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黄侃其人：让胡适无言以对，称钱玄同为疯子，与鲁迅间更是互相欣赏敬佩！
1920年初春，北京大学红楼的走廊里灯火摇曳，白话与文言的辩论如潮水起伏。忽然，一个披旧长衫的中年人拎书闯入教室，拂袖即立，朗声道：“诸君且止，文有古今，理不可乱。”喧闹戛然而止——他便是黄侃。
黄侃生于1878年湖北蕲州，父亲治盐务，却给他备下满屋线装书。三岁识字，七岁成诗，十多岁时能背诵《左传》。二十岁北上，执意拜章太炎门下，沉浸于音韵、训诂与小学，日以继夜抄读，眼神常泛红丝，却从不言倦。
那份与书同眠的痴劲常显于小事。有回夜读，《说文》摊在膝上，他一边嚼馒头一边蘸着墨水续句，误把砚台里的墨当酱油，舌尖乌黑，面颊沾点，却淡然自若地咽下，又低头继续。此事传开后，同侪摇头，“此人真疯。”于是学林流传“章门三疯”，黄侃与师兄刘师培、师傅章太炎并列。
怪癖之外，他的锋芒更令同辈忌惮。长沙一次雅集，晚清词坛宿将王闿运遥指经书问道：“小黄，可解此章？”黄侃抱拳反问：“先生可释《周礼》‘掌五礼’否？”王氏哑然失笑。席间一老友悄声对他耳语：“你倒是不留情面。”黄侃只淡应：“学问岂能让情面蒙尘？”
在北京师范任教后，他与同事陈汉章结下至交。两人赏梅论经，一杯酒下肚便互不相让。一次争执音韵之辨，陈擎刀，黄举木棍，对峙于月下。幸亏旁人急忙拉开，决斗未成。翌日，两位“决斗者”又同坐炭炉旁，翻《诗经》，笑言昨夜“只是演习”。
政治风云翻卷时，他的倔强更显可贵。1931年，居正因政争被幽闭。昔日同僚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黄侃每日步行数里，送书送饭，陪坐到更鼓。有人劝他慎重，他却淡笑：“朋友，一日而结，岂因祸福而异？”这份直道之心，与他的学术坚持如影随形。
真正把黄侃推到风口浪尖的，是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掷出“文字革命”口号，青年学子拍案叫好。黄侃在北大阶梯教室举起一张电报纸，“若通电皆白话，恐贻误军国大事。”一句冷讽惹来一片哄笑。课后，有学生追问：“先生，可否容并行？”他抬目：“大道可并行，根脉不可斩。”胡适闻讯，沉吟不语，只在日记里写下“黄氏固执”。
钱玄同的回应则直白得多，“古文已死”。黄侃拂袖挥毫，写下“钱二疯子”，托人送去。同门瞬间分裂，北平小报连载三月，论战如火如荼；章太炎居间劝解，却也无力回天。黄侃退守讲堂，钱玄同转战报纸，师门裂痕就此难合。
更让他心绪复杂的，是弟子傅斯年的离去。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原先听他讲《说文》，后来却成了胡适的重要助手，主持《新潮》，疾呼“民主与科学”。有人私下议论黄侃“教子无方”，他只摇头：“学人自择道路，不须师长点灯。”话虽平淡，眼里却难掩落寞。
世人只见他嘴硬，却少有人体会那份孤绝。教案里，他要求学生誊抄经书至少十遍；自己夜半抄写，手指磨破换丝帛再续。有人问何故如此执着，他淡答：“古人字字点灯油，我辈岂可偷安。”
风雨如晦，山河动荡，新声喧腾而古音回荡。黄侃的身影并未阻挡白话洪流，却像河岸瘦石，任浪涛拍击而纹丝不动；石纹里刻着的，是敦煌残卷的余沙，是乾嘉学派的脉络，也是一个时代不肯折断的文化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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