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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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凌晨，骊山脚下的华清池笼罩在一片浓重的雾气当中。
这座建于清末的行宫，此刻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临时行辕。
五间厅内，灯火未熄，秘书与译电人员还在忙碌，没有人意识到，这个看似平常的冬夜，将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的走向。
凌晨两点，几辆汽车悄然驶出西安城，沿着通往临潼的官道疾驰而去。
车上坐着的，是早已接到密令的部队，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晚下榻在华清池内的最高统帅。
当车队抵达华清池外围，第一道警戒线被悄无声息地解除。
紧接着，第二道防线也被迅速突破，枪声在这片寂静的山野间骤然炸响。
数十年之后，台湾军界一位退役中将在公开场合提及这段往事，留下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评价。
这句话，把人们的目光重新拉回到那个寒冷的清晨，拉回到华清池内那场短促而激烈的交火现场，也拉回到此后那位发动行动的将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特殊岁月……
二、从东北易帜到不抵抗的争议
要理解1936年那场行动的来龙去脉，需要先回到张学良更早的经历。
1928年6月4日，他的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随即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
当年12月29日，他不顾日方的多次施压与警告，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将原本悬挂的五色旗换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民革命军北伐由此宣告结束，全国在形式上实现统一。
事后，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获颁第一座青天白日勋章。
1929年，张学良试图收回中东铁路在东北的特权，引发与苏联的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在这场冲突中败给苏军，被迫签订协议，恢复了苏联此前的铁路权益。
这次挫败，也影响了他此后处理对外冲突时的判断方式。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发动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未做抵抗，东北三省在短短数月内全部沦陷。
关于这道不抵抗命令的来源，多年后张学良本人多次在公开场合作出说明。
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他表示这一决定是他自己作出的判断，是出于避免事态扩大的考虑。
1991年，他在美国接受访谈时也明确表示，这道命令出自他本人，与南京方面无关。
东北的迅速沦陷，使他此后多年都背负着"不抵抗将军"的称号，这也成为他后来在西北积极寻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个重要背景。
1935年，张学良和东北军被调往西北，与杨虎城所部一同承担针对红军的军事行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高涨的抗日情绪，以及东北军在多场战役中遭受的损失，使得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对内战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
这些经历，最终都汇聚到了1936年12月那个寒冷的清晨。
三、临潼之夜的前奏
1936年的中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关口。
日本对华北的渗透步步紧逼，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
与此同时，西北方向针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东北军在这一过程中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
1935年的劳山战役中，东北军一个师的部队遭受重创，师长何立中阵亡；同年底的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以八百多人的伤亡，给东北军一支精锐部队造成了六千多人的损失。
这些数字，逐渐改变了东北军内部对内战的态度。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亲自担任总司令，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务。
当时张学良统辖的部队，除调往陕甘的近二十万东北军外，还有杨虎城所部三万余人，以及宁夏、青海方面的地方部队。
杨虎城此前已与西北方向的红军达成过互不侵犯的协定，这段经历，也成为后来局势演变的一个重要背景。
为遏制日益高涨的抗日声浪，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西安，实地考察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状态，并多次找二人谈话，宣示军事方略，要求加紧部署。
10月29日，蒋介石前往洛阳，明确表示如张、杨不服从命令，便将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接手当地防务。
11月5日，张学良从洛阳返回西安后，与杨虎城商谈应对之策。
12月4日，蒋介石第三次飞抵西安，随行的有军政部次长陈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鄂豫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卫立煌等多位军政人员。
这一次，他没有住在西安城内，而是下榻临潼华清池，居住在清末建筑五间厅的二号厅房。
陪同前来的还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以及十几名秘书和译电人员。
华清池内院的警卫由蒋介石的随身侍卫负责，人数大约二三十人，配备的是手提机枪和自动手枪。
外院的警戒交由宪兵第一团的一个排承担，整个华清池的外围，则由东北军一〇五师的一个团负责把守。
这样的布防，在和平年月里足以应对寻常的安全需求，可没有人能预料到，几天之后，这道防线会从内部被撕开一道口子。
