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赵昌文等：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增强发展动力

赵昌文等：以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增强发展动力

经济发展

继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之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对我国一直以来的投资方向和重点的进一步优化，对于增强发展动能、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物”与“人”的投资紧密结合，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一、从理论和历史逻辑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辩证统一关系

投资于物是指对实物资产进行投资，比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物质技术基础。用经济学语言讲，投资于物是指将资金、资源投入到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的存量，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技术水平，从而形成未来更加强大的生产与服务能力。这里的物质资本主要包括厂房、机器、工业生产线等固定资产，交通、能源、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实验室设备、软件系统等研究开发条件，构成经济增长的有形基础和直接驱动力。投资于人是指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比如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为在一个快速变化环境中的竞争和发展做好准备，人力资本即个人的潜力将成为任何国家能够为其人民未来的繁荣和生活质量所做的最重要的长期投资。用经济学语言讲，投资于人是指将资金、资源用于提升人的健康、知识、能力和创造力，是相对投资于物而提出来的，体现了“见物更见人”的发展理念。其核心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包括教育与技能培训、医疗与社会保障、文化与公共服务等，这是经济增长最根本、最具可持续性的源泉。从本质上讲，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既对立又统一，二者的辩证关系具有坚实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思想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投资于物即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投资于人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二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既有内在的矛盾性，也有统一性。马克思将资本划分为机器、原料等不变资本和劳动力工资等可变资本，前者在生产中仅转移其价值，后者却能创造新价值。对“人”的投资本质上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维持劳动者基本生存所需的食物、住房等消费资料，还涵盖了教育培训、技能提升以及代际繁衍等环节。资本家支付工资，看起来是为了购买劳动力，实际上是通过保障劳动力的恢复与更新，确保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得以持续运转。因此，劳动力再生产不仅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二者统一于价值增殖过程。投资于物，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比率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家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会不断追加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投资，这是技术进步的物化。投资于人，局限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受剩余价值榨取的需要所制约。二者也存在根本矛盾。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直接后果是相对过剩人口即产业后备军的产生，造成机器排挤工人，投资于物在特定阶段反而排斥对人作为劳动者的持续性投资。对劳动力的投资被严格限定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下，其目的在于维系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而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力投资的工具性，教育或技能培训仍在于适应机器体系的需要，从而生产出更加符合不变资本需求的劳动力。这实质是“把人训练成机器”。在其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将克服这一矛盾，物质生产将成为社会共同财富的基础，人的发展将摆脱资本枷锁，教育、健康等投资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二者实现真正和谐的统一，成为释放社会生产力的源泉。

社会主义深刻变革了资本与人的关系，实现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内在一致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同一进程下的两大目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物质资料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其根本目的是创造更加丰裕的社会财富，从而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直接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创造能力，成为进一步推动科技进步与生产力跃升的核心动力。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这一过程中创立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有机统一与良性互动，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局限，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是在发展战略上是内在统一的。国家将制造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等，同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健康中国等建设作为整体战略协同推进。二是在发展目标上是根本一致的。无论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还是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事业，其根本目标都统一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在根本制度上是有完全保障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经济增长理论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认识演进

从哈罗德—多马模型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到索洛模型引入外生技术进步，再到罗默、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置于核心地位，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本质上也是对“资本”范畴不断深化的认知。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其核心逻辑非常简单：经济增长是一个纯粹的“储蓄→投资→生产”的物理过程，完全由物质资本的积累驱动。这一模型完全忽略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改善等因素，将劳动力视为同质的、被动的生产要素。索洛模型是对哈罗德—多马模型的重要突破，通过引入外生技术进步来解释长期人均增长。索洛模型虽然超越了纯物质资本驱动的范式，承认了“技术”的重要作用，但并未打开这个黑箱，没有将人力资本作为与物质资本并列的、可积累的内生生产要素。卢卡斯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对索洛模型根本性的突破，他批判索洛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视为“外生魔法”，将资本区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可通过教育进行主动投资，生产经验(干中学)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从而解释了经济增长为何能自我持续、国家间为何存在持久差异，以及知识、教育和经验在增长中的核心作用。罗默的知识驱动模型证明，人力资本不仅通过劳动力素质直接影响产出，更通过研发创新产生知识外溢，形成规模报酬递增。这一理论突破揭示了经济发展从“汗水驱动”转向“智慧驱动”的微观机制。

