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费雯・丽"词条、《费雯丽传》（Anne Edwards著）、劳伦斯・奥利维尔自传《忏悔录》、英国国家档案馆相关医疗记录、《泰晤士报》1967年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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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8日，英国伦敦贝尔格莱维亚区艾顿广场54号的公寓里，清晨的光线刚刚透过窗帘的缝隙落进来。
费雯・丽的助手杰克・梅里维尔像往常一样推开门，走进卧室。
她躺在地板上。
旁边，是她吃剩的晚饭托盘，还有凌晨三点她挣扎起来独自走去卫生间时，不慎碰倒的一只水杯。
救护车来了，医生确认了死亡时间。
死因：结核性肺炎引发的窒息。
她53岁。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黑白照片，是劳伦斯・奥利维尔的脸。
那是那个七年前决然离她而去的男人，那个让她在婚姻里燃烧了整整二十年的男人，那个她在公开场合从未说过一句坏话、却在至交好友面前流着泪说"Larry是我唯一爱过的人"的男人。
照片摆在那里，不偏不倚，像是刻意为之，又像是那双手放它的时候，只是出于一种久到成为本能的习惯。
整个好莱坞知道费雯・丽。
知道她是《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是《欲望号街车》里的布兰奇，是二十世纪英语电影界公认的最美面孔之一，是两届奥斯卡影后，是那个让无数人觉得"美貌与才华不可兼得"这句话彻底失效的女人。
可很少有人知道，在那些光芒背后，这个女人经历了什么。
电击。
一次，两次，三次……记录在案的，超过十次。
那不是比喻，那是真实施加在她头颅两侧的电流，是那个年代医生称之为"电休克疗法"的手段，是她用一次次醒来后的记忆空白，换回短暂平静的代价。
那些记忆的碎片，再也没有全部回来过。
而更少有人知道的，是在她生命最后那几年里，有一个秘密被她藏得极深，一直到她死后整理遗物时，才被那个翻开某只抽屉的人，猛地怔在了原地……
【一】 从加尔各答到伦敦，一个女孩的起点
1913年11月5日，费雯・丽出生于英属印度孟加拉省加尔各答，原名维维安・玛丽・哈特利。
她的父亲欧内斯特・理查德・哈特利是一名在印度从事股票交易的英国人，母亲格特鲁德・玛丽・罗宾逊・耶克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据说身上还有法国和印度的血统。
这一点，从费雯・丽的眼角线条和骨骼轮廓上，都多少能看出一点端倪。
加尔各答的童年很短。
三岁，她就被送回英国，进入圣心修道院学校接受教育。
这所学校由天主教修女主持，教授礼仪、文学、钢琴、芭蕾，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女孩接受教育的标准路径。
学校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女孩子的情绪，必须是管理过的、妥帖的、不显山露水的。
那种压抑，后来被她的一位同学回忆为"像是把所有的火都用盖子扣着，谁也看不见，但谁都知道那里有火"。
费雯・丽在那里读了几年，随后又去了欧洲大陆，先后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学校进修，学了一口流利的法语，也养成了那种举手投足间不经意流露出的、极具欧洲古典气质的气场。
那种气场，并非刻意训练出来的。
它是更深层的某种东西——一个从童年起就被反复告知"要体面"的人，将体面变成了盔甲，穿了太久，就和皮肤长在了一起。
1931年，她回到英国，考进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正式开始学习表演。
那一年，她十七岁。
学院里的老师后来回忆，费雯・丽不是那种一眼能看出会"大红"的学生——她安静，细腻，有时候甚至显得有点拘谨。
但她有一种别的学生没有的东西：她看剧本的眼神，和看普通文字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她进入角色，不需要热身。
那种能力，在后来的岁月里，既让她成为了最顶尖的女演员之一，也成了她最难以挣脱的枷锁——因为她太擅长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以至于有时候，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站在舞台灯光下的那个人，究竟还是不是费雯・丽。
1932年，她还在学院读书，就已经开始在小剧场演出。
