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录取通知书被我拍在桌上，声音大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考上了。”
陈娟正低头扒饭，筷子顿了一下。我以为她会像往常那样冷哼一声。可她放下碗，转身进里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个皱巴巴的信封，往我面前一推。
“拿着。”
我打开一看，里头是一沓钱。整整五万块。
还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七个字。
我盯着那七个字，眼泪止都止不住。
小叔李军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门口，脸色铁青：“这八年以来，她怎么对你的，你全忘了？”
我攥着纸条，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八个字，每一个都像刀子扎在我心上。
01
八年前那个夏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七月的雨下得跟天漏了似的。母亲赵慧躺在门板上，瘦得不成人形。医生说她走之前没遭什么罪，可我知道，她走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
她放心不下我。
葬礼那天，雨又下大了。我跪在灵前哭得喘不上气，膝盖磨破了皮也不知道疼。亲戚们来来去去，有人说我命苦，有人叹气说这孩子以后怎么办。
我管不了那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妈没了。
父亲李文站在旁边，脸上没什么表情。他这个人一辈子就这样，遇事不吭声，心里头翻江倒海也不说。
葬礼后的第三天，他领着一个女人进了门。
女人年纪不大，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脸晒得黑，眼睛却亮。她一进门就四处打量，像是在认地方。
“这是你陈阿姨。”父亲的声音很轻，像是怕吓着我，“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没说话，盯着那个女人看。
她也盯着我看。
那眼神很奇怪，不是打量，倒像在确认什么。她看了我很久，最后把目光收回去，转身去收拾母亲的遗物。
母亲的东西不多，一个木箱子，几件衣裳，一本老黄历。陈娟把箱子搬到墙角，把自己的包袱放在旁边。整个过程没说一句话。
当晚，我的房间就被腾出来了。
“那个房间潮，你住不合适。”陈娟指了指院子里的偏房，“你住那边。”
偏房是堆放杂物用的，墙上糊的报纸已经发黄，窗户关不严实，风一吹就嘎吱嘎吱响。
角落里堆着旧农具和破桌子，中间有张行军床，铺了一层薄褥子。
我没吭声，抱着自己的书包和几件衣服，走过去铺床。
父亲站在门口看了会儿，嘴里嘟囔了一句“住得下你就在这里对付着”，转身走了。
我把门关上，蹲在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
那天晚上，我没睡。雨声太大，屋顶有几处漏水，滴滴答答落在搪瓷盆里。我听着那声音，脑子里全是母亲的脸。
她病重那段时间，总拉着我的手说：“佳怡，妈走了你要好好的。”
我说：“妈，你别走。”
她笑了，笑得很苦：“妈也不想走啊。”
我趴在她床边哭了一夜，她就摸着我头发，摸了一夜。
从那以后，我住进了那间偏房。不，不是偏房，是杂物间。
02
陈娟从不让我闲着。
“把地拖了。”
“把碗洗了。”
“菜少了，去地里摘点。”
她的语气永远不冷不热，像下命令。
我做完一样，她马上安排下一样。
夏天还好，冬天水冷得刺骨，我的手冻得红肿开裂，她也不过是看一眼，说句“加件衣服”。
那时候我正读小学五年级，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是干活。
“功课等会儿再说。”陈娟头也不抬，“先把饭做了，你爸快回来了。”
我咬着嘴唇，放下书包，系上围裙。
邻居周玉洁看不下去，有时会塞给我一个馒头或者几块饼干，小声说：“你这后妈啊，心太硬了。”
我不说话，把东西藏进口袋里。
其实那个时候的恨，还没有后来那么深。真正让我难受的，不是干活，是她的态度。
饭桌上，她做的永远是自己爱吃的菜。我爱吃鸡蛋，炒鸡蛋能配三碗饭。她不做。她做的是辣椒炒萝卜丝，咸齑汤，偶尔加点肉片也是全夹给父亲。
我夹菜的时候不敢多夹，怕她看我一眼。
“你爸挣的钱也不容易。”她有时会说，“咱们家不太宽裕。”
可我知道，父亲每月寄回来的生活费不少。父亲在外地打工，工地上的活计，一个月能挣几千块。他每个月雷打不动汇两千回来。
“两千块够多了。”周玉洁跟我说，“你后妈不给你买件新衣裳，倒是自己添了双新鞋。”
我注意到陈娟脚上那双新布鞋，鞋面是的确良的，白色，一看就是镇上供销社买的。