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是，通过不断积累物质资本，提升人均资本存量，从而提高人均产出，进而实现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初期，给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产出的情况下，必然要牺牲一部分当期消费用于投资，这不仅出现在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在许多后发国家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均资本存量提高到了一定水平，再继续增加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就会下降，人均产出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随之下降。

不仅如此，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如何处理好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增长和发展，本质上都关乎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增长更多是过程，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国民总收入(GNI)等“量”的概念，而发展则强调更全面的结果，是收入分配、人类发展指数(HDI)等“质”的规定性。物质资本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前提，是实现一切其他目标的基础，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则是在物质之上，以及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我国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目标，正是对这一人类共同命题的深刻回应。人不应仅仅是发展的工具，更应该是发展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处理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三)从工业革命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产生的新影响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与资本转型。在这场变革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呈现出复杂而动态的关系。工业革命初期，资本几乎单向度地投资于物，工人被视为机器体系的附属品，主要特征是“物”对“人”的挤压。古典经济学中的“工资铁律”理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将人力纯粹视为成本而非资本的观念。随着工业体系日趋复杂，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对技术工人和管理者的需求催生了有限的投资于人。但这种投资具有强烈的工具性和选择性，其首要目的是培养能操作和维护更精密机器的劳动力，以提升“物”的产出效率。进入20世纪后，两者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复杂的生产活动、科学管理以及科技创新的迫切需要，使得劳动者的知识、创造力与健康成为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变量。投资于人从成本中心转向利润中心。普及教育、公共卫生、职业培训、研发投入不再是单纯的慈善或社会支出，而是被视为对“人力资本”的核心投资，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同等重要。工业革命的历史警示我们，从短期排斥到长期融合，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从有效市场到有为政府，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演变揭示了一个核心规律：健康的经济发展不能只沉溺于对“物”的单一崇拜，唯有当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形成良性循环时，生产力的不断进步才具有持久的动能。

今天，人类社会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是继工业革命之后更高级的社会文明形态。它以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通过信息网络和智能技术，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社会组织模式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根本性变革。这不仅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而且正在深刻重塑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其中，人工智能(AI)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带来了一系列重要变革，推动两者进入更高层次的融合与重构阶段。

人工智能对投资于物的变革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提升物质资本的投资效率上。人工智能赋能条件下，投资于物的内涵已从传统的机器、厂房等固定资产拓展到数据、算法与专利等无形资产。这类新型物质资本与劳动之间并非简单替代关系，而是形成了深刻的共生关系。例如，数据与专利的使用本身即要求劳动者掌握更专业的分析能力、更系统的行业知识，从而直接提升了劳动的复杂性与创造性。与工业革命时代相比，这也标志着资本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根本转变，传统物质资本主要通过提供必要的、基础的生产条件，扩大规模经济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生产率，劳动者往往只需适应性培训即可，而无形资产的投资则持续倒逼劳动者必须进行知识迭代与技能深化，以便能够持续从事更具创造性和高附加值的复杂劳动。因此，必须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学习体系，因为唯有通过持续的教育与训练，劳动者才能充分释放新型资本的生产潜力，实现从“操作者”到“协作者”与“创新者”的角色跃升。

人工智能对投资于人的深远重塑，主要体现在重新定义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上。投资于人的重点要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育，尤其是适应技术变革的终身学习能力。与此同时，投资于人也对“物”的价值增长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先进设备需要高素质操作者，数字化系统需要数据分析师，两者的匹配度决定了生产率水平。人工智能并非一经使用便持续发挥作用的静态固化工具，在与劳动者进行交互并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其会不断试错、学习、迭代和进化。除了运用自身专业知识为人工智能注入价值以外，劳动者的操作反馈、场景适应与创造性调适也会形成宝贵的“数据外溢”和“经验反哺”，持续训练并优化模型与算法。这意味着，劳动者的复杂劳动不仅创造当下的产品价值，也在无形中为所使用的人工智能“注入”新的知识、经验与能力，从而提升这种“不变资本”本身的价值含量。因此，通过投资于人促进人的知识创新与能力发展，实质上也是在投资于人工智能系统的迭代与增值，二者在动态交互中共同构成一个不断强化的价值共创循环。

