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中五类不宜结交好汉，现实生活中也要尽早远离！

北宋末年的乱世里，义军并不只出现在故事书里。冤狱、徭役、横征暴敛，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一旦边防吃紧、财政崩塌，各地草莽蜂起便成了常态。梁山不过是千百支义军中的一支，却因为《水浒传》的流传，被后世看得格外清楚。

有意思的是，这支被许多人视为“替天行道”的队伍，内部并不平静。旗号写着义气，做事却常常绕着利益打转。王英、吴用、张顺、宋江、李逵这五个人，正好像五面镜子，把乱世人心中那些不那么光亮的一面照得明明白白。读他们，并不是为了骂几句“没义气的家伙”，而是借着他们的行事方式，看一看现实生活中要留神的几类人。

故事从权力与人心说起，比从“哪个人好、哪个人坏”更接近梁山的真实面貌。

一、权力游戏里的“智多星”：吴用与晁盖、宋江之间的那条线

晁盖上山时，梁山还算是一块“义字招牌”。他是早出头的人物，聚众劫取生辰纲，打的也是“劫富济贫”的旗号，许多好汉愿意投奔梁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这里。那时的吴用，是晁盖身边的智囊，被称作“智多星”，谋划周密，替晁盖出了不少主意。

书里并没有直写吴用“投靠”宋江，但几件关键事情连在一起看，就不难发现，他在悄悄移动自己的位置。比如，在宋江初上梁山的时候，吴用极力推举他，安排众人相迎；比如，在晁盖死后，吴用带头响应宋江承担首领之位；再比如，在后来多次大战与招安问题上，吴用站在宋江一边，为他出谋划策。

有一段情节很耐人寻味。晁盖死后，有兄弟小声议论：“原本是晁头领的山寨，如今却成了宋公明的。”有人说：“那又怎么样？宋公明义气深重，待人宽厚。”这时的吴用，既不解释晁盖之死的前因后果，也不去刻意安抚质疑，只是用一连串战功与分赃安排把众人压服。这种“用结果说话”的做法，很合乱世逻辑，却难免让人心里发凉。

如果把吴用放在现实中，他代表的那类人并不罕见：口才好，脑子灵，懂权谋，深知在哪个节点站到哪一边，对谁有利就靠向谁。说义气也真心，说利益也认真；可一旦两者冲突，选择哪边，其实早就算得清清楚楚。

梁山的权力更替，表面上是“替晁盖报仇”的战争，背后是资源和名望的再分配。吴用在其中做出的选择，不得不说，是顺应了大势，却也让“忠诚”这个词变得有些轻飘。现实中遇到这种人，短期合作往往顺手，可真到关键节点，很难指望他把感情放在利益前面。

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张顺与安道全的“神医之路”

梁山扩张到一定规模之后，就遇到一个尖锐的问题：战得再厉害，没有人治伤也是白搭。兄弟常年征战，伤亡频繁，山寨急需一个真正的“神医”。原书里，安道全名气很大，被称为“圣手书生”，在建康一带颇有声望。让这样的人上山，不是一句话的事。

张顺出场时，是个水性极好、性情粗犷的汉子，人送外号“浪里白条”。他被派去请安道全，看似是信任，实际上，是梁山对他手段的一种默许。安道全在建康有自己的生活，有亲信，有爱人李巧奴。如果只是简单拜访，相以高义，他大概率不会抛下现有的安稳日子去投奔一帮“反贼”。

于是，张顺走上了一条很极端的路。他先与安道全交好，观察其生活习惯与情感软肋，然后盯上了李巧奴这条线。书中写他“夜入李巧奴居所”，动手杀人，再精心布置现场，留下足以让官府误会安道全的痕迹。等到官府上门，安道全一时辩解不清，只能仓皇逃走。张顺这才“顺水推舟”，把他骗上梁山。

如果这段情节用对白来表示，大致可以勾画出这样的场景：

“张大哥，你这法子，会不会太狠？”有人忍不住问。

张顺压低了声音：“兄弟们在山上流血，这个神医不来，死的可就不是一个两个。李巧奴一个人，换几百人的命，值。”

对方还想说什么，张顺摆摆手：“你放心，等他上山，我们自有一番说法。”

这一类思路，在战争年代很常见：为了所谓“大局”，可以牺牲个体；为了集体生存，可以突破道德边界。张顺不是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冤杀”，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战略手段。

现实当中，这种人也有影子。他们办事痛快，行事果决，只要认定目标，就可以把“过程”的代价压到最低限度考虑。有时候，这样的人是组织扩张、项目推进的“尖刀”；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看，一旦你的个人利益站在他的目标对面，很难不寒心。