我没说什么，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破了洞的解放鞋。
那一年冬天，我身上的棉袄还是三年前母亲在世时做的，袖口已经磨破了，棉花露出来，风一吹冷得发抖。
“这件还能穿。”陈娟说，“又不是没有。”
我没吭声。那一年，我冻感冒了三次，每次都是硬扛，不敢去医院，怕花钱。
“没事。”周玉洁偷偷塞给我几片感冒药，“你后妈啊，心狠着呢。”
我把药咽下去，没说话。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一个道理：把自己藏起来。
难受的时候不哭，冷的时候不说，委屈的时候咽进肚子里。我把所有力气都花在学习上。
学校里，我拼命考第一。
考试排名贴在教室后墙上，我的名字一直在最前面。
老师喜欢我，说我“这孩子争气”。
放学了同学们都走，我坐在教室里多写几道题，等天黑了才回去。
回家早了，陈娟会让我干更多的活。
“洗菜。”
“劈柴。”
“喂鸡。”
这些活我在学校就已经干完了。可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在偷懒，每次回去都要主动找点事做。
“你打了满分？”她有时会问我。
“嗯。”
她“嗯”了一声，再没下文。
没有夸奖。没有鼓励。没有“考好了妈给你做好吃的”。只有一个冷冷的背影。
我习惯了。
我告诉自己：再忍忍。等上了大学，我就走了。走远了，这辈子都不回来了。
03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我上了初中。
那所中学在镇上，离家有七八里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下午四点半放学，回来又要干到天黑。
陈娟不给我钱坐车，我就走。走着走着就走习惯了。脚底板磨出了老茧，雨天泥路走多了，两只鞋都是泥巴。
那一年冬天格外冷，我棉袄的扣子掉了一颗，风往领口里灌，冷得直哆嗦。
我没跟陈娟说。说了也没用。
那天放学回来，发现桌上放了一件旧毛衣。毛衣的袖口已经磨得发亮了，一看就是穿了好几年的。
“你爸寄回来的。”陈娟头也没抬。
我拿起毛衣，套在身上。大了点，但暖和。
第二天去上学，风再大也不怕了。
后来我发现，那件毛衣不是什么“寄回来的”，是陈娟自己的衣柜里翻出来的。因为我后来看到过她晾衣服，她那件毛衣不见了。
我没问。她也不说。
这是她对我的“好”，从来不说，藏得严严实实。
有时候我会想，她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心？可我很快就把这个念头掐了。她对自己好就行了，我不能指望她对我好。指望了，失望的时候就更多。
那年的期中考试，我考了年级第一。学校发奖状，发了一支钢笔。
我拿着钢笔回家，犹豫了半天，还是把钢笔放在桌上，推到她面前。
“学校发的。”我说，“给你用。”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那支笔，又抬头看了看我。
目光很奇怪，带着一点吃惊，还有一点别的什么。但很快，那点东西就消失了。
“我用不着这个。”她把钢笔推回来，“你留着好好写字。”
“用不着”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半天。
她不是用不着，她是不肯要。
那一刻，我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可我还是把钢笔收回去，塞进书包里。
后来那支钢笔我一直留着，用了三年。
三年里，它的笔帽摔裂了一道缝，我拿透明胶带缠了几圈继续用。
那是我第一次试图靠近她。她没让我靠近。
从那以后，我没再试过。
我们俩就这么处着：不远不近，冷冷淡淡。像两条平行线，勉强在一个屋檐下，却永远不会有交集。
04
上了高中，功课比初中更重了。我每天五点半到校，晚上九点半才放学。
陈娟不再催我做早饭了。
她自己起来做，做完把饭装好，放在桌上。
“吃了再走。”
就那么三个字，冷冰冰的。饭是热的，有粥有咸菜。有时候还有两个馒头，或者一个煮鸡蛋。
我不敢多想，低头吃完就走。
有一回下雨，我忘了带伞，淋了个透。回到家换衣服时，发现衣柜里多了一把新伞，还有一件雨衣。
伞是粉红色的，塑料的，一看就是镇上新进的货。雨衣是军绿色的，那种厚实的老款。
我拿起伞看了看，又放下。
“买的。”陈娟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上次你说伞破了。”
我说过了吗？
我想不起来了。
可我确实跟她提过一次，说自己的伞破了。
就这么一句话，她记住了。
我站在衣柜前，愣了好一会儿。
后来我发现，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喜欢你也不会说，关心你也不会表达。只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做些你不知道的事。
