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睡我九十天，连瓶水都不给买——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

“白睡我九十天，连瓶水都不给买——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

这一嗓子吼出来，整个工地都像被按了暂停键。搅拌机不转了，震捣棒没声了，连脚手架底下蹲着抽烟的老孙，都把烟头从嘴里拿下来，张着嘴发愣。所有人都扭头看过去——马翠芳站在刚浇好的水泥坪上，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张志刚的鼻尖。

她穿着件褪了色的玫红短袖，汗一浸全贴在后背上，安全帽歪戴着，脸被太阳烤得黑红，嘴角全是唾沫星子。头发随便挽了个髻，几缕碎发粘在汗脖子上，也顾不上弄。工地上的人全停下了，三号楼的钢筋工老周从架子上探出半个身子，扳手都忘了放下。搅拌机后头的老孙烟灰掉了一裤子，嘴张了半天没合上。

“我没日没夜伺候你仨月，你当我啥？免费的保姆？免费的——免费的啥？”马翠芳声音翻了个跟头，“你给我买过一瓶水没？一瓶！”

张志刚站在搅拌机旁边，脸上的汗一道一道往下淌，嘴唇动了好几下，一个字没挤出来。他手里还攥着铁锨，锨把上沾着湿水泥，一滴一滴往下掉。旁边几个工友想笑又不敢笑，嘴角抽抽着把脸别过去。

马翠芳越说越来气：“你别装哑巴！你当大家面说——这三个月你吃的饭谁做的？你那身臭汗衣裳谁洗的？你的铺谁收拾的？你说！你倒是说啊！”

张志刚脸上的汗淌到下巴上，滴在胸前那片水泥点子印上。他个子不矮，一米七五的个头，肩膀也宽，可站在马翠芳面前，缩得跟个干了水的泥人似的。他张嘴想说话，旁边有人起哄：“老张！说话呀！人家问你呢！”工地上胆子都大了，几个蹲钢筋堆上吃盒饭的年轻人笑得前仰后合。老周从架上往下喊：“老张你这可太不地道了！”

我叫赵大江，跟张志刚睡一个工棚。老张这人啥样我最清楚——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平时除了埋头干活就是蹲墙角吃饭，跟人说话都嫌费劲。跟马翠芳这事，还是我牵的线。

四个月前，工地上来了个女的。马翠芳，四十三岁，离过婚，儿子在老家跟着姥姥。厂子倒闭了，她跟着老乡来省城打工，给大伙做饭。她以前干过配菜，食堂那点活不算啥。人瘦，颧骨高，眼窝深，一看就是吃过苦的。但爱干净，灶台擦得锃亮，笑起来大嗓门，骂人嗓门更大，可干活利索，几十个人的饭一个人张罗得井井有条。

张志刚也是个可怜人。四十八了，爹妈没了，光棍一条。二十岁开始干工地，从北到南干了大半辈子，啥也没攒下。前几年有人介绍过对象，处了大半年，人家嫌他没出息，天天跟钢筋水泥打交道，拍拍屁股走了。从那以后，老张再不提找对象的事，每天上工、吃饭、睡觉，偶尔喝点酒就盯着天花板发呆。

俩人搭上伙，是因为张志刚救了马翠芳一回。那天水电班组的老吴喝多了，拦着马翠芳说混账话，还拽她袖子。老张正好路过，一个字没说，揪着老吴后脖领子把人掀翻在水沟里。老吴爬起来想还手，看看老张那铁打似的身板，啐了一口走了。从那以后，马翠芳看老张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打饭时排骨多给两块，油多放一勺，米饭压得比别人实。

后来马翠芳端了碗热汤面来工棚，里头卧着荷包蛋。老张接过来，脸涨得通红，半天挤出俩字：“谢——谢。”再后来，马翠芳把他脏衣裳收走洗了，裤腿上的口子补得密密实实。老张彻底沦陷了，开始去食堂帮忙劈柴、搬米、修水管。俩人搬到一起住，老张把下铺让给马翠芳，自己睡上铺。

可没过多久，风言风语就来了。老孙喝酒时阴阳怪气：“老张你这日子美啊，白吃白住白睡，一分钱不花。”马翠芳脸皮薄，最恨别人说闲话。她忍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在等——等他给她买点啥，哪怕一瓶水，一个发卡。她说食堂那几盆花是人家男人搬回来的，说老周给媳妇买了银镯子。他就是不开窍。

等了九十天，啥也没等到。今天中午，她看见老张蹲搅拌机旁边喝老孙给的冰红茶，一下子就炸了。

“白睡我九十天！你连瓶水都没给我买！一瓶水！”

老张攥着那瓶子，快捏变形了。周围几十双眼睛盯着，他恨不得地上裂个缝钻进去。马翠芳眼眶红了：“我不是图他啥，我就是想让他——心里头有我。”说完转身走了。

晚上，工棚里跟开锅似的。“老张这事办得太不地道了。”老周摇着破蒲扇，“买瓶水能花几个钱？”“钱是小事，关键是人家的心。”陈师傅说到点子上，“你得让人家知道你心里有她。”其实老张不是真抠，去年工友摔断腿，他第一个掏五百块塞给人家，过年替人蒸三天馒头没要钱。可他偏偏对马翠芳——花不出手。

晚上我去材料堆场找到他，他坐空心砖上，旁边几个空啤酒罐子。他红着眼说：“我寻思——钱攒着，以后开个小店，她跟着我不用吃苦了。”我说你跟人家说了吗？他张张嘴：“没。”我说你不说人家咋知道？还以为你拿她当免费的。

我把他架回去，马翠芳在门口等着，接过他胳膊时，老张忽然从裤兜掏出个东西塞她手里——一个红色发卡，地摊上一块钱那种，镶着假水钻，边角都磨掉色了。马翠芳愣了一下，别在头发上，问我们好看不。我俩同时说好看。

她笑了，转身给他盖被子，把被角掖得严严实实。

老张这人，嘴笨得像被水泥糊住了，可心里那本账比谁都清。他不会说好听的，但他会记——你骂他那天晚上，他一样一样数了三个月你给他做的饭，数到最后自己都数不下去了。他不会买贵的，但他记得你打蚊子打到半夜，第二天就买了花露水。

其实过日子哪需要多大排场？一瓶水、一个发卡、一句“我心里头有你”，就够了。可惜啊，这道理有人活半辈子才明白。

如今老张和马翠芳领了证，盘了个小饭馆。他系着她那条碎花围裙，在灶台前忙活，土豆丝切得有粗有细，但再不用她半夜起来熬粥了。那两盆绿萝在窗台上绿得发亮，门口灯泡黄黄的，两个人肩膀挨肩膀坐在深冬的夜风里。马翠芳问他：“你知道我当初为啥那么气不？”老张说：“因为我没有心里头有你。”“那现在呢？”老张抱出个纸箱子，里头五包红糖、两瓶花露水、一双棉手套、头绳、创可贴……每样都贴着小纸条——“今天翠芳说手冷”、“今天翠芳切菜切到手了”。

“从那天以后，”老张搓着手，“我不会说好听的。我就想，以后你缺啥，我给你买啥。一样一样记下来，就不会忘了。”

马翠芳抱着箱子，哭得像个孩子。那个一块钱的红发卡在她头发上一闪一闪的。老张慌了，把围裙脱下来递给她擦脸。

行了，这日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