人工智能在推动“物”与“人”投资的高度融合和重构上，主要体现在打破了传统边界，催生“人机协同”新生态。投资需从单一维度转向“人才—技术—数据—硬件”的系统性捆绑。人力资本积累推动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升级，而产业升级又进一步创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协同演进路径。“人机协同”必将产生很多新的应用场景，创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长期以来，投资于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持续投资于物，我国生产和供给能力不断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有效推动了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支撑我国较短时期内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3年至1977年，第一、二产业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分别累计完成611亿元、3283亿元。改革开放后，固定资产投资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程实现重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不断提升。2013年至202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7%，有力支撑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国经济长期依靠要素驱动、投资拉动，投资于物回报率近年来已经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投资于人是人口变化背景下提升人力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必然选择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1031万人，占总人口的22.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023万人，占总人口的15.6%；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在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投资于人已从一项促进发展的选项，转变为关乎国家生存与繁荣的战略必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人均GDP已达95749元(约合1.35万美元)，在全球190多个经济体中排第68位。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水平与发达经济体仍有显著差距。比如2024年美国人均GDP达到8.58万美元，德国超过5万美元，日本则为3.25万美元。这种差距既反映了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凸显了人力资本投资对跨越发展鸿沟的关键作用。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PPP)这一更能反映实际生活成本的指标，2024年中国人均购买力平价GDP约为2.5万美元，美国则为7万多美元，德国约为5.5万美元，日本约为4.2万美元。按名义汇率计算的差距反映了产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代际差，而PPP视角下的相对拉近则显示我国居民在基础设施、基本消费品等领域已具备相对更强的实际购买力，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了现实基础。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我国整体购买力平价GDP已达38.19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9.18万亿美元，这种总量优势与人均差距的矛盾，恰恰说明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质量赶超的紧迫性。人力资本重要作用的凸显，一方面是因为给定人均资本存量较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对上升；另一方面增加对人的投资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也正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研究表明，当前我国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教育投资的宏观回报率分别为27.1%、20.9%和21.6%，远高于5%的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充分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价值；我国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2年的33.7%增至2020年的36.8%。这充分证明，提升人口质量能够有效对冲人口结构变化的负面影响。

(二)投资于人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在这一过程中，人是决定性的能动要素。产业转型升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来的是技术迭代与产业更替，内核则是人的知识结构、能力体系与创新活力的系统性升级。所以，投资于人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投入。“十五五”时期，必须通过加大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教育投资以及关键领域前沿人才的培养，形成一个持续学习、充满活力、敢于创新的高水平劳动者队伍和企业家群体，促进破解企业和产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技术易得，人才难求”的困局。同时，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包括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与人文素养，也有助于孕育出颠覆性思想，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三)投资于人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增长的固本之策

2013～2024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93.1%，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5%和38.1%。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52%左右，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在15%左右，国际上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32%，2024年的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在40%左右。我国最终消费特别是国内居民消费占比较低，既有居民消费需求本身不足的问题，也有消费和投资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原因。“投资于人”促进消费的机理，主要有：(1)收入增长之源。对知识、技能的持续投资，可以显著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水平，使其获得更高、更稳定的劳动报酬，从而直接转化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2)社会保障之盾。在医疗、养老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可以大幅减轻居民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压力，从而释放出更多当期消费的意愿与空间。(3)社会流动性之梯。普惠性的教育与卫生投资，可以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发展潜能，有助于打破阶层固化，从而使得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得以提高。不仅如此，投资于人也在深刻塑造消费需求的结构与方向。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均GDP突破1.3万美元门槛后，消费升级将呈现服务消费占比加速提升等趋势。消费增长不仅在于量的扩大，更在于质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提升，特别是科学素养、审美能力、健康意识的增强，会自然催生对高质量商品、文化服务、健康管理、终身学习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的强劲需求，推动消费市场从“生存型”向“发展型”演进。因此，将投资于人置于扩大内需战略的核心，是触及根本的重大战略安排。通过赋能于人、保障于人、发展于人，不仅直接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更深远的是实现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从而贯通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使经济增长建立在坚实和可持续的内生基础之上。

