

当前国内主流技术路线是托卡马克。位于安徽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EAST)实验装置，“中国环流三号”装置以及商业公司能量奇点的洪荒70装置，均采用托卡马克技术路线。

诺瓦聚变则是目前国内唯一深耕FRC-SMR技术的企业。

FRC-SMR技术全称为场反位形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其核心思路是融合现有两大主流技术(磁约束与惯性约束)的优势，聚变反应堆“小型化”和“模块化”，以实现更快、更低成本的商业化应用。

在国际上，美国公司Helion Energy是这条路上的先行者。该公司已实现1.5亿摄氏度等离子体温度，并计划在2029年前为微软的AI数据中心供电。

诺瓦聚变的创始人和实际控制人为郭后扬，他是分布式可控核聚变技术(FRC-SMR)型模块化路线的发明者之一。

诺瓦聚变创始人郭后扬 图片来源：诺瓦聚变

郭后扬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中国国家特聘专家，曾长期代表美国能源部负责中美核聚变合作研究计划；曾担任中国磁约束专家组成员、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专家、国际偏滤器及边缘等离子体物理专题组组长等职务。

他主攻托卡马克与FRC聚变路线。曾历任托卡马克装置JET实验负责人、及中国EAST“人造小太阳”托卡马克研究室主任，美国托卡马克DIII-D边界等离子体与材料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兼主任。在FRC领域，他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担任美国能源部规模最大的FRC研究计划的实验负责人、美国TAE公司首席科学家。

以下是对话实录（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

界面新闻：您曾担任全球最大托卡马克装置JET实验负责人、FRC实验总负责人等要职。是什么促使您选择在2025年创办诺瓦聚变？

郭后扬：我深耕核聚变领域40余年，职业生涯完整覆盖了托卡马克与FRC两大主流技术路线，对聚变从基础物理到工程实现有着系统性的理解，清楚不同技术路线在商业化路径上的潜力与节奏。

聚变要真正走向应用，不仅需要科学上的突破，更需要在工程和经济性上找到可行的路径。

2010年，我系统性提出FRC-SMR的技术方案。这条路线的初衷，是希望以更小的装置、更短的周期、更可控的成本，推动聚变能源从实验室走向实用。

近两年，AI算力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带来了对7×24小时不间断、低成本零碳绿电的迫切需求。传统风光等间歇性能源在供电稳定性上难以匹配算力中心的连续运行要求，而大型传统聚变装置的建设成本高、周期长，很难在短期内响应这一市场节奏。

与此同时，美国Helion Energy等同源技术企业已实现1.5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运行，并与微软签署购电协议，验证了这条路线不仅具备科学可行性，也正在走向工程落地与商业验证。这些进展让我感受到，聚变商业化已经到了一个可以主动推进的关键窗口期。

从国内环境来看，2025年前后，国内硬科技创业生态日趋成熟，资本市场对可控核聚变等未来产业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显著提升。

上海市将可控核聚变纳入“十五五”重点未来产业方向，临港片区拥有完善的高端制造与精密加工产业链，人才、产业、政策、资本四大要素形成了很好的合力。这些外部条件与个人长期的技术积累恰好形成了交汇点。

综合来看，现在是启动聚变商业化的合适时机。

界面新闻：为何将公司设在上海？上海在培育核聚变产业方面的哪些优势吸引您？

郭后扬：对于可控核聚变这一未来产业，上海自上而下完成了产业布局、空间规划与配套政策设计，明确了发展目标与扶持方向。针对聚变这类长周期、高投入的硬核科技，上海推出了研发补贴、首台套装备扶持、示范场景开放等专项政策。

上海汇聚了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一批顶尖科研院所与高校，在等离子体物理、磁约束聚变、核能工程等领域积淀深厚。基础研究成果可较快向企业端转化，形成“科研+产业”协同互补的格局。

可控核聚变产业覆盖特种材料、精密加工、电力电子、真空设备、强磁技术、测控系统等数十个细分领域，上海拥有国内领先的高端制造体系，上下游配套企业较为齐全，从样机到量产可在上海及周边形成有效闭环。

上海还是国内科创资本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头部财务资本、产业资本、国有创新基金高度集聚，对长周期、高风险的未来产业接受度较高。诺瓦聚变能够在成立一年内完成12亿元融资，也得益于上海较为完善的创投生态。

