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
①曾志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②曾志著《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
③中共中央组织部《曾志同志生平》，1998年
④《当代中国史研究》相关党史考证文章
⑤百度百科"曾志"词条（参考中央档案馆存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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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陕西临潼，骊山依旧苍翠，华清池温泉照旧在冬日里升着雾气，远处的秦岭把整座城压在山影里，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坐在临潼干休所一张窄小的书桌前，窗外的光打进来，落在手边那张白纸上。纸摊开着，笔握在手里，却久久没有落下。
窗外的院子里，那些老战友穿着军装晒太阳、散步。
有几个她认识了几十年，当年在山沟沟里一起打游击，一起从枪炮声里滚出来。
而她，1928年就跟着朱德、陈毅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老兵，如今连一套军装都没有。
她叫曾志。
她打算给伟人写一封信，请求恢复自己的军人身份，让组织关系能统一归到干休所来管理，顺带让自己能重新穿上一套军装。
这封信能不能送到，她自己没把握。
在那个年头，太多事情说不准。
把笔压在纸上的那一刻，几十年的起起落落大概都在她脑子里走了一遍——她见过的沟坎，没有一道是好过的，没有一道没过来。
但谁也没想到，信寄出去以后，等来的不是沉默，而是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亲自出面——带来的，是伟人亲口传来的两个选择。
[一]【从宜章走出来的"井冈山三女杰"】
1911年4月4日，曾志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城关镇汪家冲。
她原名曾昭学，父亲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思想开明，舍得送女儿读书。
曾志打小就和那年头普通女孩子不一样——性子直爽，遇事不服输，爱争气，又天生漂亮，年轻时被人称作"潇湘美女"。
这个称呼放在那个年代，反倒不是多大的好事，因为她自己看不上。
1923年，她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接触到进步思想，整个人仿佛突然打开了一扇窗，往外一看，外面的世界和眼前的小日子完全是两回事。
1926年8月，曾志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是专门培训革命工作者的地方，公开招收男女学员，是她等了很久才等到的机会。
报名的时候，她把名字从"曾昭学"改成了"曾志"，有同学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改名。
她答得干脆："我就是要为女性争志气。"
同年10月，曾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她刚满十五岁。
从此走上了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路。
1927年春，曾志从讲习所毕业，分配到衡阳地委担任组织部干事，与时任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为夫妻。
1928年1月，她参加湘南起义。
同年3月，夏明震在湘南暴动中牺牲。曾志当时已经怀着孩子，一个人扛着悲痛继续走。
不久后，曾志调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与党代表蔡协民结婚，随队上了井冈山。
1928年4月，曾志随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
上山的时候，她肚子里已经怀着孩子。那时候的井冈山，是什么样的条件——红军官兵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住的是山里的草棚土屋。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曾志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还兼任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
后方总医院分散在大井、中井、小井几个村子里。
1928年10月，为了改善医院条件，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小井新建一栋木质住院部。
红军官兵纷纷把平时攒下的伙食尾子捐出来，军民一起上山砍木头背木头。
曾志那时已经怀孕七个月，照样挺着大肚子和大家一起扛木头进山。
就这样，那年冬天，小井建起了一栋杉木皮屋面、全木质结构、上下两层共三十二间的红军住院部，取名"红光医院"。
曾志是这所医院的党总支书记。
1928年8月30日，黄洋界保卫战打响。那时伟人带着部队去桂东接红四军主力，山上只留了极少的兵力。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趁虚而入，出动七个团的兵力来犯，其中四个团直扑黄洋界。
守卫在黄洋界的红军只有两个连，凭借竹钉阵、滚木雷石和群众的支援，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最后一发炮弹打中敌人指挥部，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回山，当夜仓皇撤退。
曾志就在那段日子亲历了山上每一个紧张的时刻。
1928年11月7日，曾志在井冈山大井村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难产，整整三天才生下来。孩子生下来以后，她身体极度虚弱，几度昏厥，医疗物资匮乏，全靠身边的人一点点把她拉回来。
孩子还不到一个月，曾志就要随队继续任务。
她把只有二十六天大的婴儿，托付给了王佐部三十二团副连长石礼保收养，石礼保为孩子取名"石来发"。