12月7日，张学良前往华清池面见蒋介石，言辞恳切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遭到当面拒绝。
12月8日，杨虎城也亲自前去劝说，得到的答复是要求其"放手撤换"部队中主张抗日的军官。
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游行活动，一万多名师生走上街头，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途中宪兵开枪击伤了一名小学生，群情更为激愤。
游行队伍一度准备前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担心局势失控，亲自赶到途中拦下学生，承诺一周之内以实际行动回应他们的诉求，将队伍劝回。
12月11日，张学良作了最后一次劝说，依旧未能改变蒋介石的态度。
当晚，蒋介石在华清池设宴款待随行的军政大员，席间宣布由蒋鼎文接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调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原本承担的任务。
这意味着东北军与西北军即将被调离西北，多年积压的矛盾，在这一刻被推向了临界点。
就在同一个晚上，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城内的易俗社戏院设宴招待南京来的军政大员。
十一日深夜，张学良在西安城内的住所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正式宣布次日凌晨实行兵谏，并作出具体的军事部署。
一场改变近代中国走向的行动方案，就在这个夜晚悄然敲定。
四、枪声响起的那个清晨
12月12日凌晨两点，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部出发，沿途经过十里铺、灞桥镇，命令所属部队迅速向华清池方向集结。
与此同时，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也带领一批亲信卫士，乘车直奔临潼。
凌晨四时左右，王玉瓒所部首先向华清池的第二道防线发起进攻，行动中击毙了第一名哨兵，枪声由此打响。
紧接着，孙铭九带领的卫队营协助突破第二、第一道防线。
蒋介石的随身侍卫虽然只有二三十人，但都持有自动武器，听到外院枪声后已有所准备，竭力抵抗。
双方在华清池内院展开激烈交火，战斗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这场交火中，蒋介石身边的宪兵团团长在抵抗中中弹身亡，宪兵卫队中先后有十余人死亡，另有二十余人受伤。
混乱中，蒋介石被枪声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穿戴整齐，便披着睡衣、光着脚从房中冲出。
他先是想从后门逃走，但后门一时打不开，只得在侍卫的搀扶下翻越围墙。
由于山势造成的院墙内低外高，他从墙头跌入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中，脊背受伤，脚部也被划破，鞋子也在慌乱中丢了一只。
一名守夜的侍卫跳过墙去，背着他向后山攀爬，行进了二三百米后，发现山顶方向也有部队在警戒，不敢继续上行，只能藏身于半山腰一处石洞之中。
搜山行动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部队几次靠近藏身处又错过，直到天色渐渐转亮，才在一块大岩石旁发现了蜷缩在石缝中的蒋介石，此时他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白色睡裤，脸色苍白，冻得不住发抖。
当确认对方身份后，蒋介石起初仍心存戒备，不愿下山，直到被告知此行是为了劝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在士兵的搀扶下被背下山，押送回西安城内的新城大楼，时间已近上午九时。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的行动也在同步展开。
杨虎城指挥十七路军各部，由心腹宋文梅率队解除了宪兵二团、陕西省保安处、公安局、交警纵队等处的武装，控制了机场、火车站和邮电局等要害部门，并冲进了西京招待所。
下榻在这里的多位南京方面军政大员，包括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蒋作宾等人，均被一并扣留。
城防部队同时解除了驻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武装，约七千余人全部缴械，封锁了各大银行在当地的分行，控制飞机场，扣押了五十架飞机及数百名飞行、技术人员。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拘捕。
东北军另一部队在兰州也于当晚同步行动，控制了当地全城与机场。
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当时住在西京招待所楼下东北角的房间，闻警后跳窗试图逃走，被士兵开枪击中，伤势严重。
两日后，他因失血过多在医院去世，成为这场事变中身份最高的国民党元老。
事变过程中还有一些人物的境遇值得记述。
负责为蒋介石管理西北财务事务的边业银行西安分行经理王景樾，在当晚的交火中也被流弹击中，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而蒋介石身边的另一名重要侍卫蒋孝先，事发当晚因在外应酬未归，逃过了华清池现场的交火，却在次日返回临潼途中，被把守路口的部队拦下盘问。
当时事变已经结束，蒋孝先并不知情，主动报出自己身份后，被士兵拉下车带走。
行动结束后，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要求蒋介石立即抗日、停止此前的军事行动。
通电发出前，张学良专程前往西京招待所，向被扣押的军政大员说明此次行动的出发点，随后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等八人在通电上签了名。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也以化名致电中共方面，邀请代表前往西安共商对策。
飞机降落在南京浦口机场的那一刻，等待张学良的，不是预想中的礼遇，而是一纸早已拟定好的军法处置文书。
而当这架曾经护送蒋介石平安归来的专机停稳，舷梯缓缓放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不会想到，几天之后，当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正式公布，里面写下的那十个字，会让一个人此后五十四年的人生彻底改变方向，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轨道之中，也会让另一位发动这场行动的将领，在十二年后迎来更加沉重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