上海及临港聚集了大量AI数据中心、高端工业园区与先进制造业，正是小型模块化聚变堆的核心应用场景。

界面新闻：怎么看待目前国内商业核聚变公司的纷纷兴起？

郭后扬：过去70多年，聚变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以磁约束为主的“人造太阳”(托卡马克)和以激光打靶为主的惯性约束。这两条路径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各自面临显著的科学与工程挑战，解决这些关键问题需要较长时间。

近年来，科学和技术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加上AI对电力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将聚变的“窗口期”从30-50年压缩到了5-10年。这倒逼我们必须尽快找出一条能在这个时间窗口内实现聚变的更好途径。

近两年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关注，资本、人才、政策全面涌入，让我更加笃定：终极能源落地的时代窗口已经真正到来。

界面新闻：业内普遍认为，可控核聚变的未来将主要在中美两国之间展开竞争。您认为中国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郭后扬：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体系之一，在高功率电源、高温超导、特种材料与精密测控等聚变关键领域具备坚实的产业化基础。同时，国家已将核聚变列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在战略层面给予了充分支持。“国家队+民营企业”双线协同的体制既保障了长线基础科研，也为快速商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中国AI算力集群、高端制造产业规模位居全球前列，本土应用场景与市场空间广阔。

界面新闻：可控核聚变何时能发出第一度电，真正实现商业化？

郭后扬：当前全球可控核聚变行业已整体从“纯理论探索”阶段迈入工程验证向商业试点过渡的关键窗口期，不同技术路线与企业的发展节奏呈现明显分化。

以ITER为代表的国际大型托卡马克装置，定位为国家级长线基础能源工程，研发迭代与工程建设周期较长，行业普遍预期其规模化商业应用将主要面向2040年乃至更长远期的国家集中式基荷能源布局。

相比之下，小型模块化路线在商业化推进节奏上更具弹性。全球多家民营企业持续深耕，重点布局分布式供电场景。未来5-10年将是全球聚变产业从实验装置走向商业试点的关键周期，小型模块化聚变有望率先实现落地突破。

界面新闻：当前可控核聚变领域技术路线多元，从主流的托卡马克，到场反位形、仿星器等。诺瓦聚变为何押注FRC-SMR路线？

郭后扬：主要基于两大核心逻辑：

一，技术路线已获工程验证，商业化路径清晰。FRC-SMR路线的科学合理性与工程可行性，已通过美国Helion Energy公司等同源技术体系得到验证。这意味着该路线已走出纯实验室研究阶段，核心工程难题与整体技术可行性均得到实战检验，落地风险相对可控。

同时，该路线本身具备天然技术优势：FRC构型结构简洁，超高β值配合磁压缩运行机制，能以较低的能量增益门槛(Q≈1.5)实现净发电，无需达到托卡马克路线Q>20的更高指标要求，工程落地和迭代周期更具弹性。

二，精准匹配AI算力产业的迫切用能需求。稳定可控的零碳电源已成为支撑AI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配套环节。FRC-SMR路线具备装置规模小、建设周期短、投入可控的特点，可在数年内完成落地，单堆输出50-100MW，适合灵活部署于AI数据中心、高端工业园区等高密度用电场景。

界面新闻：与托卡马克等技术路线相比，FRC-SMR路线处于什么水平？

郭后扬： FRC-SMR的核心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

技术层面，FRC拥有近100%的超高β值，结合磁压缩可实现极致小型化；仅需Q≈1.5即可净发电，而托卡马克需要Q>20，科技门槛大幅降低；直线型构型取代环形复杂结构，工程复杂度显著下降。

运维层面，模块化可更换设计让核心反应单元可像“换电池”一样整体快速替换，无需整机停机大修——从根本上规避了材料长寿命这一世界级难题，将维修周期从数月甚至数年大幅压缩，保障电站全年高可用率，完美匹配AI数据中心7×24小时不间断供电需求。

成本层面，单台商用机组造价约1亿美元，约为传统大型装置的1%；90%高效直接发电，长期度电成本竞争力突出。

在主要聚变技术路线中，托卡马克和激光聚变分别位于成本曲线的两端，而FRC-SMR是中间的低洼地带。这个数据是基于美国能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

