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黄金荣"词条、《文汇报》《新闻报》1951年5月刊载之《黄金荣自白书》、中新网及相关公开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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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那个初夏，上海刚刚翻过一页。城里六百万人挤在一处，米要吃、电要用、码头要装卸、工厂要开工，千头万绪全堆在新政权面前。
市面上人心浮动，有人观望，有人收拾细软往外跑，也有人干脆把门一关，躲在屋里看风向。
街头巷尾，每一天都有新的传言在飞，茶馆里、弄堂口，三五成群凑在一块儿低声议论的，全是这座城往后会变成什么样。
就在这么个乱中求稳的当口，钧培里黄公馆那座深宅大院，比谁家都安静。安静得有点反常。
院子的主人叫黄金荣，那年八十一。搁在十几二十年前，这三个字在上海滩能止小儿夜啼。
三教九流见了他要点头哈腰，法租界的洋巡捕也得卖他几分薄面，连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私底下都得客客气气喊一声"黄老板"。
可这阵子，旧上海那套老规矩，连同撑着他几十年的那些靠山，像退潮一样，呼啦一下全没了。
潮水退得干干净净，露出底下光秃秃的滩涂，从前那些光鲜，一样也剩不下。
黄公馆里头那几日静得人发慌。老伙计跑的跑、散的散，留下来的下人走路都踮着脚，连大气都不敢喘。
偌大的院子，白天黑夜都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冷清。
黄金荣大半时间就窝在堂屋那把太师椅上，一杆水烟枪抽了又抽，咕噜咕噜的水声在空荡荡的厅里格外响。
烟雾缭绕里，那双浑浊的眼睛，老是往大门的方向瞟。他在等。
等一个迟早要上门的人，也等一个不知是福是祸的消息——新政府那边，总要派人来跟他这个旧上海滩的总头目，把话说清楚。
这一关怎么过，能不能过得去，他自己心里那杆秤也称不准。
那扇门后来真被人敲响了。当门栓被人从外头一点点拉开，门轴吱呀一声转开的那一刻，这位在上海滩横行了大半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的老人，整个人僵在了原地，脸上的血色一寸寸褪了下去……
【一】裱画铺的学徒，怎么熬成了法租界唯一的华人督察长
黄金荣原名黄锦镛，1868年12月生在苏州，祖籍是浙江余姚。
家里那时候光景不算好，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打小就跟着家里到了上海，落脚在漕河泾一带。
十六岁那年，也就是1884年，他进了城隍庙一家叫萃华堂的裱画店当学徒。
裱画这门手艺，讲究的是心静手稳。
一幅字画铺平、上糨、绷紧、晾干，差一分火候都不成。可黄金荣的心思，压根就没黏在那张宣纸上。
他眼睛尖、嘴巴活、胆子大，路子又野，整天蹲在铺子里琢磨的，是怎么在这片十里洋场里头给自己钻出一条道来。
城隍庙一带本就是上海最市井、最龙蛇混杂的地方，南来北往什么人都有，挑担的、卖艺的、跑码头的、混江湖的，全在这一片打转。
黄金荣天天泡在这股人气里，看的、听的、学的，全是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辨人、怎么拿捏分寸。
哪个是软柿子，哪个不好惹，哪句话该说、哪句话该咽回去，他摸得门儿清。这套本事，书本上教不来，他却无师自通。
转机来在1892年。这一年，黄金荣考进了上海法租界老北门的麦兰巡捕房，当上了一名探员。
这身份听着不起眼，里头的门道却深得很。那会儿的上海，是个被切成几块的城。
租界和华界各管各的，法租界归法国人，公共租界归另一拨洋人，巡捕房就是租界里头管治安、查案、抓人的衙门。
一个华人能进法国人的巡捕房当探员，等于是夹在洋人和本地三教九流当中的一根活络的线。
黄金荣这根线，缠得格外巧——白天他替法国人办差、查案、抓人，是体面的官面人物；到了晚上，他又跟青帮里的人称兄道弟、来往不断，黑道白道两头通吃。
这碗饭烫嘴，换个老实巴交的人端不住，黄金荣偏偏端得稳稳当当，还越端越大。
他也确实有几分破案的真本事。哪条街上出了案子，什么人干的、藏在哪儿、跟谁有牵连，他往往比别人摸得清。
靠的就是早年在城隍庙练出来的那双眼、那张网，街面上风吹草动，很少能瞒过他。
靠着办成几桩大案立了功，黄金荣在巡捕房里一级一级往上爬。
到了1917年，他升到了督察长的位子上。一个中国人，在洋人开的巡捕房里坐到这个位置，整个法租界，独此一份。
手里攥着这份权，黄金荣的盘子就越铺越大。上海滩各色人等都想巴结他，拜在他门下求个庇护的人，一拨接一拨。
挂名认他做老头子的徒子徒孙，时间一长，前前后后攒下来，是成千上万的规模。
一张关系网，从巡捕房一直织到码头、戏院、烟馆、赌场，密密匝匝罩住了大半个上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二】一座大世界，撑起半个家底；一句顺口溜，道尽三大亨
光有徒弟、有权势还不够，黄金荣顶顶精明的地方，是懂得把虚的势力，换成实打实揣进兜里的银子。
他名下的生意，铺得满上海都是。共舞台、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是看戏听曲的去处；日新池、大观园这些浴室，是泡澡消遣的场子。
一摊子声色场所连成一片，进进出出全是钱。这里头最响亮、最赚钱的一块招牌，叫大世界游乐场，开在热闹的法租界里。
大世界这地方，搁在当年的上海，是头一号的销金窟。
一座楼里头戏台、杂耍、电影、说书、小吃、游艺样样齐全，最有名的还是那一排哈哈镜，把人照得忽胖忽瘦、忽高忽矮，惹得满堂大笑。
买一张门票进去，从早耍到晚都耍不腻。南来的、北往的、本地的、外乡的，天天把大世界挤得水泄不通。
这么个聚宝盆，一年到头淌进来的全是真金白银，撑起了黄金荣大半个家底。
除了这些灯红酒绿的买卖，黄金荣还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他办过金荣小学，挂名做过民立中学、肇和中学的校董。