可是，这些细节我很少去细想。
我不想多想。我一想，心里的恨就会少一点。可我不能不恨。不恨她，我怎么能撑得下去？
高二那年冬天，我发烧了。
烧到三十九度多，整个人都软了。趴在桌上做题，做一道错一道，脑子像浆糊。
我不敢请假。请假了功课拉下，考不上大学。
我硬撑着去学校，坐在教室里，脑袋昏沉沉的。同桌摸了一下我的额头，说：“你发烧了！”
我说没事，继续写。
放学回到家，我的腿已经软得走不动路了。扶着墙进了杂物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半夜醒来的时候，感觉有人在摸我的额头。
手很粗糙，带着茧子，但是很暖和。
“烧还没退。”那个人嘀咕了一声。
我听出来了，是陈娟。
我不敢动，闭着眼睛装睡。
过了一会儿，她走了。没多久又回来了，端了一碗水，又把什么药片放在桌上。
“起来吃药。”
我还是不动。
她叹了口气，把我扶起来，把水杯递到我嘴边，又让我把药吞下去。
“明天别去上学了。”她说，“请一天假。”
“明天有考试。”我哑着嗓子说。
“考不了就别考，命要紧。”
我没说话，也不想说。
她把我放平，给我掖了掖被子。
被子比以前厚。我低头一看，被子好像加了一层棉絮。什么时候加的？我不知道。
那一夜，她坐在我床边守了一宿。
我醒来的时候，她靠在椅子上睡着了，下巴搁在胸口，呼吸声很轻。
我没喊她，自己悄悄起了床，去厨房热了碗粥。
粥还温热，喝下去，浑身都暖和了。
可我心里头，却越来越难受了。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我不好，可又对我好。她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想了两年都没想明白。
05
高三的下半学期，日子过得飞快。
我每天拼命做题，拼命背公式。脑子里除了学习，什么都不想。
那段时间，我发现陈娟有些不对劲。
她经常半夜起来，站在我房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一开门就撞见她站在门口，吓得我差点叫出声。
“你干嘛？”我捂着胸口。
“看看你睡了没。”她说完转身就走。
她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多。
有时在厨房做饭，她会忽然转过身来，盯着我愣好一会儿。
有时我正写着作业，她会走过来，站在旁边看了半天，也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我心里头毛毛的，总觉得她有什么事瞒着我。
高考前一个月的周末，我正在屋里复习，她忽然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鸡汤。
“喝了。”她把碗放在桌上，“补补脑。”
鸡汤里加了枸杞，飘着一股药味。我接过碗，喝了一口。
她站在旁边看着，没走。
“还有事吗？”我问。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好好考，别想太多。”
她转身走了。
我低头继续喝汤，喝了几口，发现碗底压着一张纸条。
我拿起纸条一看，皱巴巴的，像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
纸条上用铅笔写着几个字：“考上了有奖励。”
我愣了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她怎么会……
我没敢多想，把纸条揉成一团扔了。
可那天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反复想到那张纸条，想到她这两年来的怪举动。
有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为什么不让我退学？
村里有些女孩子，读到初三就不读了，要么去打工，要么回家帮家里干活。
我也想过退学，初中的时候被那些活和冷眼逼得实在受不了，就跟父亲提过一次。
父亲没说话，陈娟先开了口：“不行。”
两个字，斩钉截铁。
“你读你的书，别的别管。”
我没敢再提。后来家里的活一点没少，但她从来没在学费上卡过我。书费、学杂费、资料费，她一次都没拖欠过。
村里人说起这事，都说：“那个后妈啊，虽然心狠，倒是不耽误孩子读书。”
我那时候只当这是她怕被人说闲话。
可现在想来，好像不完全是那么回事。
那张纸条，那句话，让我心里头忽然生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也许，她一直在等着我考上大学？
这念头刚冒出来，我就打住了。
不可能的。
她怎么可能关心这种事。
高考前三天，我收拾书包时，又发现了不对劲。
书包里多了一个信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