梁山收获了一个神医，代价是一个无辜女子的性命，以及一个人被迫背井离乡。这种“成果”背后，是道德底线一再被挪动的过程。与张顺这一类人共事，要看清楚一点：他心里的天平，秤的是“事成不成”，而不是“人冤不冤”。

三、私欲压倒规则：王英与梁山的“女色风波”

权力与手段之外，人性的另一块软肋，是情欲。梁山攻打清风寨时，刘高的妻子成为一个关键人物。她起初在清风寨时，曾设计陷害宋江，把他押解上路；后来局势变化，反而落到了梁山手里。

按理说，这样一个曾经害过兄弟的女人，梁山上下对她应当警惕。人心一动，规矩就开始松动。王英这个人，身材不高，相貌普通，却偏偏好色。他看上了刘高之妻，提出要娶她。宋江念在兄弟情面，又觉得“化敌为友”不失为一条路，对此并未坚决制止。

真正看不过眼的是燕顺。燕顺和王英同在山上，知道这女人曾经害过宋江，也知道她心地不正。两人争执之时，王英不顾过去恩怨，只盯着眼前的美色；燕顺则认为，若把这样一个女人留在山上，迟早酿成祸患。争吵之中，燕顺干脆利落，一刀解决了刘高之妻。

“你砍她做什么？”王英怒道。

燕顺冷着脸回答：“她害过宋公明，还可能害别人。你眼里只有她的脸，我眼里有的是兄弟的命。”

这一刀，不只是杀了一个女人，也当面撕开了梁山内部的裂缝。王英心中怨气不消，对燕顺态度大变；而部分兄弟看到这种“内部自相残杀”，也多了几分忧虑。所谓义气，到底是护兄弟，还是纵自己？王英在这里给出的答案，其实很清楚：他把自己的欲望放在了兄弟之上。

现实里这种类型的人，往往显得热情，讲哥们情，逢场作戏也大方，可一旦牵涉到男女关系，很容易忘了是非。朋友的家庭、同伴的伴侣，在他眼里也可能只是“机会”。这种人局面一热闹，就什么都敢往前冲，事后却总能给自己找理由：“我是真喜欢”“我不是故意的”“大家别这么认真”。

王英这种“见色忘义”的倾向，破坏力不在杀敌，而在于消耗信任。当兄弟们发现，自己的名誉、家庭、情感，在他眼里只是可被使用的资源，再多的义气誓言，也就成了空话。与这种类型的人走得太近，迟早要面对某种尴尬甚至危险。

四、暴烈与失控：李逵的刀，砍向敌人也砍向无辜

提到梁山的猛将，多数人会想到李逵。这个“黑旋风”一出场，就顶着一股大开大合的气势：力气大，敢拼命，不怕死。战场上，这样的人是好用的；可在日常里，他那把刀并不总是砍向该砍的人。

与朱仝有关的小衙内一事，是李逵身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朱仝原为县尉，性情正直，对这小衙内颇有感情。後来梁山要拉拢朱仝上山，有人看出了他的软肋，就动起了小衙内的主意。书里写得很直白：李逵趁无人之时，挥刀将小衙内砍翻，血溅当场。

如果把这段情形拆开来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冷冰冰逻辑：要朱仝上山，有两条路，一条是劝说，一条是断其退路。李逵选择了后者，甚至可以说是主动要求出手。他不太会算计，但对暴力格外熟悉。有人一句：“把那孩子除了，朱仝没了羁绊，自然会投靠梁山。”这话刚说完，他已经提着刀向前走。

等朱仝赶到时，看到的只是倒在血泊中的孩子。李逵一句：“好兄弟，你不上山便罢，如今事已至此，回头路也没了。”在李逵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替你做了选择”的粗暴方式；在朱仝心里，这却是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攻打祝家庄、征战方腊的过程中，李逵这样的行为屡见不鲜。他见到敌军投降，自作主张杀掉；遇到对方家属，也不细分“有没有罪”。在他脑子里，“是敌人，就该杀”“杀一百和杀一千没多大差别”，这种简单粗糙的逻辑，与战场上的惨烈环境是相配套的。

但梁山毕竟不是一支完全失控的暴徒队伍，内部需要最起码的秩序。宋江多次训斥他：“兄弟，杀敌可以，不能乱杀无辜。”李逵嘴上答应，转头又重犯。久而久之，兄弟们既怕他，又厌他，却又离不开他。

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形容为“讲义气”“敢为朋友出头”。有人被欺负，他冲在前面；有人与朋友争执，他第一个动手。短期看，仿佛特别仗义；可真正麻烦的是，他不懂分寸，不分界限，把“帮忙”变成了“添乱”。与他走得近，一旦卷入某个冲突，很难预料事态会被他推到哪一步。