(四)投资于人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

投资于人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深刻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了经济增长的传统范式，强调发展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就决定了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必须聚焦于“人”这一核心主体。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拓展到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多维度、更高层次的需要。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促进社会公平，关键在于通过投资于人打破贫困与不平等的代际传递。对于弱势群体和低收入家庭而言，缺乏获取优质教育、医疗和技能培训的机会与资源，是其难以摆脱困境、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障碍。通过强有力的、倾斜性的投资于人，特别是保障所有儿童获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普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每个个体提供平等的“起跑线”和发展可能性。相较于物质资本投入而言，我国一直以来对民生和人的全面发展相关领域投入不足，还有不少短板弱项。202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教育投资比例为23.9∶1，较2011年的24.9∶1有所改善，但仍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的5.1∶1。养老、育幼、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还有较大不足。截至2024年底，我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数约334万张，与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数量相比仍有较大缺口，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4.08个，入托率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已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和创新源泉。投资于人可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夯实国家长期繁荣与社会稳定的根基。“十五五”时期，构建覆盖全民、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教育、健康、保障与发展支持体系，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和长期增长潜力的高效投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高品质生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要之举，也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举措。

当然，强调投资于人并不意味着完全忽视投资于物。过去“投资于物”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将来仍会继续发挥强大的驱动作用。当前，我国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比较低，存量资本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一些重要产业领域投资不足，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一些存量机器设备、基础设施、老旧小区等有待更新升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推动大量新的投资需求快速涌现，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和潜力。这也正是《建议》在扩大有效投资部分指出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原因。

三、“十五五”时期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的几个重点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必须从发展理念上打破“物”与“人”的割裂，通过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深度融合、高效协同，“硬实力”建设与“软实力”提升同步部署、相互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人力和物质基础。具体有以下几个重点：

(一)以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着力推进“双投”结构优化

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国家当前和长远发展急需、最能塑造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领域，实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一是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战略性、先导性投资。投资结构必须向“创新驱动”根本性转变，特别是国家实验室体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及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领域的前沿技术。这一类投资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特点，需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导作用，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二是锚定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特别是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精准补短板、拉长板、锻新板。这一类投资的重点应从传统产能扩张转向产业基础再造，全产业链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化”转型。

三是服务区域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优化空间投资布局。紧密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和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这一类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着力打通区域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市场体系的断点堵点，支持城市群、都市圈的现代化交通网络、智慧城市、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以及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等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

四是着眼绿色发展与安全底线，加强支撑保障能力投资。将“绿色”和“安全”作为投资的刚性约束和重要方向。这一类投资的重点应放在对清洁能源体系、生态环境治理、循环经济的投资，加强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国防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网络型基础设施(如新一代信息网络、特高压、国家级油气储备等)和战略性资源保障能力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无论哪一类投资，都要统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在布局硬件建设的同时，同步规划、配套投入教育、科研、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与人力资本开发项目，确保二者提升协同并进，推动产业升级与人才升级互促。

(二)以促进消费升级和扩大内需为重点，着力推进“双投”结构优化

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解决我国近些年一直存在的供强需弱的问题，加速宏观经济再平衡。具体思路主要有两个方面：基本民生托举和高端需求放开。

基本民生托举，是针对中低收入群体而言。要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使中低收入家庭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这些投入可为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基础保障。特别要在与中低收入群体密切相关、高度关注的民生领域加强投入，比如大力推进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等，对接近房屋使用年限的老城区进行整体设计，发展特色城市景观改造，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层次，增强其获得感、幸福感。

高端需求放开，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我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高收入群体和高财富净值家庭。推动共同富裕不应理解为降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而应在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更多发力。对于高收入群体，应鼓励他们增加国内消费，通过“涓滴效应”惠及更多中低收入群体。政策上可放宽某些领域的限制，鼓励投资不断满足高收入群体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尤其是那些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属性的领域。例如，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等高端消费，滑雪、冲浪、赛车等极限运动，这些消费与低端领域有本质区别，某种程度上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属性。当前这些领域仍存在管制严格、私人投资受限的问题，应探索更具包容性且风险可控的监管方式，引导私人资本有序进入。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高收入群体消费仅占社会总消费的一小部分，但其消费行为对市场结构有深远影响。通过引导和促进这类群体在具有人力资本属性的领域消费，不仅能满足其高层次需求，还能创造新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助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三)以完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为保障，着力推进“双投”结构优化

