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哲学思考

文/赵丛浩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风雨兼程、硕果累累，不禁引人深思：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答案藏在马克思主义的智慧源泉中，藏在党始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哲学自觉中。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科学揭示了联系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即万事万物都处在多重、复杂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并非互相平行或简单交叉，而是彼此交织、嵌合、影响，遵循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很大程度上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时代、指导实践，从而在正确把握事物之间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一、普遍与特殊

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集合体。正确认识事物，既要从普遍意义上看，也要结合具体的特殊实际。中国共产党既是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又是中国的共产党，扎根于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105年成就斐然，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又善于从物质与精神、历史与现实等多维度把握中国的特殊性。

比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思想一度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表现在照搬经典作家论述、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苏联红军战略战术等，导致党和人民军队的沉重损失。为此，毛泽东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不能机械地研究一般战争、俄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正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又立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等实际，我们党才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抗战时期，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于是才有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壮大。

◆凡树有根，方能生发；凡水有源，方能奔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茁壮成长。图为刊登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5、6卷原件。

又如，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却开始暴露出问题，社会上还存在不少各种矛盾，同时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匈事件等也表明苏联模式的弊端。因此，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57页）。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更多发展轻工业、农业，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相协调，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等方针，不仅大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发挥了长远指导作用。

再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方面立足经济社会落后的国情，实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绩。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在此指引下，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开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重大决策，进一步明确了我们要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还如，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联动的背景下，面对现代化浪潮、外来文化渗透，特别是生产生活、工作娱乐方式的趋同，如何保持中华民族的自我、自信，如何开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答案就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积淀中形成的中国特色，在于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中国记忆。习近平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命题，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更加强调思想文化等精神层面的特殊性。这既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又顺应了人民彰显民族特性的要求，极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纵深，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深厚底蕴与强大动能。

二、主要与次要

多重关系必然伴随着多重矛盾，其地位、影响各有不同且不断变化，因而不能等量齐观，必须区分好主次。中国共产党坚持统筹兼顾，善于抓住主流、主线，同时又不忽略支流、支线，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

比如，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应对，关系甚大。中国共产党认为，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则是次要矛盾，要积极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最主要的敌人。因此，中国共产党既充分肯定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革命意义，又不把反蒋和抗日对立，大力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同时部署防范国民党内亲日派的武装进攻。这样既团结又斗争，团结为主、斗争为辅，不仅将新的大规模内战风险化为无形，而且对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历史作用。

又如，1956年9月开始，国内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不稳定情况。我们党认真研究这些社会动态，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毛泽东强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也就是说，在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中，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的。为此，我们党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等。同时，我们党也没有忘记敌我矛盾的存在，强调要用强制、专政的方式来解决。

◆在不同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接力奋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图为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再如，改革开放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成为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和右的错误干扰的关键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并把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与晚年错误作了区别。这种科学评价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分清了主次、是非，为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协力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保证。

还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我们党据此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决策部署，重点解决人民更加关注的好不好、均不均等问题。同时，我们党也看到部分群众基本生活面临困难的实际，领导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这些举措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三、当前与长远

事物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既存在于当前，又时刻都在向长远演进。当前是长远的基础和先声，长远是当前的趋向与未来。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精准地抓住当前与长远的结合点，既雷厉风行解决现实紧迫问题，又未雨绸缪布局未来，利当前又管长远，展现出卓越的历史主动精神。

比如，抗战时期，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直接指向抗战后我们党面临的新问题，包括大量新党员身上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思想本领不足等，同时也针对历史遗留的“左”倾教条主义、山头主义等影响，其根本意图是在全党树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作风。经过学习研究，不仅使新老党员净化了思想，提升了本领，而且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又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把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任务，既是要改变当时贫弱农业国的面貌，又是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安全奠定经济基础。我们党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把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主体，并编制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同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由此不仅建立了大量旧中国没有或能力极薄弱的飞机、汽车、精密仪表等制造工业，而且搭建起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骨干，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实现了新中国增强“硬实力”的良好开端。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立足当前、谋划长远，实现了“解决当前突出问题”与“奠定长远发展根基”的有机结合。图为1955年12月19日周恩来签署发布的关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命令。

再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是为了尽快扭转两大领域基础薄弱、水平落后等现实问题，也意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蓄积长期动能。我国制定《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实施“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同时，制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教育的结构、思想、内容、方法。这些举措打破了过去僵化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不仅促使我国取得建成第一座高能加速器、每秒运算1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等高科技成果，培养了一大批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各类人才，而且构建起当代中国科教体制的基本框架，其确立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导向深刻重塑了国家发展逻辑，也为我国迈向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开辟了道路。

还如，新时代我们党制定的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徙木立信之举和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举措，直接瞄准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同时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举和切入口，最终目标是真正化风成俗，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它开启了我们党从作风建设到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制度建设的系统推进，为后续反腐败斗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奠定了基础。我们党还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反复强调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实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持续向好。

四、局部与全局

任何事物都是由无数局部有机组成的全局，同时又与其他事物共同构成更大的全局。局部总是全局中的局部，全局的性质、走向极大影响甚至决定着局部；而全局总是局部构成的全局，关键局部的量与质对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二者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中国共产党总是善于从全局出发审视局部，自觉维护全局利益，同时注重发挥关键局部的引领作用，以局部突破带动全局跃升，体现了高超的系统思维和协调能力。

