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信的生意：民国城市街头的代笔人

近代城市街头，是一个混杂而充满张力的公共空间，它既是城市交通、日常生活与经济行为的承载之地，也为精英人士与底层民众创造了擦肩而过的场所。关于街头文化的论述向来留白甚多，尤其是在那些只为精英立传的历史叙事中。在时代剧烈变迁、世态纷纭转换之际，街头却始终带着一种“置身事外”的风范。它漫不经心，又持之以恒地运转着，为谋生者提供了流动、开放的经营场所。可以说，真正让街头成为街头的，正是那些看似在社会中没有容身之地、被排挤到权力话语之外的底层民众。他们，才是街头的主人。

有清以来，中国城市街头的种种奇观，频频映入外来旅者及地方知识分子眼中。1874年，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在江西省九江市的街头拍下了一张名为“街头群像”（Street Groups, Kiu-Kiang）的照片，这幅影像恰好定格了晚清街头的一隅（图1），并记录了四种街头职业：卖汤小贩、代写书信兼算命先生、剃头匠和旋木工匠。这些街头谋生者被汤姆逊称为“journey tradesmen”，其意在点明街头工作所独具的流动性特质。这种“流动”，既指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漂泊不定，也意味着职业身份的多变与兼业化——正如下图画面中间的代笔人，他不仅为顾客提供书信写作服务，还自称会算命，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特殊技能的眼科医生，对外宣称能够治愈71种眼疾。

图1 [英]约翰·汤姆逊 (John Thomson):“街头群像”（Street Groups, Kiu-Kiang）， 《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汤姆逊为图中这位代笔人及其他摊贩的情况，留下了更为详细的记述。他在笔记中写道（节选）：

【卖汤人】最左一人是老朋友阿洪（Ahong），他和父亲一辈子都在九江的街头靠卖汤讨生活。出身“煲汤世家”的他，随身带着可以走街串巷的小炉灶，每天在固定时段、固定地点接待老主顾。阿洪的招牌浓汤，一碗只卖半便士。

【代笔人】带着眼镜的男子是一位代笔人，他正在帮一位愁苦的女子写信。由于单靠代写书信难以维持生计，因此，代笔之外，他还是一名眼科医师，自称具有特殊技能，可以治愈人眼的七十一种疾病。同时，他也会测字课命。他所使用的这些桌椅、器具十分便携，收摊时，夹在腋下随身带走便是。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是九江街头最令人厌烦的乞丐之一。

【剃头匠】代笔人右侧，是一位走街串巷的剃头匠。剃光头顶、在后脑勺留一块用来扎辫子的头发，是他最基础的手艺。除此之外，他还可为顾客修容及采耳，让顾客能“畅通无阻地聆听这片繁华之地的万千声响”。

值得注意的是，汤姆逊这张1874年的照片，不仅是一幅较为完整的反映了近代市井生活的纪实影像，也是迄今最早记录中国城市街头代笔场景的资料。端木（1948）诗中所写“十字街头新事业，三家村里老先生，八约书上千约泪尽，写尽人间苦痛声”，正是代笔先生们的真实写照。

法国史学家夏蒂埃曾把书信理解为“社会有机物”，并提出“写信”是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实践，而“书信活动”则是社会个体创造思考与感受、联结自我、他人，乃至社会的有机物（Roger Chartier，1997）。若将这一视角移至近代中国书信文化中，代笔人的角色便尤其值得关注——他们正是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得以跨越文字障碍与书写困境，与外界达成沟通的关键所在。在国民教育普及率较低的社会背景下，书信经由代笔人之手，被助推、塑造为了一种可及的文化资源。然而，书信如何被转换为一种文化“商品”？代写书信又何以成为一份职业，抑或是一门生意？

图2 黄英: 《穷人的街头》，《良友》，1933

代笔人与代笔摊

代笔人有职业与非职业之分。非职业者多为识文断字之人，替亲友代读代写，大多不取报酬，全当亲友间的人情往来。职业代笔人则不同，他们以此为营生，凭此糊口。

职业代笔人不仅为文化程度较低者带来了书写的便利，也使“写信”行为附着了商业色彩。然而，代写书信终究只是小本生意，民众对书信写作的需求既非持续不断，亦无规律可循。故代笔人仅凭此谋生，可谓相当艰难。于是，他们往往兼营其他文字相关业务，如算命择日、撰写婚丧契约、代书诉状情书、题写春联店名等。即便如此，收入仍难以保障基本衣食。唯有逢年过节，尤其是春节前后，业务才会繁忙起来，代笔人也最盼着趁此时增加一些收入。

图3 [美]雷尼·诺恩(C.E. Le Munyon)：《代写先生》（1905-1929年间）

图4《服务的意味：代笔写信》，《大众画报》，1933

图5《写信兼算命》，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图6《街头预言家》，《良友》，1941

