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调解室，守万家灯火！民警刘维平11年调处5000余起矛盾纠纷

6月23日，正值上海高考出分。清晨，闵行公安分局七宝派出所的调解室里，气氛焦灼。女孩小何已在派出所留宿一夜，此刻正与母亲相对而坐，眼神里满是委屈与倔强。

小何是市重点中学的“学霸”，高考刚结束，母亲便为她排满了面试与培训课表。积压已久的不满终于决堤，她报了警，执意留在派出所过夜，不愿回家。

接手这起“家务事”的，是民警刘维平。他没有急着评判对错，而是花了一整个上午，让小何哭诉，也让母亲辩解，母女俩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都倒了出来。临近中午，调解室里的火药味终于淡了下来。

“老刘，这起邻里纠纷还得你出马。”窗口民警又递来一张接报回执单。在七宝派出所，遇到“疑难杂症”就找老刘，早已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11年前，刘维平从社区岗位转至“纠纷调处警组”，至今已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000余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今年，他荣获“上海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而在他看来，群众一次次“握手言和”，才是这份荣誉最真实的注脚。

递“梯子”的人

调解最难之处，在于抓住核心。矛盾双方往往都被架在“高处”下不来台，刘维平说，他的角色就是在关键时刻递上一把“梯子”。

不久前，一辆网约车右转时与直行的外卖骑手发生行车纠纷，司机出言不逊，骑手认定对方“故意撞人”。面对这种偶发冲突，刘维平不会站在法律制高点指责任何一方。他了解到，骑手此前因“超时”被投诉，才赶时间冲入转弯盲区，进而激发了矛盾。找到根源后，矛盾自然迎刃而解。

派出所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相对比较复杂困难，作为一名老党员，刘维平主动扛下了这份职责。他总结出“察言观色辨四象”工作法，先倾听诉求，拉近距离，再走入当事人内心，解开“心结”。他常对年轻民警说：“一上来就用法条‘压制’双方，往往适得其反。调解时心里要有本‘账’，依‘法理’更要顾‘情理’。”

就像小何母女，外人只看到母亲“鸡娃”过头，但刘维平听到的，是母亲对女儿前途的焦虑，也有孩子对家长缺乏“情绪价值”的控诉。他不评判对错，而是搭建沟通的平台。调解结束，他仍不忘跟进：“后续我还得关注。”身为党员，不仅要解开眼前这个结，更要为这个家庭系上一根长久的纽带。

在“家长里短”中磨出的本事

每逢值班，刘维平还要兼顾案件“过滤”的职责。群众带来的矛盾五花八门，民事纠纷、家庭矛盾，甚至触及治安处罚范畴，都先到他这里“分拣”。这需要扎实的业务功底。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刘维平的口头禅。2007年从部队转业从警后，他为了更好适应公安工作，考入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修班，用两年时间系统深造法律专业。曾有一位当事人的律师评价，刘维平拟写的《治安调解协议》能做到“滴水不漏”。

除了法律素养，他还自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偶尔会引用“小人畏威不畏德，庸人畏恶不畏善”这样的古语。同时，他也和年轻人一样，不断吸收网络新鲜事，并非为了“炫技”，而是用讲故事、摆事实的方式，促使双方冷静思考、打开格局，最终各退一步。

“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是自己。”刘维平说。民警为矛盾双方提供建议，让他们自愿让步，达成利益平衡，而民警的职责就是为这平衡找到最稳固的支点。

调解的本质是守住人心的温度

为什么需要调解？边界在哪？说到底，调解是做通“人”的工作，而这最考验调解民警的耐心、智慧和担当。作为分局教官，刘维平总是这样告诉学员：“杜绝‘和稀泥’式调解，要让矛盾双方心服口服。”过程中，民警心里要“门清”，绝不能“为了调解而调解”。

他曾调解过一起因电瓶车“试驾”受伤产生的赔偿纠纷。一名女子因操作不慎摔伤，由于她刚来上海，囊中羞涩，新工作又遇困难，情绪崩溃之下扬言轻生。面对女子“让商家赔偿”的无理要求，刘维平了解实情后，选择“自掏腰包”帮她渡过难关，店家见状，也主动以“捐助”形式垫付了500元医药费。

有人觉得刘维平“帮过头”。他却说：“调解要公平，不能让无责方承担莫须有的责任；但群众有困难，作为党员就该挺身而出。”既化解了矛盾，又让身处困境的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如今，“三所联动”机制让更多民事纠纷有了化解渠道。刘维平觉得，调解的本质，是为社会平息一份戾气、增加一份和谐，这也是党员应该为基层治理作出的贡献。

高考分数出来的当晚，刘维平拨通小何母亲的电话。那头传来好消息，小何取得高分，正和家人商量填报志愿。他由衷地为这个家庭感到高兴。

从“浪花白”到“藏青蓝”，身份变了，守护的初心从未改变。作为一名拥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刘维平始终认为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是自己的“紧要事”。一声“老刘”，是信任；一次“握手言和”，就是最好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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