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
①《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②《刘汝明回忆录：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刘汝明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年
③《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
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撤退命令》（1938年5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论持久战》，毛泽东著，1938年5月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8年5月，徐州城里没有一点春天该有的样子。
往年这个时节，陇海铁路沿线人来人往，贩夫走卒穿行不息，徐州是华中货运的大动脉，城里从来不缺热闹。
但这一年的5月，街道已经空了大半。
老百姓能走的早就拖家带口往西边去了，留下来的不是走不动的老人，就是穿着各式军装的士兵。
第五战区指挥部里，通讯兵进进出出，脚步越来越快。
从北面、南面、西面、东面传来的战报，隔几个钟头就换一批，换一批就比上一批更难看。
某个方向的阵地被突破了，某条公路被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截断了，某处兵力告急，请求增援——一张张电报纸堆在桌上，没有一张是好消息。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站在地图前，已经不记得是第几次了。
这张地图他看过太多遍，每看一遍，上面的红色箭头就像又往里推进了一寸。
从四面刺来的箭头，指向同一个位置——徐州城，指向城里这60万国军，指向他。
日军调集了13个师团、合计30余万人马，从华北、华东两路对进，把整个徐州地区围了个密不透风的圈子。
包围圈已经基本合拢，退路已经越来越窄，每过一个小时，这个圈子就收紧一分。
守，守不住。
撤，撤需要人顶住。
顶住的那个人，要用自己的部队钉在最险的位置，替60万人换出走路的时间。
这种差事，是用命在填的。
那天，指挥部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一个声音从人群里传出来。
说话的人，是第68军军长刘汝明。
[一]【台儿庄的胜利背后，是一场险些压垮所有人的危机】
要讲清楚1938年5月的那场绝境，就不能绕开两个月前的那场大胜。
1938年3月下旬到4月初，台儿庄。
日军矶谷廉介第10师团的濑谷支队骄横冒进，孤军插向台儿庄，被李宗仁抓住机会，用孙连仲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运河一线死顶，再把汤恩伯第20军团藏在峄县东北山区等着。
日军进入口袋，两路国军内外夹击，打了整整一个月，矶谷师团主力被重创，残部向峄城、枣庄方向溃逃。
4月7日，台儿庄大捷，国军歼敌逾万。
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正面战场拿下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胜。消息传到武汉，十万人上街，鞭炮从早到晚没停过，哭声和笑声混在一起，整座城都沸了。
然而这场胜利带来的不仅是欢喜，还有一种让人头脑发热的过度乐观。
台儿庄刚打完，最高统帅部的电报就催着第五战区扩大战果，大意是李宗仁既然能打出台儿庄，那再打几个台儿庄也没问题。
随即，大批精锐部队被调往徐州一带，整个第五战区的总兵力被推到了约60万人的规模。
大批将领、参谋摩拳擦掌，觉得乘胜追击、痛打日军是天大的良机。
但李宗仁不这么看。
他的判断是：台儿庄能赢，根子是日军骄狂冒进、分兵孤悬、给了中国军队以逸待劳的机会。
眼下形势完全两样——日军已经在台儿庄吃过一次亏，大本营绝不会再给你第二次同样的机会；徐州周边是望不到头的平原，无险可守，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和制空权会在这种地形上被放到最大；集中60万人在这片平地，看着人多，其实是把自己摆在一个越打越被动的位置上。
果然，他的顾虑很快就被战场上的现实证实了。
台儿庄大捷才过去不到一个月，日本大本营已经在筹划反扑了。
1938年4月7日，大本营正式下达徐州作战命令：以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各部协同，兵分六路，南北对进，从侧翼包抄迂回，把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主力全部围死，一次歼灭。