这次分离，一分就是二十四年，直到1952年，母子才在广州再次相认。
就在井冈山上，曾志认识了伟人，也认识了贺子珍。
她和贺子珍、伍若兰并称"井冈山三女杰"。
伍若兰是朱德的夫人，1929年在江西赣州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三岁。
贺子珍后来随伟人转战多年。曾志则走向了另一条路。
伟人第一次见曾志，是在她家里。
当时曾志靠着丈夫蔡协民休息，伟人进门就开起玩笑，夸蔡协民"金屋藏娇，真是好福气"。
就这句话，曾志记了很多年。
在整个党里，能对伟人直来直去说话的人本来就不多，而曾志是其中之一。
她是少数几个敢直呼伟人为"老毛"的人，这个称呼背后，是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战友情分，不是任何人都叫得出口的。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曾志随队离山，从此踏上了更漫长的征途。
[二]【地下工作、丧夫、寻党：二十年的孤身跋涉】
离开井冈山以后，曾志的路越走越险，越来越孤。
1929年，组织派她去福建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闽委组织部部长、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县委书记。
这些年里，她在闽东的山间和沿海之间辗转，做的都是最危险的工作：组织党员、发展武装、和随时可能扑过来的敌人周旋。
1930年夏，组织把她和丈夫蔡协民一起派往厦门，以夫妻名义从事地下工作。蔡协民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军委书记，曾志任军委机关秘书，两人租住在鼓浪屿福州路一百二十七号二楼，对外伪装成普通居民。
曾志每天上午出门，像个到市场买菜的家庭主妇，把文件悄悄传递给省委的联络员，再把各地报告带回来。
鼓浪屿的海风吹着，洋楼林立，没有人知道那栋楼里住着两个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地下工作者。
就在这段时间里，曾志生了两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铁牛，1931年11月出生，在曾志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厦门市委收到一百块大洋后，决定把孩子送给一个叶姓中医抚养。
曾志后来得知这个决定，表示服从。孩子只活了二十多天，就患天花夭折了。
第二个儿子蔡春华，1933年2月出生，生下来十三天就送了人，换来的是组织当时急需的活动经费。
这件事在她晚年的回忆录里写得一字不差，没有任何掩饰，也没有任何怨怼。
1934年5月，蔡协民在福建遭叛徒出卖被捕，同年7月在漳州被处决，时年三十三岁。曾志再一次成了一个人。
1935年，闽东根据地遭到大规模进攻，曾志在与组织完全失联、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孤身一人开始了长达二十个月的流亡。
汕头、衡阳、宜章、广州、上海，她打杂做工，拖着病弱的身子，在每一座城市里寻找党的下落。
这段时间里，她没有任何组织的庇护，没有任何身份，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危险。她在上海的街头找了整整一年多，最终才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的线头。
这期间，曾志还在福建与陶铸真正确立了夫妻关系。
1932年冬，他们在厦门以假夫妻名义共同从事地下工作，时间长了感情真了，正式结合。
1937年国共合作开始，陶铸被营救出狱，两人在武汉重逢，又一起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曾志在湖北先后担任临时省委妇委书记、应城汤池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1938年10月出任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了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党员从十六人壮大到五百余人。
1939年12月，曾志奔赴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
走进伟人住的那孔窑洞，曾志脱口喊出一声"老毛"。
两人分开了整整十年，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把各自这些年的事说了个干净。
伟人听曾志说到蔡协民的牺牲，说到孩子的事，许久不言语。延安的蜡烛光在窑洞里摇着，外面的黄土高原已经是冬天。
1940年秋，曾志出任中央妇委秘书长。
1945年，陶铸奉命率部前往东北，曾志随行。
临行前，她把四岁的女儿陶斯亮托付给了延安保育院的一位叫杨顺卿的战士，杨顺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
她和陶铸在向伟人辞行时说："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和家庭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伟人听了，说了一句话，四个字的回应里带着肯定——"这才是陶铸和曾志！"
[三]【广州岁月与骤变：从市委书记到粤北山里】
建国以后，曾志随陶铸南下广东，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她先后担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之后调任广州市委书记，再任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那些年，陶铸主政广东，先后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是那个年代南方政治生态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曾志则在工业口和市委一线用力，踏实肯干，下面的干部和群众对她的印象普遍是：说话直接，不摆架子，做事靠谱。
两人在广东一起工作了十几年，从广州的街道到南海之滨，留下了不少政绩，也共同担着那个时代每一段政治风波里的压力。