一手攥着烟赌场子，一手又挂着办学的名头，这一黑一白搭在一块儿，名声和实利就都齐了。
明面上是热心办学的善人，暗地里是说一不二的大亨，两副面孔，他换得不动声色。
到了1920、1930年代，黄金荣的名头攀上了顶。他跟另外两个人凑在一处，被上海人合称"上海三大亨"。
这两位，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张啸林。三个人里，论辈分、论资历，黄金荣是最早起家、坐头一把交椅的老大哥；杜月笙是他门下出来的，后来居上；张啸林则是另一路杀出来的狠角色。
上海街面上还传过一句顺口溜，把这三个人的脾性勾得入木三分：黄金荣爱钱，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短短九个字，三个人的性子全在里头了——黄金荣抠得紧，钱看得最重；张啸林脾气暴，动不动就动手；杜月笙圆滑，最会笼络人心、做人情。
这句话在上海滩传了几十年，比正经的史书还深入人心，老百姓提起这三位，张口就是这九个字。
1927年，这三个人又凑到一块儿，张罗起一个中华共进会，一道卷进了那一年的"四一二"事件。
打这以后，黄金荣身上又添了几个挂名的衔头。这些旧事，上海老一辈人多少都晓得几分。
等到天地翻转、新政权进城的时候，这些账，也都还有人记着。
【三】抗战到1949：走，还是留，老头子犯了难
把日子往后翻到1937年，抗战爆发。
淞沪会战打响那阵子，三大亨倒也都出过力。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几个，曾经出钱出物，支援过在上海一带抗击侵略的中国军队。
打到后来上海沦陷，三个人就各奔各的前程，走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路。
张啸林这条路，走到了岔道上。他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给自己挣了个遗臭万年的名声。
这条路也没让他走长——1940年，张啸林被自己身边的保镖结果了性命，死在了上海。三大亨里，他是头一个出局的。
杜月笙的路是往外走。他撤离了上海，几经辗转，最后落脚到了香港。
剩下黄金荣，留在了沦陷的上海。日本人也曾打过他的主意，想拉这位老牌大亨出来给伪政权撑场面、当门面。
黄金荣的应对，是装病、装老糊涂，一推二拖，任凭对方怎么来，他就是一副迷迷瞪瞪、记不清事的样子，硬是没给侵略者当差办事。
这一手，让他在那段日子里勉强保住了晚节，也成了日后新政权对他网开一面的一个由头。
抗战熬到了头，胜利来了。又过了几年光景，时间走到1949年。
这一年，局势变得飞快，旧的格局一块一块塌下去，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城。
消息一阵紧似一阵地传进黄公馆，整座宅子人心惶惶。
那些个老朋友、老伙计、旧门生，有路子的、有家底的，一个接一个收拾东西往外跑，香港、海外，能去哪儿去哪儿。
昔日热热闹闹围着他转的那一圈人，转眼就散了大半。杜月笙早早就走了。
黄金荣这边，却犯了难，左右掂量，怎么算都难。
头一桩，他这年已经八十一了，腿脚不利索，身子骨经不起长途颠簸。
第二桩，大世界这一大摊子家业是搬不走的，丢了实在心疼，那是他几十年的心血。
第三桩，也是压在心底最沉的一桩——他这辈子在上海滩到底干过些什么，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真要论起旧账来，跑到天涯海角，那笔账也甩不脱、躲不掉。
这三桩心事，像三块石头压在胸口，搬来挪去，哪一块都放不下。掂量来掂量去，黄金荣到底把心一横，不走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八十一岁的黄金荣，就这么留在了这座刚刚换了天地的城里。
上海解放头几天，城里千头万绪，新政权要让这座大城重新转起来，一桩桩、一件件全是急活儿。当时定下的大方针，归拢成一句话——尽量让上海不乱。
帮会这一摊，是绕不开的硬骨头。上海的旧帮会盘根错节，渗进了三教九流、各行各业，人头又多，处理重了容易激出乱子，处理轻了又镇不住场面。
早在进城之前，规矩就立好了：只要帮会里的人不闹事、不破坏治安，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
黄金荣，偏偏是这盘大棋里头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子。
三大亨里，张啸林早没了，杜月笙去了香港，唯独他还稳稳杵在上海。
这块经营了几十年的老招牌往那一摆，底下成千上万的门徒、徒孙都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他要是慌了神、乱了阵脚，连带着一大片人都得跟着浮起来；他要是肯低头认了、安分了，那些还在墙头观望的人，也就有了一个活生生的样板。一个人的去向，牵动的是一大片人的人心。
黄金荣自个儿，也在屋里头掂量着轻重。
他先做了一件事——叫人把手底下四百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字，一笔一笔开了份花名册，递了上去。
同时又约束门下，叫大伙儿都把性子收一收、把尾巴夹起来。这份名单递出门，等于先递了个投名状，表了个态。
可表态归表态，真正那一道关，还没到跟前。新政府这边，挑了人到黄宅来当面宣布政策。这个被派来登门的人，叫杜宣。
那几日，黄金荣在屋里坐立难安，把自己这大半辈子干过的事，一桩桩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过，越过心里越没底。
当大门外那阵皮鞋踩在青石板上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步一步逼到黄公馆门口时，谁也没料到，门一开、那番话刚一出口，这位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竟吓得湿了裤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