时任日本陆相杉山元专门从大本营抽调以陆军部作战部长桥本群少将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亲赴徐州前线督战，目的就是确保这场围歼战万无一失。
这一次，日军不玩孤军冒进了，改成大军压境、层层合围。
4月中旬，日军各路部队集结到位，按计划向徐州全面推进。
国军第五战区各部在外围展开阻击，打得极为艰苦，但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军包围圈步步收紧的态势。
到5月5日，包围圈的轮廓已经基本形成——徐州周边，日军在四个方向上全面推进，留给国军的空间越来越小。
一座随时可能变成死局的城，就这样静静地等在那里。
[二]【四面合围，一道越收越紧的死圈】
5月进入中旬，战场上的消息像接连砸来的重锤，一锤比一锤沉。
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于5月6日决定，从镇江地区抽调藤田进第3师团，让它乘火车赶到蚌埠，随后沿津浦铁路北进，向宿县方向压来。
这支部队加入战场，意味着徐州南线的压力骤然加大。
5月13日，日军第9师团和第13师团相继攻陷蒙城、永城，掉头向萧县、砀山方向猛扑。
同一天北面的第16师团连克郓城、鱼台，向丰县、砀山推进；第10师团渡过微山湖，向沛县直扑。
南、北、西、东——四路铁钳，同时朝徐州夹来。
这四路兵马加在一起，总计30余万日军，配备大量飞机、坦克和重炮，在一望无垠的徐州平原上展开铁网式合围。
而城里的60万国军，装备良莠不齐，制空权几乎全无，粮弹补给也远不充裕。
实际上，徐州的这60万人里，绝大多数都是各地拼凑来的杂牌军。
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过，第五战区的部队，"均久被中央列为'杂牌部队'，蓄意加以淘汰之不暇，更谈不到粮饷和械弹的补充，因此，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与当时在上海作战的部队相比拟，这些部队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
这段话说得刺耳，但是真实的。
西北军、东北军、川军、黔军、山东地方部队，甚至省保安队，凑到一起撑起了这个摊子，缺枪少弹是常态，打了伤亡没有地方补充也是常态。
日军那边，恰恰看准了这一点。
据当时日军内部的判断，他们认为："台儿庄方面有大量的国军，特别是汤恩伯军团的出现，认为给蒋介石军的主力一大打击，是挫伤敌人抗战意志的好机会。"
5月15日，武汉最高军事会议连夜商量，蒋介石听完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的分析，做出最终决定：放弃徐州，命令第五战区主力突围，保存有生力量，用于此后更长远的持久抵抗。
命令传到李宗仁手里，是5月16日。
大方向定了。但一个紧接着来的问题，把指挥部里的气氛压得更沉——
主力撤退需要时间，各路兵团要收拢、调整行进路线、穿越日军封锁线，这件事急不来，得一批一批地走。
在这个过程里，徐州城不能空，日军包围圈不能提前察觉中国军队在撤，否则日军一旦全力追击，正在路上分散行进的国军各部就会被逐一击溃。
必须有人留下来顶住，演出一副还在死守的架势，替60万人多撑几天。
顶在这个位置上的，是在日军合围圈内与对方对峙，是把自己的军队摆在日军的枪口下充当诱饵，是等别人都走完了，再设法找到最后那条缝自己钻出去——那条缝，到时候还在不在、有多宽，谁也说不准。
指挥部里很安静。
这个任务，没有人主动开口。
[三]【一个从来不在热闹场合露脸的军长】
在那个年头的国军序列里，刘汝明这个名字，称不上显眼。
他是冯玉祥西北军系统出来的人，是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
所谓"十三太保"，说的是冯玉祥在1918年率第16混成旅驻守湖南常德时，有13位营长跟着他一起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刘汝明正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他在第四团当营长。
这个说法本来带着些戏谑，后来却作为这批将领的共同标签流传下来。
刘汝明出身河北献县一个家道中落的农家，父亲早年去东北谋生，患传染病客死哈尔滨，留下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
他本来读过私塾，有点文化，母亲想送他去学做生意，他性子不合，没多久就离开了。
1912年，17岁，去景县投军，报到之后才知道所在营的管带就是冯玉祥。