比如，1941年1月，国民党军8万余人置抗日于不顾，伏击和攻击新四军9千余人，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变表面是一场国共双方的局部武装冲突，实质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集中表现。如何正确应对，不仅事关国共两党关系，而且影响抗战走向乃至国际格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第一这个大局，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军事上严守自卫，赢得了进步人士、中间势力以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不仅迫使国民党顽固派有所收敛，有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赢得国际正义力量的尊重，为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创造了条件。

又如，1950年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不仅美军直逼中朝边境，而且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还派出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于仅成立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要不要、敢不敢反击美帝国主义，首先事关东北国土安全，又牵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祖国统一大业的全局，还关系到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以及世界格局演变。党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经过近三年艰苦战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使帝国主义势力再也不敢武力侵犯新中国，为国内建设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同时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还深刻塑造了二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准切入点，通过局部的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的整体提升。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是一场保家卫国的军事胜利，更是新中国在生存空间、国际威望、发展根基和民族精神上全面“立国”的伟大壮举。

再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如何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是具体的经济、外交问题，更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党创造性地作出在深圳等局部地区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以探索一条正确对外开放、把经济搞上去的新路。此后，经济特区的成功促使我们党逐步扩大开放范围，包括开发海南岛、开放14个沿海城市、将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等，还正式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逐步形成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还如，党的十八大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其中的要点、难点是“全面”。而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是全面小康的最大短板。习近平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我们党聚焦农村贫困问题，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实行“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紧抓“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进行全面部署，最终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历史性、全方位地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这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关键性贡献，是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的一大步。

五、应当与可能

“应当”表达主体的价值追求和目标理想；“可能”标示客观的现实条件和可行程度。正确的实践，就是要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将理想目标转化为现实。中国共产党既胸怀远大理想，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到应当与可能的最佳结合点。

比如，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会上，曾有人提出清算政治路线，但被毛泽东“机智地制止”（《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这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当时党内的最大共识是改变军事领导，但对深层次政治路线的错误缺乏明确认识。同时，鉴于当时党内主要问题是军事问题，确立正确军事路线必然会有利于此后确立正确政治路线。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极端严酷条件下，对“应当”解决的核心问题与“可能”解决的程度之间精准的把握。

又如，我们党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但新中国成立后并未急于过渡，这是因为条件并未具备。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本内容，要求逐步实现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改变了过去经过10到15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这种转变正是源于当时经济、政治条件的新变化。一方面，国家已掌握了重要的工矿企业、运输、批发等国民经济命脉，国营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比超过50%；许多私营工商业已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农村中普遍开展的互助合作初步显现出优越性。另一方面，土地革命等民主改革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和平发展的宝贵时机。正是由于万事俱备、切实可行，我们党才作出了不等待长期准备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

再如，我们党在酝酿和作出对外开放决策时，目标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经营管理经验等，为此专门设置经济特区。但特区发展中却出现了走私贩私、贪污腐败、腐朽落后思想涌入等问题，引发对经济特区乃至对外开放政策的非议和责难。打开对外交往的窗户，只放进新鲜空气，不放进苍蝇蚊子，事实上做不到。对此，我们党既充分肯定经济特区的意义，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另一方面，严肃应对各类问题，既运用党纪国法，严惩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和犯罪分子，又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积极健康的党风民风社风，把负面影响最小化。

还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毛泽东指出，要追求“共同的富”“共同的强”。邓小平则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过去受限于底子薄、人口多、经济科技水平不高、地域差距大等因素，我国主要是致力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当前，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且持续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且人口总量基本稳定，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备了推进共同富裕的条件。习近平就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不仅在浙江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而且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同时，也强调在此过程中要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六、中国与世界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能脱离世界孤立发展。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底蕴深、韧性足、创造力强的大国，是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动力源。中国共产党想问题、作决策，既站在世界看中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又站在中国看世界，主动塑造国际格局，在深刻互动中把握自身发展与全球进步的辩证关系。

比如，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之初，就从国际格局与中外联系着眼，论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他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小块的红色政权的产生“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原因就在“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引发“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这既分化、削弱了各路反动势力，又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促使人民群众有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从而令红色政权可以在诸多白色政权的缝隙中生存、发展，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又如，20世纪70年代，随着冷战的深入，超级大国不断加强对他国的控制和干涉，而欧洲各国国力的恢复和亚非拉人民的觉醒，使得反霸凌、要自主的呼声日趋高涨。毛泽东敏锐观察到国际关系的新动态，超越阵营对抗思维，创造性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而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这明确了我国在世界中的定位以及应该团结谁、反对谁，对指导我国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来”。世纪之交，党中央根据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改革开放愈发深入的新形势，提出并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强调两者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2001年11月，我国经过15年艰难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外资“引进来”创造了更加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这促进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使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更加清晰，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与人类进步的一边，携手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图为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还如，2013年，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这一倡议着眼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的实际，是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依托。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符合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既促使中西部地区成为新的对外开放前沿，缩小了东西差距，又推动优势产业国际化以及自贸区、负面清单等制度创新，开辟了经济社会发展新空间。同时，这一建设有助于加强我国同亚欧非等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有助于打造经济全球化新引擎，形成全球治理新模式，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与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倡议源于我国，又影响世界，彰显了我国在实现自身繁荣发展的同时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的大国担当。

筚路蓝缕，正道沧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其哲学真谛在于始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真理性武器，在正确处理历史洪流中的各类对立统一关系中准确把握历史脉搏与人民期盼。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坚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加壮丽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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