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与完善政策体系，打破两者间的制度隔阂，释放协同效能。

一是在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上持续用力。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各类要素的初次分配机制。收入分配制度是连接“投资于人”的投入与产出、激发人的潜能与创造力的关键制度纽带。初次分配作为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基础环节，直接对接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各类生产要素的投入与回报，是保障人力资本价值实现、引导资源持续向人的能力提升与价值发挥倾斜的主要抓手。在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上持续用力，核心要义之一便是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各类要素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强投资于人、推进要素高效配置、合理分配激励、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的良性循环，让人力资本的增值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让个体的能力提升与价值实现成为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具体包括强化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优化生产要素分配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等。要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缩小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显著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特别是增加生育养育、教育医疗、职业培训、普惠养老、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投入，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投资。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文化、体育人才发展。要优化财政支出责任和财力配置，将对人的投资纳入统计核算范围，调动全社会、各方面投资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创新一体化规划与协同决策机制。建立高位统筹的规划协调机构，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层级的“物人协同”投资规划与项目生成机制。构建动态监测与模拟推演系统，通过智能算法评估政策联动效应，支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等决策，实现从“各自为政”到“系统研判”的转变。在编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重大区域战略及行业专项规划时，必须同步论证并明确物质资本项目与配套人力资本开发的关联要求与投资安排，实现“一个项目、双重目标”，从源头上确保“硬投资”与“软投资”的协同部署。

三是构建激励相容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推动构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并重的财政金融服务新模式。从财政政策看，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对兼具基础设施提升与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综合性项目给予优先支持与倾斜。完善财政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大职工技能培训、研发创新等的“对人投资”。从金融政策看，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支持人力资本建设的信贷产品、债券工具，如“技能提升债券”。在基础设施ＲEITs、PPP等模式中，探索将职业培训设施、研发平台等“软性资产”纳入项目包，吸引社会资本长期参与。从社会参与看，要完善企业研发投入加计扣除政策，进一步扩大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范围与比例，激励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捐赠投入教育、健康、科研等人力资本领域。

四是健全全过程的绩效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改革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评价体系，将就业创造质量、劳动生产率提升、居民收入增长等“人本指标”纳入核心考核范畴，并与项目审批、资金拨付及后续运营支持挂钩。建立投资效能的后评估与动态反馈机制，根据“物”与“人”的投资协同效果，及时调整优化政策与资源配置。

五是强化数据支撑与法治保障。构建覆盖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综合统计监测体系，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为科学决策、精准施策与效能评估提供数据支撑。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在法律层面明确“物人协同”投资的原则与责任，保障各类投资主体的权益，规范投资行为，营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四)以补齐民生短板为出发点，着力推进“双投”结构优化

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尽快缩小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不同群体、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有机会提升能力、增进福祉、实现价值。

一是构建全生命周期、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夯实发展根基。积极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投资重点向薄弱地区、乡村学校倾斜，大幅改善办学条件，同时通过校长教师轮岗交流、高水平师资定向培养与待遇保障等，实质性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大力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与吸引力，紧扣地区产业升级需求，升级实训基地、数字化教学资源，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同开发课程、培养“双师型”教师、完善学徒制，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努力提升高等教育创新与服务能力，在支持“双一流”建设的同时，引导高校优化布局与学科结构，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问题导向”关键急需领域人才培养。

二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强化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同时着力补足全科医生、公共卫生人才数量短板并提升其能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关注重点人群健康保障，针对“一老一小”，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与养老服务供给，建设社区托育点、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加快培养专业的保育员、养老护理员队伍，并支持职业发展。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家庭养育成本。

