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研究”到“做研究”：蔡聪博士论文与视障者主体性的突围

图为蔡聪（右）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冯仕政（左）博士毕业典礼合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供图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金玲） 2026年6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位授予仪式上，蔡聪敲着盲杖走上讲台。校长冯仕政小心扶他站到左侧，并教他展示学位证书正面。这一细节后来被导师卜卫反复观看——“不是因为感人，而是因为它具象化了什么叫‘合理便利’：不是施舍，而是调整结构，让平等发生。”

这一天，蔡聪成为中国社科院大学首位盲人博士。

政策破壁之后，仍是结构性盲区

1996年，10岁的蔡聪因药物性青光眼致盲。高三时申请普通高考人工读题被拒，最终进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专业——这是当时绝大多数视障青年为数不多的通道。

直到2014年，第一份盲文试卷出现；2015年，教育部明确视力障碍考生可使用盲文或大字试卷参加普通高考，制度层面的“合理便利”才初步成型。

然而，这一政策突破的背后，仍有未被充分讨论的结构性问题。

蔡聪所在的残障组织曾长期推动高考合理便利政策落地，但当时存在一个关键遗憾：电子试卷方案因“安全风险”被搁置。这意味着，对于大量中途失明、从未系统学习过盲文的视障者而言，盲文和大字试卷的实际效用极为有限——盲文需要长期训练才能达到较快的摸读与书写速度，而大字试卷对视障程度较重者同样不适用。

“合理便利”不应止于盲文与大字的二元选项，而应拓展到电子文本、读屏软件兼容、答题系统无障碍等更广泛的形态。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政策打开了门，但并未拆除门槛。

2022年，蔡聪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国社科院大学传播学博士项目。笔试环节，他申请以电脑代替纸笔作答——因视障无法控制字间距，手写极易出现“字叠字、行压行”。这一“合理便利”最终获批，成为该校首个案例。卜卫直言：“合理便利申请，绝非基于对特殊照顾的索取，而在于消除壁垒，让那些拥有卓越研究能力与赤诚学术理想的残障人士，能够真正跨越障碍，平等地享有接受博士教育的机会。”

即便如此，蔡聪仍要缴纳高昂的“残疾税”（Crip Tax）：其他同学可以一目十行、跳跃扫描，而他只能靠读屏软件一字一句地线性收听，一旦走神就得从头再来。文献管理、摘要笔记、排版调整，这些对常人不过是鼠标点几下的事，对他却像在迷宫里打转。更别提那些“拖动滑块”的验证码——他至今不知道那些滑块长什么样，只知道它们经常挡在网页入口处，像一道没有钥匙的门。

时间成本、情绪消耗、阐释性劳动，每一项都在日复一日地征收。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拿到那些健视者天生就拥有的入场券。

“技术能带来帮助，但不能成为遮蔽结构问题的许诺。”他说。这句话成了他论文的核心命题。这些问题不源于个人能力缺陷，而源于整个学术基础设施默认“视觉正常”为前提的设计逻辑。

在“盲区”中重写历史：方法论的反叛

蔡聪的博士论文“中文屏幕朗读技术的社会史研究（1979-2009）”已被系学术委员会评定为优秀博士论文。他还获得2026年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作为盲人社群一员，蔡聪不负使命，他从视障者视角/视障者权利视角出发来追溯分析传播技术的变迁，特别是透过视障者的主体经验（inner subject）指出了其社群技术使用与其技术变迁如何相互建构，填补了这一技术发展史的空白。

可贵的是，蔡聪始终在残障技术发展实践中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他从“技术监护范式”到“技术聚义范式”的变迁中探讨视障者的数字主体性何以生成。在此基础上，展示了在“寄生性媒介基础设施”、“关系-技术-政治”多维共构框架以及“关系性数字主体”等维度的理论贡献。

论文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研究方法上亦有所贡献。作为一种边缘且高度依赖身体经验的辅助技术，读屏软件的历史并不像主流商业软件那样，完整地保存在官方档案、更新日志或标准化的工程文档之中。相反，它的存续深度嵌入于视障者长期的身体调适、非正式的黑客式修补以及充满摩擦的日常实践之内。作者访谈了大约80多人，其中核心人物40多人。与他们一起追溯历史，也是在从社群视角来建构历史。作者不仅关注静态的视角或“位置性”（positionality），更关注在具体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由此开启了一个“档案中的田野”，使之成为方法实践。同时，作者将自身作为视障者的“局内人”位置，进行了反身性思考。

图为蔡聪博士（左）和导师卜卫（右）合影。

双向的“盲”：导师与学生共同重构制度

这场突围并非蔡聪一人之功，而是一场“双向探索”。

卜卫坦言，自己也是在“盲”中起步：重新学习残障权利，重新定义“无障碍”——不仅是坡道与盲道，更是公平的机会结构。她两度向系里提交“合理便利”申请，并在教学中避免强调“克服万难”，转而询问蔡聪：“你在写作过程中感到开心吗？只要你快乐，那它就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这种关系打破了传统的师生权力结构，也验证了蔡聪在论文中的核心观点：数字主体性与技术文化，是在相互依存网络中生成的。

图为蔡聪（左四）与他的亲人及朋友一起庆祝毕业典礼。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供图

从学位到行动：酷残未来研究院的起点

6月25日傍晚，来了10多个残障小伙伴，与蔡聪一起庆祝毕业典礼。他们一直是蔡聪的后盾。

毕业次日，蔡聪照常上班。对他而言，博士学位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行动的起点。

他发起成立的“酷残未来研究院”，一端连接高校研究生，另一端连接残障社群，试图将学术训练转化为社群赋能工具。“我希望帮助更多残障人士把自身的残障智慧转化出来，也让学界真正进入社群，理解残障的主体性。”

在《残疾人权利公约》与“融合教育”“合理便利”已成为政策关键词的今天，蔡聪的博士之路证明：真正的无障碍，不是让残障者以超常努力适应一个视觉中心的世界，而是改造这个世界，使其容纳多元的身体与认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