代笔人多为失业的读书人，粗通文字，程度稍好者曾念过私塾或担任过私塾先生，对文牍事务怀有一定兴趣。他们具有鲜明的文人身份特征，常身着长衫以示身份，并与其他摊贩刻意保持距离。摊位则通常设于街头人流密集处，如集市口、庙门前、码头车站、邮局门外等，样式颇具辨识度——一张随身携带的木桌，桌旁立有一块写有“代写”或“代写书信”字样的招牌。近代报刊时文对代笔人的形象及其摊位特征多有描摹：

街头写信摊子旁边，站着一个愁闷的孩子，对执笔的老先生说，妈妈病重，要写信叫爸爸寄钱，或亲身回来一趟。小孩子不会写信，他母亲更不会，只好省下买菜的几个铜板，去拜托老先生代笔。老先生，你总算做了点好事，虽然在读书人眼中，你是落伍的文人。（《大众画报》，1933年）

他会批命，为占课，会测字，会代写家书。他会给你一点安慰，一点希望，一点自信心。在有些场合，他还会乘机劝善规恶，但有时也会危言耸听以弄讥文。（张亦菴，1943年）

代笔匠人是有着显著的外在特征的。他们长年身着一袭褪了色的长衫，脚套鞋袜，以示与引车贩浆之辈的区别。头戴一顶毡帽斗，用一张折成四四方方的信纸，压在毡帽头的前脸遮挡阳光。长年坐在庙门前、集市口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摆有两管手笔、一个墨盒、一个水盂和一摞元书纸红格八行笺。正上方摆着一摞牛皮纸信封，还有一本《常用尺牍》。离老远一看，就知道他是代写文书的匠人。（张光友，2021年）

不少画家也将目光投向代笔人，留下了各具风格的视觉记录。丰子恺、叶浅予、陆志庠、戴敦邦等人都曾描绘过这一街头行当。丰一吟称，“小时候看到父亲这幅漫画，读了题目《阿三夫君如见……》，还以为这老妇人想对她丈夫说：阿三丈夫你如果见到……。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写信的一种格式。大约是‘见信如见人’的意思吧。现在，在某些邮局门口，有时也还能看到这种代人书写的摊头。”（丰一吟，2021年）

图7 丰子恺:《阿三夫君如见……》，《子恺漫画全集之四：民间相》，1945

图8 叶浅予：《代写平安家信》，《一四七画报》，1946

图9 陆志庠：《兼代书写的拆字摊》，《志庠漫画》，1998

图10 戴敦邦：《戴敦邦画老上海汇本》，2017

奥地利画家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与白俄画家萨巴乔（G. Sapojnikoff）同样曾关注到中国城市街头的代写书信场景。希夫的系列漫画尤其值得注意，其揭示了一个在以往讨论中往往被忽视的细节——代写书信不只是个体层面的日常事务，更是一项可以容纳多人共同参与的家庭活动。由此观之，代笔摊所承载的远不止文字的交易，它既是某种存在于公共空间中的连接私人生活与家庭关系的纽带，也寄寓着底层民众在生计之外的温情与相互扶持。

图11 [奥] 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 《请人代笔的母子》（1）

图12 [奥] 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 《请人代笔的母子》（2）

图13 [奥] 弗利德里希·希夫（Friedrich Schiff）: 《请人代笔的母子》（3）

图14 [俄]萨巴乔(G. Sapojnikoff)“吾爱何在？”（“Where is my beloved?”）

代笔的职业门槛

代写书信的准入门槛并不算低。读书写字只是最基础的本领，若欲拓展业务或笼络客源，书法功底与对其他知识领域的涉猎便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代写诉状或买卖契约时，代笔人需运用更为考究的字句，并对相关法律条文有所了解；为商店、饭馆题写门面或于春节前夕书写春联时，则必须其具备一定的书法水平。此类事务因受邀挥笔，润笔费或酬金通常较为丰厚，最受代笔人欢迎。然而，尽管常年处于穷困之中，代笔人的性情特征却尤为鲜明。他们有时拒绝听从顾客要求，甚至拒写特定类型的书信，并且还可能在信纸与信封的拣选上尤其讲究。1916年11月5日，《时报》曾刊载一位颇具审美情趣的代笔人逸事：

新舞台对门，有张铁口折字。近来新订代写书信价目一纸，计封信五十文，邮片减半。若持美术信片（如梅郎之嫦娥奔月、黛玉葬花等）求书者，只取铜元一枚。

具体的代笔服务过程，因代笔人的写作习惯与顾客的具体要求而异。某次昆山召开干部大会，因当地识字者不多，代笔人颇受倚重，与会者遂召集几位代笔人交流了各自的代笔经验。据称，若口述者语言表达能力较好，代笔人只需一一记录即可；若口述者思路不清，代笔人则需先归纳整理，经询问确认后才可下笔：