同年，她认识了比她年长十三岁的律师赫伯特・李・霍尔曼。
两人相识后不久便坠入爱河，于1932年12月在伦敦完婚。
1933年10月，女儿苏珊娜・霍尔曼出生。
从表面上看，彼时的费雯・丽，人生走得顺风顺水。
嫁了一个体面的丈夫，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住在伦敦，家境不错，还在一步一步地往自己热爱的演艺事业上靠。
可她坐不住。
女儿刚刚断奶，她就重新回到了剧场。
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因为那个叫做"舞台"的地方，对她而言，是唯一一个允许她成为全部自己的空间。
在婚姻里，她是太太，是母亲，是体面的、管理过情绪的女人。
只有在剧场里，那些被盖子扣着的火，才有出口。
1934年，她在话剧《草帽》中出演一个配角，戏份不多，却让一位经纪人注意到了她。
1935年，她出演了电影《维多利亚女王》，第一次出现在镜头前，便有记者专程去打听这个"眼神奇特的女孩"是谁。
同年，她拿到了话剧《面对阳光》的一个角色，演出地点在伦敦西区。
散场后，有个男人走进了后台。
【二】 1935年，后台走廊里的相遇
那个男人叫劳伦斯・奥利维尔。
1935年，劳伦斯・奥利维尔二十八岁，已经是英国剧坛公认的重量级人物。
他出演过多部莎士比亚话剧，在英国电影界也有相当的积累，那种台词功底和舞台气场，放在整个英语戏剧世界里，都是顶级的存在。
但那天他走进后台，不是为了看剧评，不是为了谈合作。
他来，是因为他早就知道有一个叫费雯・丽的女孩在这里演出。
据后来的传记资料描述，那次相遇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
奥利维尔自己的说法，是"我走进那个后台，看见她站在那里，我就知道了"。
知道了什么，他没有明说。
但所有读过他自传的人，都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句话背后的分量——那不是一种寻常的"被吸引"，那更像是一种他此后用了整整一生都未能彻底理清的、混杂着爱与恐惧的认定。
那时候，奥利维尔已婚。
他的妻子吉尔・埃斯蒙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演员，两人育有一子，家庭在外人看来相当稳固。
费雯・丽也已婚。
但感情这件事，从来不是算数题。
从那次相遇开始，两个人开始频繁出现在同一部戏里。
1937年，他们一起出演了电影《英伦烽火》，片场的气氛，用当时的工作人员的话说，"整个剧组的人都看出来了，就他们两个当成没事"。
1937年，费雯・丽跟随奥利维尔远赴美国，两人以"事业伙伴"的名义同行，却掩不住任何人的眼睛。
这段感情在英国引发了相当大的舆论风波。
小报开始追踪，圈内流言四起。
两个有家室的人，带着各自的婚姻碎片，跌跌撞撞地走向彼此。
这种故事，在旁观者眼里，往往只有"浪漫"或"丑闻"两种解读方式，没有人愿意细想那个过程里，有多少东西被悄悄损耗。
1940年，双方各自完成离婚手续。
费雯・丽与赫伯特・霍尔曼离婚，奥利维尔与吉尔・埃斯蒙德离婚。
同年8月31日，两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的一座农庄里低调完婚。
证婚人是导演加里・格兰特和他的妻子。
婚礼很小，来的人不多，天气据说是晴的。
没有人拍摄婚礼现场的照片，或者那些照片从未被公开过。
这桩让两个人等待了五年、付出了两段婚姻代价的结合，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发生在一座陌生农庄的草地上，没有仪式感，也没有观众。
【三】 1939年，《乱世佳人》与郝思嘉的诞生
时间往回拨一年。
1938年底，制片人大卫・奥・塞尔兹尼克决定将玛格丽特・米歇尔1936年出版的小说《飘》搬上银幕，改编成电影《乱世佳人》。
这部小说在美国已经是现象级的存在——出版第一年就卖出了一百万册，普利策奖得主，几乎每个美国家庭的书架上都有一本。
把它改编成电影，意味着"郝思嘉"这个角色，将承载整个美国对于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塞尔兹尼克对选角极为谨慎，他在全美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海选，几乎把好莱坞能叫得出名字的女演员都见了一遍：葛丽泰・嘉宝、贝蒂・戴维斯、凯瑟琳・赫本、琼・本奈特……名单拉了一长串。
没有一个人让他拍板。
有人问过塞尔兹尼克，他在郝思嘉身上究竟在找什么。
他回答说，他找的不是美貌，也不是演技，他找的是"那种你一眼看过去、就觉得这个女人无论经历什么都不会被彻底压垮的东西"。
这个标准，用语言说起来很玄，但当费雯・丽走进那个被火光映红的夜晚，所有人都明白了他在说什么。
1938年12月，塞尔兹尼克的哥哥迈伦・塞尔兹尼克带着费雯・丽来到了试镜现场。