1959年，伟人在审阅广东省人大代表候选名单的时候，发现里面没有曾志的名字，当场过问，明确说曾志在广州的工作成绩突出，是经得起考验的好同志，完全有资格进人大常委。
曾志在晚年提到这件事，只说没想到伟人还记着自己的名字。
1966年5月，陶铸奉调北京，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党内排名第四的重要人物。
曾志因病留在北京疗养，没有随行去赴任。
从广州出发前，陶铸告诉她这次的调任安排，曾志听了直接说："你不适合，你胜任不了。"
陶铸心里也清楚，但调令已经下了，只能走。
曾志的判断，后来被证明是对的。
特殊时期骤然降临，陶铸受到极为猛烈的冲击。
1967年1月，他已失去自由。
中央专案组同时重翻曾志多年前所谓的"闽东问题"，她1935年离开闽东的那段经历，成了被攻击的靶子——尽管1957年广东省委调查已经得出"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的结论。
曾志给伟人写了信，把陶铸的处境和自己受牵连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
伟人收信后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曾志的事他要亲自过问。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伟人当场提及陶铸和曾志的问题，对那种"搞连坐"的做法提出批评，明确说曾志是曾志，陶铸的问题不能牵连到曾志身上。
有伟人这句话，曾志免于了更大的冲击。但陶铸的处境已经无法挽回了。
1969年初，陶铸被查出患胆囊癌，病情一天重于一天。
1969年10月，在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的背景下，他被单独"战备疏散"到安徽合肥，孤身住进合肥陆军医院。
临行前，陶铸把一张纸片交给曾志，上面是他用钢笔写的七律《赠曾志》，诗末两句是"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曾志把那张诗稿小心翼翼卷起，一针一线缝进棉衣内衬里，这一藏，藏了整整十年。
1969年11月30日夜里，陶铸在合肥陆军医院独自离世，享年六十一岁。
连骨灰盒上的名字都是假的，写的是"黄河"。
1969年12月1日，曾志接到通知。她的女儿陶斯亮后来说，母亲当时问了一句——能不能去看陶铸最后一眼，得到的回答是不允许。
丈夫走了，曾志被安排到广东粤北翁源山区劳动。
翁源山多地薄，物资匮乏。
她在那里种地、干农活，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没有怨言，没有眼泪，每天干完活回到住处，就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字一行地写申辩材料，为的是给陶铸留下一份清白的文字记录。
广东的湿热气候渐渐让她的身体撑不住了，关节和肺都出了毛病。
一年多以后，曾志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写信，说自己难以适应广东气候，年纪大了，希望能调到北方去。
1972年，周总理亲自出面安排，把曾志调到陕西临潼干休所休养。
与此同时，女儿陶斯亮从甘肃调到临潼解放军第二十六医院，母女终于能在一起了。
这一年，曾志六十一岁，和陶铸去世时同岁。
临潼干休所属于军队编制，院子里每天走动的老战友都穿着军装。
有几个曾志认识了几十年，当年在山沟里一起扛过枪。
而她，军人身份早已失去，组织关系分散在广州、北京等多处，每遇到需要审批的事情，总要来来回回协调好几个地方，麻烦得不成样子。
按照干休所的规定，只有拥有军人身份，才能把所有组织关系统一归到干休所来管理。
她的情况，就卡在这里。
在临潼干休所住了一年多以后，1973年，曾志坐在那张小书桌前，把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写成了一封信，寄给了伟人。
信里没有喊冤，没有诉苦，就一个意思：她是最早的一批女红军之一，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许多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已经转了军籍、穿上了军装，她也希望能够归队，让自己的关系统一归到军队来管理，再穿上一套军装。
信写好了，寄出去了。那个年头，她对这封信能不能送到，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四]【那封信寄出去以后，等来的是省委书记亲自登门】
信寄出去以后，曾志过了一段没有音讯的日子。
临潼干休所里的生活继续按那个节奏走。老战友们早起锻炼，饭后在院子里散步，天气好就坐在阳光里聊聊往事。
曾志看报纸，写些零散的文字，等女儿陶斯亮下班来陪她说话。那封信的事，她藏在心里，没和外人多提。
写信的时候，她想过各种结果。
伟人已年近八旬，日理万机，在那个特殊的年头，一个从风浪里走出来的老干部寄去的一封信，能不能送到，送到了能不能被看见，看见了又能有什么下文，全是说不准的事。
她这一辈子见过太多等不来回音的事，也见过太多峰回路转的时候。这封信，不过是她能做的里面，最平常的一件。
没有人知道信在路上走了多少天，经过了多少道手。
然后，干休所里那段平静的日子，被一个电话打破了。
1973年的某一天，曾志接到了陕西省委的通知，请她去西安一趟。
打电话来的，是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
这是一个值得多说几句的人。李瑞山当时是陕西省委书记，手边的事情不会少。
能让他专门通知，专程约见的，只有一种可能——上面有了明确的指示。
曾志去了西安。
两人见面，李瑞山先问了问她最近的身体和生活情况，神情比平常郑重许多。然后，话锋一转，李瑞山说出了一句话：
"你写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收到了，主席做了指示。"
就这一句，已经够了。
那个年代，一个从特殊岁月里走出来的干部写去的一封信，被伟人亲眼看到、亲自批了指示，这不是寻常的事。
多少人一辈子盼着有人过问，一辈子等不来。
李瑞山继续往下说。
他说，伟人给她两个选择，请她自己来定。
而当李瑞山把那两个选择说出口的那一刻——
这个在黄洋界的炮声里没有怕过、在敌人审查室里熬过大半夜没有屈过、在特殊岁月里把孩子亲手送出去没有哭出声的老人，眼眶，一下子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