甲说：“他怎么说我怎么写，他说啥，我写啥，这样不失原意。就是有的他说到后边又想起前边来叫添上，一添就不接气了，怪麻烦。”乙说：“我叫他谈一遍，替他整理。”丙说：“叫他先考虑，我听一遍，然后执笔，写完再念给他听，他同意了，就算完成。”丁说：“他不会写，还说没有什么可写，我就打听他的工作，和他闲扯，叫他不知不觉的就说出材料，我偷偷写完，念给他一听，他非常喜欢。（忌名、寿亭，1947年）

上文所述多为普通书信的代笔流程。至于情书代写，情形则大为不同。这不只关乎青年心事的私密性，也对代笔人的文笔提出了更高要求。1948年1月11日，《小日报》刊有一篇讨论代写情书的文章，其中特别突出了“白话情书”与“文言情书”不同的收费标准：

写情书他们是认为很要一点技巧的，代价要一块二块不等，这里面同时又分两种价格，一种是“文言情书”，索价较廉，一种是“白话情书”，索价较贵。这大概是乡下姑娘来求写情书，如果写了文言，什么“爱卿”“芳颜”之类的文句，在念给她听时，听了很不大懂，而且不如“亲爱的哥哥”，“你苦命的妹妹”那样感人动听和哀艳！“敛衽”也不如用“倚枕”那样传情。所以她们是宁愿多花一块几毫，写一封“白话情书”，而不愿花少几文钱去写一封“文言情书”的。（取暖者，1948年）

图15 [葡] 若瑟・利维士・嘉德礼 (José Nerves Catela ): 《代写先生》，《永不回来的风景: 澳门昔日生活照片》，2001

上海思南路邮局的代笔服务

1930年代以来，代笔行业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中国邮政业务范围的扩张，人们寄信与收信的便捷度大幅提升。然而，社会上仍然存大量文盲及识字程度较低者，他们同样希望与亲友通信、与外界沟通。于是，全国各地的民众教育馆、民众服务处、阅报处、问字处乃至邮局内部，纷纷设立了专门的代写书信服务点。其后，专为妇女和人力车夫设立的代笔处也相继出现，报端多有记载：

华龙路上海妇女补习学校、为解除妇女不识字、不能看信、不会写信之痛苦起见，特于该校附设妇女书信代写处，专代妇女看信、写信，不收任何费用，并可奉送信纸信封。已于昨（六日）正式成立、办事时间规定每日下午二时至五时云。（《时事新报》，1932年）

南京市人力车夫福利会筹备处，已将整个福利事业计划大纲通过，将逐步按照计划推进一切设施，该处鉴于人力车夫大半来自各乡，识字不多，现先从切实服务入手，决即设立人力车夫代笔处。暂设人力车夫代笔处四处：地点定夫子庙、下关、热河路附近、水汉西门、中华门，代笔规则如下……（五）书信及简略文件等纸张，由本处供给，契约纸张由请求人自备；（六）代笔不取笔资。服务员亦定服务规则：对请求人应态度和蔼，不得任意拒绝求请，不得借故向请人求私索分文。请求人如愿赠送者，亦不得收受。（《神州日报》，1937年）

图16 邝光: 《代写信件》，《良友》，1937

图17 唐煌: 《为文盲而设的代写书信处》，《东方画刊》，1941

较为典型的一例，是上海思南路邮局于1947年11月7日试点组织的“代笔服务”：

本市邮政总局，以文盲多请拆字摊代写信函，不独文理不通，且类多牵强附会，往往地址错误成为死信。局方有鉴于此，乃与本市社会服务处合作，自今日起先在思南路邮局试办“代笔服务”，由该处派员驻局，代公众免费写信。（《大公报》，1947年）

同日，该报还刊载了《邮局与社会服务处商妥在思南路设代笔服务处》一文。此篇报道更为详细地指出，因文盲甚多、代笔人水平参差，而邮局职员又受限不能代写，邮局遂与社会服务处协商合作，在思南路邮局试办“代笔服务”，由社会服务处派员免费代写书信，并允诺若公众称便，即将此类义务代写处将推广至其他邮局。仅半月后，1947年11月25日，上海邮局便在金陵东路支局也成立了类似代笔处：

本市邮局自得社会服务处合作，在思南路支局设立代笔服务处，代替公众免费书写信件，一般文盲大感便利。最近西文大美晚报记载有乡人在金陵东路支局邮寄包裹，因不能填写详情单，异常窘急，邮局为表示重视舆情，并便利该区公众起见，即日起在金陵东路支局成立同样代笔处，由社会服务处派员驻局免费代写书信，并代填邮政一切单据。（《新闻报》，1947年）

