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人vs40万人！细节拉满的《四渡》，揭示红军的真实战斗力？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被迫启动战略性转移，以退出中央根据地的方式进行长征，进而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伟大奇迹。时值长征胜利90周年，院线电影《四渡》以在高度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的方式，为我们重现了这场长征途中极为经典的运动战战役。影片中所涉及的诸多细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出了真实的历史，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一番，以“军迷的盛宴”来形容恐都不为过。

《四渡》海报

第一个细节，装备大量自动火器、整体火力强度颇为凶悍的红军突击队。每每提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红军、尤其是长征时期的红军部队，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红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很低、缺枪少弹，特别是缺乏可连续射击的冲锋枪、轻机枪和重机枪等自动火器。”

绰号“花机关”的冲锋枪

但在《四渡》中，无论是影片开头的红军突击队伪装渗透与夺城作战，还是红军在坚守阵地时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的交战，我们均可看到诸多红军士兵都在使用火力充沛的自动火器，如外号“花机关”的MP-18冲锋枪和SLG-20冲锋枪等。其火力突破性和火力压制性，丝毫不输被视为所谓“正规军”的国民党中央军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在影院中，现场就曾有零星观众小声嘟囔：“红军的武器有这么好吗？”很显然，这似乎与人们对工农红军的“一贯印象”不太相符。但请注意，这恰恰是历史真实写照。

红军的艺术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受早年间缺乏足够的武器自给自足能力的影响，工农红军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就是靠缴获，即缴获什么就用什么。再加上长征期间，受严重的“缺枪少炮”的影响，部分因具备连射能力而对弹药消耗较大的自动火器，往往会因子弹打光且得不到补给而被销毁或丢弃，这些都使得红军的装备状况很不稳定、尤其是武器型号变数极大。不仅是不同部队之间的武器装备差异很大，有时哪怕是同一支部队，在不同时期的武器装备型号也会出现天壤之别。

红军和部分民兵武装均装备有自动火器

但在长征前期的四渡赤水战役时期，红军的整体装备状况和水平尚没有那么困难。其不仅拥有一定数量的“花机关”和机枪等自动火器，一些装备情况相对较好的部队，甚至能以“将‘花机关’等自动火器集中运用”的方式，组建起用于攻坚的突击队，抑或是配属于防御重点阵地的部队。在1935年长征途中的强渡大渡河战斗中，组成渡河突击队的18名红军勇士中，就装备有十多支近距离火力迅猛的“花机关”，他们渡河登岸后集中火力抵近猛射，让使用川造步枪的守军难以招架、即便后者的人数是突击队的几十倍之多，亦无法在火力方面与红军抗衡，最终被击溃。

《四渡》海报

所以说，影片《四渡》中出现的红军突击部队和防御部队均大量装备自动火器，且自动火器装备量甚至可占到单兵武器总量近一半的现象，正是当年工农红军“好钢用在刀刃上”的一种表现，还原出了那一阶段红军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唯有将自动火器集中运用，才能在某一重要的局部方向争取到火力优势，从而占据作战主动权。

第二个细节，多次被提及的重要单位——二局。二局的全称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是红军中负责密码破译、无线电通讯和无线电侦察的核心情报机构，有着“红军长征的千里眼”和“走夜路的灯笼”之美誉。

红军战士操作电台

与不少人以为的“红军大都是没文化的泥腿子”不同，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其实就已经开始深耕情报战和电子战等“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就以《四渡》中所表现的“红军模仿蒋介石的口吻向敌人发报，从而对敌军进行调动”为例，虽然我们只看到了“模仿蒋的口吻”这一项，但在对发报机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即发报员需要模仿的不止说话口吻。

发报机

具体来说，红军二局发报员在发报时，需模仿敌方报务人员的操作习惯，如发报节奏、速度和手法力度等，也就是“每名报务人员所特有的个人发报风格”。譬如说在发报时，有的报务人员全程发报速度均较为均匀，有的则在某些细微之处存在手法加速或减速的习惯。另外，在敲击发报机电键时，不同报务人员在一些音节上的敲击力度较强或较弱，就会产生音色上的差异。

发报工作状态

因此，若想真正蒙骗敌方并成功实现电子佯动或调动敌军的效果，红军发报员就要对所掌握的每名敌方发报员的操作习惯特点进行模拟还原。这需要我们对敌方电台进行长期的监听和信号积累，以及对己方发报员做大量的初始训练与往复训练，才能以“惟妙惟肖”的效果骗过对手。二局发挥出的关键作用，在《四渡》中获得了充分的肯定与还原。

第三个细节，蒋介石“微操大师”的臭毛病怎么都改不了。在《四渡》反映蒋对军队作指示和下命令的片段中，出现了一句其对营级部队做部署的台词。

《四渡》海报

这看似很“正常”，但仔细想一想，当时国民党为对3万红军实施围追堵截，可是动用了约40万大军。咱就是说，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委员长”，您犯得上“亲自指导几百人规模的营级部队作战”吗？这难道不该是一线作战部队的师长或团长该干的事情吗？这“亲历亲为”的程度是不是有点太过了？然而，这恰恰体现出蒋被各界嘲讽和诟病为“微操大师”的真实一面。

《四渡》片段镜头

说起蒋不顾前线实际战况的搞越级干预，那能举出的例子可就太多了。从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到解放战争时期，相关案例数不胜数，且结果大都是令前线将领措手不及、无所适从，最终导致战事失利。没办法，“委员长”不惜“亲历亲为”地“指导营连级部队”，等于直接越过和破坏了部队指挥体系，更分散了一线部队指挥官的指挥权，属实是军事大忌。这种过重的权力欲望和集权思维，不打败仗就怪了……

《四渡》海报

当然，《四渡》中还有诸多其他很值得考据和研究的细节。比如说，红军所佩戴的被戏称为“飞碟盔”的英式钢盔、首次渡河时向当地群众付钱购买门板、各地军阀部队的装备良莠不齐，以及大比例尺军用地图非同寻常的战略战术价值……这些就不一一讨论了，各位不妨以现场观影的方式来自行体验和发现，相信大家定可从中收获到属于自己的巨大满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