李逵代表的，是暴力感情化、行为失控的那一类人。与他在战场上同行是一回事，在日常生活中长期结交，又是另一回事。许多关系的破裂，并非源于对方的恶意，而是源于这种“失控的善意”。

五、旗号与算盘：宋江的“义气”与招安之路

梁山发展到一定时期，宋江成为公认的领袖。这并非只靠“义气”二字。他懂得写诗，懂得交游，懂得与官府周旋。更重要的是，他知道要给梁山找一条“出路”。

从宋江的角度看，长久据山为王，是没有前途的。官军只要稍微腾出手来，迟早要对梁山下狠手。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寻求一条“合法化”的道路。于是，“招安”成为他的终极目标。为了让这条路看上去更顺畅，他在内部不断强调：“兄弟们皆是被逼上梁山，非本心为贼。若有朝廷开恩，何乐不为？”

问题在于，梁山并不是一个人。不同出身、不同经历的兄弟，对招安的看法差异极大。有些人相信宋江，相信通过招安可以洗刷罪名；也有人担心，一旦投降，兄弟们不过是被朝廷当作棋子，用完就扔。

宋江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很值得细看。他一方面反复动之以情，讲“归顺朝廷可以光宗耀祖”；另一方面动之以利，承诺“有功者赏，有责者减”；再一方面，则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对那些不接受招安、仍想按原来方式行事的势力，采取打压、清除甚至灭口的方式。

在征讨方腊的过程中，这种“旗号与算盘”的矛盾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江高举“奉诏征逆”的旗帜，带梁山诸将南征。战场上，梁山弟兄伤亡惨重，许多人倒在异乡。当初被鼓动着下山时，他们以为招安意味着“光明正大”的身份；等到躺在战场上，许多人恐怕来不及想明白，自己究竟是为谁卖命。

宋江也并非没有纠结。他多次在夜里与吴用等人低声交谈：“若不招安，梁山早晚要被围剿。”吴用则从现实角度回应：“既然已然起事，只能选对你最有利的路。”这种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位领袖在个人欲望与集体命运之间做出的选择。

宋江的“唯利”不在小处，而在大处。他衡量的是整支队伍的存亡，也考虑自己的仕途与名声。为了这个大算盘，他可以牺牲局部利益，甚至容忍个别“冤杀”。在书中，有些地方写他“杀降”“诛首恶”，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发生的。

现实里，这类人最容易被视作“有担当”的领导。他们会说：“我这是为了大家好”“为了集体，不得不如此。”从组织角度看，有时候确实需要这种冷静的算计；但从个人关系角度看，普通人很难分辨，自己在他心中究竟是兄弟，还是棋子。

与宋江式人物交往，有一点必须看清：他可以讲义气，但义气从属于大局；他也可以真心关照某些人，但一旦触到他的大目标，你的位置就会被重新安排。这样的关系，很难纯粹靠感情维系。

六、五类人，五种隐忧：梁山背后的人际图谱

把吴用、张顺、王英、李逵、宋江放在一张图上，会发现他们分布在不同的象限：有人长于权谋，有人偏于手段，有人被私欲驱使，有人用暴力解决问题，还有人擅长打着旗号盘算利益。他们本是《水浒传》里的虚构人物，却像从现实社会抽出来的范本。

若按人际交往的角度去看，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五类值得保持距离的角色：

一类，是把忠诚当筹码、随时准备调整站位的权谋型，如吴用；短期可靠，长期未必稳妥。

二类，是重结果而轻过程，为达目的可以牺牲无辜的极端手段型，如张顺；在同一阵营尚且如此，换一个场合，很难保证自己不会成为被牺牲的一方。

三类，是在情欲面前容易迷失，道义、兄弟可以为私欲让路的见色型，如王英；这种人对关系的破坏，多数出现在“看似私事”的环节，却往往伤得最深。

四类，是情绪用刀、暴烈失控型，如李逵；他可能真心为朋友好，但一旦卷入矛盾，往往将事情推向不可收拾的局面。

五类，是擅长披着义气外衣，内心却精于算计大局的领袖型，如宋江；这类人值得敬畏，却不宜过度倚赖情感。

《水浒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并没有把梁山写成一个绝对正义的“桃花源”。在北宋末年的权力结构与社会现实中，梁山只是一支被逼出来的武装力量，里面混杂着各类人物，各种性格。义气、私欲、权谋、暴力、算计，全都掺在一起，很难用简单的一两句话锁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