那一天，剧组正在拍摄《飘》开篇的"塔拉庄园大火"场景，漫天的火光烧红了夜空。
迈伦把费雯・丽带到大卫面前，说了一句话："大卫，我来给你介绍你的郝思嘉。"
大卫・塞尔兹尼克在火光中看见费雯・丽的第一眼，据他后来写的日记记载，他"几乎立刻就做了决定"。
正式试镜在随后几天内进行，费雯・丽穿着一件深绿色天鹅绒连衣裙出现在镜头前，那双眼睛在灯光下呈现出一种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的复杂色泽，镜头一开，台词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片刻。
1939年1月，费雯・丽正式签约出演郝思嘉・奥哈拉。
整部电影的拍摄历时将近一年，费雯・丽几乎没有休息。
郝思嘉这个角色的戏份横跨整部影片，从十六岁少女到人到中年的女主人，情绪跨度极大，体力消耗也极为惊人。
拍摄期间，费雯・丽给奥利维尔写信，说自己"累得像一匹被榨干的马，但这辈子从没有这样快活过"。
那封信的原件，后来由奥利维尔的遗产管理人整理出来，被放入了英国国家剧院的档案库。
据说奥利维尔生前将它夹在一本普鲁斯特的法语原著里，从未向任何人提及。
1939年12月15日，《乱世佳人》在亚特兰大举行世界首映，成为轰动全美的文化事件。
1940年2月29日，第十二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费雯・丽凭借郝思嘉一角获得最佳女主角奖。
那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座小金人。
她二十六岁。
台上，她穿着白色礼服，笑容干净，眼睛里有光。
台下，没有人知道那个笑容背后的身体，此时正在以一种所有人都还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地开始走向它自己的终点。
【四】 婚姻里那道越来越深的裂缝
与奥利维尔完婚之后，两人在英国购置了一处乡间庄园，名叫诺特利修道院，位于白金汉郡的艾尔斯伯里附近。
这座建于十二世纪的古老修道院被两人精心改造，成了当时英国文化圈最负盛名的社交场所之一。
每逢周末，剧作家、导演、演员、诗人从伦敦驱车前来，费雯・丽打理花园，张罗餐食，把一切安排得体面而精致。
那些年，她与奥利维尔是公认的"完美夫妻"。
他们一起排练，一起登台，一起接受媒体采访，一起在公开场合举案齐眉。
剧评家喜欢把他们放在一起写，仿佛这两个名字本来就应该并列出现，就像一个句子里的主语和谓语，缺一个就不完整。
然而诺特利庄园的玫瑰花从没告诉任何人，它们背后的那扇窗内，发生了什么。
费雯・丽的情绪，从很早开始就不稳定。
在她认识奥利维尔之前，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
她会在某些时段陷入极深的低落，说不出原因，也找不到出口，就是一种弥漫着整个人的、灰色的沉重感。
那种低落不像普通的悲伤，它没有由头，没有触发点，就像天气突然从晴转阴，但没有任何气象预警，也没有人知道它会持续多久。
然后又会突然反转，变得异常亢奋，精力充沛到让身边的人跟不上，一夜之间可以把整个房子重新布置一遍，或者连续几天不睡觉地读剧本，或者在凌晨两点钟突然决定重写一场话剧里的独白，然后一字不改地将它背下来，仿佛那些文字是从她身体里自然流淌出来的，而不是某个作家写在纸上的东西。
奥利维尔在那些年里，学会了识别她状态切换的预兆。
他说，有时候是她眼神里的某种东西，有时候是她说话的语速，有时候什么都看不出来，只是那天早上的空气感觉不对。
他学会了在她低落的时候放慢自己的节奏，在她亢奋的时候轻轻地、尽量不显眼地跟上她，然后在她耗尽之后接住她。
这种接住，在婚姻的前几年，还是爱的一部分。
但没有人能永远处于接住的姿势而不疲惫。
以今天的医学标准来看，费雯・丽的症状是双相情感障碍的典型表现。
但那是1940年代，精神医学的边界还非常模糊，诊断体系也远未成熟。
医生给出的名词，是"神经衰弱"，或者更笼统的"精神崩溃"。
治疗方案，写在处方单上的，是"电休克疗法"。
电休克疗法。
那三个字，在1940年代的精神病学文献里，被描述为"革命性的治疗突破"。
但在费雯・丽床头的那些夜晚，它的另一个名字，是"每一次醒来之后，你都不知道自己还剩下什么"。
记录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医疗文件里，有一份她接受第三次治疗前由主治医生填写的评估表单，表单的最后一栏，是患者签字一栏。
那个签名，歪歪斜斜，和她平时那个端正有力的字迹完全不同。
据后来取得档案查阅权的传记作者描述，那份表单后面还夹着一页纸，是费雯・丽在某次治疗前亲手写下的，内容只有短短几行——而当那个翻开文件夹的人，读到那几行字的那一刻，他握着文件的手，久久没有放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