不同可控核聚变技术路线成本对比 图片来源：诺瓦聚变

界面新闻：目前公司的战略蓝图是怎样的？有无具体发展时间表？

郭后扬：诺瓦聚变的整体战略蓝图以“诺瓦一号”验证装置为核心起点，目标是打造全球领先的FRC-SMR聚变能源企业，以聚变能源赋能AI及未来产业。

“诺瓦一号”模型图 图片来源：诺瓦聚变

当前至2027年是技术验证阶段，以“诺瓦一号”为平台，攻关1亿度等离子体温度、能量增益Q>1等核心指标，完成高功率脉冲电源、大口径真空室、纳秒级控制系统、模块化磁体四大工程瓶颈的闭环验证，证明FRC-SMR路线的工程可行性。

2028-2030年代前半叶是示范发电阶段，依托“诺瓦一号”技术迭代，建设国内首座小型分布式聚变示范电站，实现并网发电。

2030年代中后期是规模化商用阶段，实现50-100MW级聚变小堆标准化量产，覆盖AI超算中心、大型工业园区、高耗能制造三类核心场景，拓展至偏远地区供能、电网基荷电源等场景。

最后是远期目标，推动供应链国产化与标准化，布局D-He3先进燃料路线，探索深空动力、核医疗等技术外溢领域。

界面新闻：“诺瓦一号”聚变装置及其建造工厂进展如何？

郭后扬：“诺瓦一号”是诺瓦聚变FRC-SMR路线的核心验证装置，其建造工厂于2026年4月3日在上海临港正式开工，标志着公司从技术研发全面迈入工程实施阶段。目前整体进度严格按照规划推进，各项工作有序落地。

整体来看，“诺瓦一号”工厂建设与部件研制进度符合预期，我们有信心在2026年底如期实现首次等离子体放电的核心目标。

界面新闻：上海的工业基础是否为“诺瓦一号”聚变装置提供了有力支撑？

郭后扬：上海及周边完备的高端工业体系与科研配套，为“诺瓦一号”的设计优化、工艺打磨与测试验证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我们的核心供应链采用全国市场化择优布局，并非所有合作企业和核心部件都局限于上海本地。但上海汇聚的高端制造、特种材料、电力电子、精密测控等优质产业资源，为我们攻克各类工程难点提供了重要支撑。

界面新闻：公司有无新一轮融资计划？

郭后扬：截至2026年4月，诺瓦聚变已完成天使轮及天使+轮两轮融资，累计总金额12亿元。

目前公司资金储备充裕，前两轮融资已能够足额覆盖“诺瓦一号”建造、整机调试、实验迭代，以及2027年冲刺1亿摄氏度核心里程碑的全部投入，现有资金可充分支撑前期技术验证阶段的核心目标。

我们已启动新一轮融资筹备。后续计划推进Pre-A轮与Pre-A+轮连续融资，两轮合计预计募资约20亿元，叠加前期12亿元融资储备，将全面支撑公司从技术验证迈向商业化、产业化发展新阶段。

界面新闻：聚变电力要真正与火电、新能源展开市场竞争，其成本下降并具备经济性的时间节点大概在何时？

郭后扬：我们计划在2035年前半叶完成首座示范电站的建设，随后逐步推进商业化运营。预计在2035年之后，随着小型聚变堆实现批量化生产，度电成本有望降至1美分。批量化生产是降低成本的关键。

聚变发电不仅是低成本，更核心的竞争力在于其作为稳定、不间断的绿色电力。对于AI算力中心等用户而言，它们往往位于大城市，既需要绿电指标，又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极高。即便初期成本略高，聚变绿电也能让数据中心更靠近城市部署，大幅降低传输损耗和网络时延，这种综合价值远非单纯的电价可比。

因此，我们相信在2035年后的市场中，聚变发电将凭借“稳定绿电+低成本”的双重优势，具备充分的竞争力。

我们公司的愿景非常明确，“Fusion for AI & Beyond”。“Fusion for AI”，这意味着我们首先聚焦于快速增长的人工智能电力需求；“& Beyond”则意味着我们的市场视野并不局限于此。我们将尽快推进国内首座示范电站落地，同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与我们接洽。

界面新闻：目前核聚变领域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未来是否会走向技术收敛？

郭后扬：技术路线是否走向收敛，取决于具体的目标。对于大型稳态运行的聚变装置，其技术收敛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而对于小型分布式聚变堆，预计在5到10年内就会逐渐明朗。

一个清晰的标志性事件是Helion Energy公司计划在2029年前为微软供电，如果届时他们能够成功实现，那么技术路线的收敛趋势就会非常明确。因为其他未能走通的技术路线自然会被淘汰，行业焦点也会随之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