三是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网，兜牢民生底线。实现社会保障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和可持续性，稳步提高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统筹层次与保障水平，加快将新市民、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保障体系。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经办服务便捷度与精准性。加强困难群体精准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在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注重通过技能培训、就业辅导、社会融入等服务，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从“生存保障”向“发展支持”转型。

四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拓展发展空间。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将促进就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政策，在安排产业布局、重大项目时同步评估就业影响。完善创业扶持体系，以创业带动就业。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面向产业变革和劳动者转岗需求，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投入，提供普惠性、可持续的技能提升机会，保障劳动者在技术迭代中不被淘汰或妥善安置，实现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

五是推动文化繁荣与精神富有，丰富发展内涵。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建设更多普惠便民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城市书房、乡村文化礼堂，并依托设施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艺术普及教育，培养基层文化人才。支持文艺精品创作，推出全景式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精神气象的精品力作。营造促进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投资于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广泛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特别关注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的心理健康发展，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五)以人工智能促进生产和生活方式变革为基础，着力推进“双投”结构优化

这一方面的目的在于深入理解人工智能对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人工智能总体上提高了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即劳动替代机制发挥了主要作用。这可以解释近些年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和“内卷化”竞争现象。着眼于“十五五”时期，必须有一些适应性、预判性的政策与制度安排。

一是着力构建与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生产关系相匹配的制度基础。推动会计准则革新，建立对数据资产、算法模型与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科学分类、评估与入表规范，使其价值可以通过市场显性化并得到公允计量。完善数据产权界定、流通交易与收益分配机制，并前瞻性构建适应人机协同创新的知识产权规则，清晰界定各方贡献与权益归属，从而系统性地为“智能资本”的积累、保护与交易提供坚实的法律与制度框架，引导资本投向更具长期竞争力的知识创造领域和未来智能产业。

二是持续推进贯穿劳动者职业生涯的人力资本再培育工程。实施以政府为主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的国家级技能升级行动计划。通过构建模块化、学时累积与认证衔接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重点提升在职人员在人工智能应用、人机协作及复杂问题解决等方面的核心能力。深化教育体系改革，推动校企共建实体与课程，发展跨学科专业，培养复合型人才，最终形成以人力资本升级反哺技术迭代与应用的良性生态体系。

三是设计精准协同的政策激励工具箱，有效激发市场微观主体内生创新动力。对同步实施重大智能技术投资与系统性员工技能结构升级的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支持。同时，由政府或行业组织牵头，在重点领域建设并开放共享高质量的公共数据集、仿真测试平台与工具库，实质性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技术验证与融合创新的门槛与成本，为人机协同的实践探索与价值创造提供普惠化的基础设施与试验空间。

四是加快建设能够适应技术变革与就业形态演变的社会保障支撑体系。探索建立与个人身份相关联、可携带可接续的社会保障机制，为劳动者在职业转换与技能转型期提供稳定可靠的保障，化解其后顾之忧。将普惠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至战略高度，建设广泛覆盖的高效算力与网络服务，这既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参与智能化转型的公共基础设施，也为全社会终身学习与远程协同提供了必要条件，有利于为经济社会的包容性转型夯实根基。

（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6年第2期）

【作者：赵昌文、岳宗伟、李兵。其中 赵昌文系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原主任 】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京报、重庆日报、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

责编：王骅琛；初审：邱诗懿、 许雪靖 ；复审：李雨凡、程子茜

更多精彩请点击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专注读书学习的特色理论阵地和为党献策的高端智库平台。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近亿次，其中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内容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良好。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新京报、重庆日报、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共党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解放军理论学习》《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 《中国民政》《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金融》《中国出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编辑》《中国审判》《中国科技论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民族教育》《中国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农村工作通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数字法治》《外交评论》《金融评论》《社会保障评论》《旅游评论》《中国乡村振兴》《百年潮》《新阅读》《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国际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清华管理评论》《文化软实力研究》《审计观察》《国资报告》等百余种中央级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安街读书会主编《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体系。该平台累计固定读者超百万，影响辐射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属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主题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区的有关单位，已正式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将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关注公众号，回复：申请入会、学思平治、为党献策、四中全会、读懂十五五、文化强国、党建阅读、智库、好书推荐、核心期刊、干部培训、免费赠书、直播、新书报送、期刊报送等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