据说冯玉祥初见他，觉得他个子矮小，不符合标准，刘汝明回了一句"我才16岁，就不长了吗"，冯玉祥见他口齿伶俐，就留下来了。
从此，刘汝明跟着冯玉祥，一步一步往上走。
跟着冯玉祥走过了直奉战争，走过了1924年的北京政变，走过了五原誓师，走过了北伐，然后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这一仗，西北军惨败，冯玉祥的部下四散投蒋，韩复榘、石友三先后叛去。
蒋介石也来拉刘汝明，派飞机投劝降书，又托老将刘峙写亲笔信，各路人情全用上了，刘汝明一概拒绝。
他的原话据记载是这样说的："我投军十八年，冯先生一手将自己从一名小卒提拔成总指挥，恩重如山。背冯投蒋，不仁不义。"
他就这样带着残部在豫西渑池一带硬生生突围，北渡黄河进山西，全军尚存8000人。
这种硬骨头，放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
1930年冯玉祥下野，冯部残部被张学良收编，重组为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刘汝明任副军长。
之后第29军在华北扎稳根脚，参加了1933年的长城抗战，刘汝明率部在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罗文峪一线担任防守。
七七事变爆发，第29军扩编，刘汝明出任第68军军长，1936年已是陆军中将。
但"中将"和"杂牌"并不矛盾。
在国民政府的体系里，嫡系和杂牌之间那道沟，从来不是靠军衔能填平的。
武器按等级分，粮饷按亲疏发，伤亡后的补充更是悬而未决。
第68军的底子是西北军旧部，扩编进来的也大多是地方武装，装备跟中央军比不了，弹药跟中央军比不了，连日常补给都要靠打报告。
那年月，杂牌军打了胜仗，功劳说不定被挂在嫡系账上；打了败仗，撤销番号的风险比谁都大。
参加徐州会战之前，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刘汝明率第68军在冀南豫北的道口、内黄、滑县一带跟日军周旋，斩获颇丰；又在黄河以北山东的馆陶、临清、德州一带打过好几仗，战果不错，却始终是没什么人特别关注的那种存在。
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打响，他奉李宗仁令率部开往徐州一带，在瓦子口打了一仗，把日军打得猝不及防仓皇回窜，也算是出了一把力，但这场仗的名字里，没有他的位置。
这就是刘汝明在5月16日那个下午、走进徐州指挥部时的处境——他是一个凭实力一路打出来的军长，也是一个从来不在热闹场合露脸、在史册里占不到太多篇幅的杂牌军头。
可就是这个人，在那天指挥部里最安静的时候，站出来了。
[四]【那个让整个指挥部沉默的时刻】
5月16日，第五战区发布撤退命令的当天，徐州城外已经能隐约听到炮声了。
西南方向，日军第9师团正在猛攻萧县一带的国军阵地；北面，第16师团的先头部队正在急速南下，距徐州城已不足百里；东面，运河沿线也有日军部队在紧逼。
三个方向的铁钳同步收紧，包围圈里剩下的空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留给国军主力突围的时间，已经以小时计了。
李宗仁把撤退方案讲清楚之后，说出了那个最难开口的话：需要一支部队留守徐州城，用以掩护各路主力完成转移，在主力尚未撤完之前，这支部队要让日军以为徐州还在死守；等各部撤离完毕，再想办法自己脱身。
这话说完，指挥部里没有人接。
每一个站在那里的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日军的包围圈还差最后一步就能完全合拢，留下来的部队要在日军高度警戒的状态下硬撑，还要等一个难以确定的时间点，才有机会找到那条可能已经越来越窄、甚至可能已经根本不存在的缝隙钻出去。
从战术上说，这是一道无解的题，或者说，是一道只有以命换命才能给出答案的题。
指挥部里的沉默，沉了很久，长到让人喘不过气来。
然后刘汝明站出来，说：让第68军来守。
他没有慷慨激昂的铺垫，没有说什么豪言，就是平静地接下了这个任务，像是接过一道再普通不过的调令。
但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句话背后的份量，是60万条命。
没有人知道，刘汝明心里已经有了一套打算。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那几天，他会带着第68军在日军的铁围里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
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日后被翻开来仔细看，读到那几天经过的人，心里会一紧再一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