可见邮局免费代笔处受民众欢迎程度之高——仅在思南路邮局试点了18天，便推广至金陵东路支局。1947年11月28日，《和平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非以役人 实役于人》的社论，介绍并宣传了思南路邮局社会服务处的民众代笔站：

当你走到思南路邮局的时候，在门前摆设着一座简单的样子，像拆字摊似的，在台子的旁边围着一大堆手里拿着纸张请求代书的男女老少，他（她）们大都是不识字的阿姨和拉车的小三子，团团的围住一个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年青人，口里乱噪着，“先生我还要来请你代我写一写，先生我的小孩在家里哭讲……”这便是上海社会服务处最近和邮政局合办的民众代笔站。

说也可怜，这个代笔站，开张只不过三天，奇怪的是生意却这般的兴隆。民众代笔站，不收任何费用，专代一般文盲的小市民义务书写，如果你是出征军人家属或者贫苦的小百姓的话，还可以免费供给信封信笺等。除了这个代笔站外，在社会服务处，并设有民众代笔组，专事替本市市民书写并草拟一切契约文稿等，并订有优待军人家属及贫苦民众办法。假如你——有什么东西要写的话，不妨请到这里来。（《和平日报》，1947年）

至此，代笔从街头文化单元逐渐转向政府主导的民众服务，旧时的“砚田笔耕”亦渐为青年志愿服务所替代。越来越多的民众得以与远方亲友通信，并在书信写作一事上获得了来自公共机关更具专业性的指导。

此外，由上文“出征军人家属”一句，还可以联想到战地代笔。在军队日常生活及战地服务中，代写家书始终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其主要由知识青年服务团、宣传队或红十字会承担。不仅作家黄谷柳曾在战地日记中记述自己为战友代写家信的经历（黄谷柳，2011）。相关图像资料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图10中，手持信封的军人左侧写有“每日女生代写之书信，平均约120余封”字样；图11则呈现了女学生为伤愈将士代笔的场景，可见代笔服务在军队中的需求之大）。此外，美国《生活》杂志特派摄影师卡尔·迈登斯（Carl Mydans）曾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龙泉县拍摄一处代笔摊，摊位悬挂的布帘上写着“抗属书信代写处”——即专为抗日军政人员家属设立的服务点。

图18 魏守忠:《为军人代写书信》，《良友》，1933

图19 顾茅庐: 《为将士代写家书》，《东方画刊》，1939

图20 [美]卡尔·迈登斯(Carl Mydans)：《抗属书信代写处》， LIFE，1941

笔者藏有一部《儿童书信》（儿童书局，1946年发行，1933年初版）。此书有趣之处在于，其虽与当时流行的白话尺牍指南一样，同为教人写信的读物，然在书信范文的选择上却独具一格——以儿童代笔信为主要范例。全书共39篇书信范文，其中有25篇是出自5名儿童之手的代笔信，内容包括“报告失火”“祝贺升职”“安慰遭遇荒年”“托人求职”“找人借钱”“合作办酒席”等等。其中一位代写书信的小朋友称：“托我们写信的，倒是很多。而且来托我们写信的，都是目不识丁者多。我们给他们写好了一封信，他们有说不出的感激的样子。有许多叫我们写信，光带一张嘴巴来，信纸信壳也是我们的。这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写一封信，应用多少信纸哩。”

图 21 儿童书局《儿童书信·封面、说明》

有五个小朋友，在暑假里共同设立了一个“民众写信处”，因为这村庄上，读书的人很少，所以要想写封信，非常困难。本来都是请学校的教师代写的，现在学校放了暑假，竟然没有人写信了。“信”是通两地的消息的，消息哪里可以不通呢！五个小朋友的“民众写信处”就适应这个需要而设立了。

写信处设立之后，请求他们来写信，自然多得很。全村庄的人，个个称便，各个佩服他们，个个敬爱他们。

后来学校开学之后，教师们听到他们五个小朋友在暑假内设立“民众写信处”，为一般文盲的民众服务，很是称赞他们。从此，学校门前，就挂起一块“民众写信处”的招牌，仍叫他们五个小朋友，继续负责去干这个工作。

五个小朋友姓名，是：邵成梁、孔卓、顾光耀、戎菊芬、赵志云。（尤劲：《儿童书信》，1946年）

代写书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高度文化中介属性的书写实践，深度介入到了书信文化下沉与精进的过程中。它以传递书信知识、提供书写服务的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频繁互动，于市井街巷间塑造着近代书信文化的不同面向。而代笔人，他们身处边缘，却连通四方，在为普通民众带去文字、书信与远方消息的同时，也为底层群体搭建起进入广阔社会交际网络的通道。他们是维系近代民间书信流通至关重要的中介力量，更是反映近代民众日常书写实践的一个侧面。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书屋》（2025年第9期），本次刊发有较大修改，因体例所限，部分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