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儿子送进大学,邻居都来讨要秘诀,我两句话让家长愣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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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屋里挤满了人。

王淑芬端着瓜子挨个儿发,笑得合不拢嘴。

几十双眼睛盯着我,有人等着听一本正经的“育儿经”,有人等着我谦虚几句,还有人等着看我出洋相。

刘慧琴带着自己家的两个儿子,进门就喊:“桂英姐,你快说说,你家那两小子到底怎么管服的?我家这个,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是不听!”

她说话时,手搭在小儿子肩膀上。

那孩子低着头,脖子后面有一道红痕。

我认得出那是什么。

那是衣架抽过的印子,一条一条的,有的已经发紫了。

我的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端起茶杯抿了一口。

脑子里翻涌的,全是这十几年的日子。



01

那天是周六,王淑芬一大早就来敲门。

“桂英姐,今天下午大伙儿想来你家坐坐,有空没?”

我正蹲在院子里择菜,抬头看她。

她笑得有点不好意思:“这不,你家卫国和建军都考上大学了,大家都想跟你取取经。”

我愣了一下。

取经?我能有什么经。

这些年我走过的路,我自己都不敢回头多看两眼。

但王淑芬已经张罗开了,我不好推辞,只能点点头。

下午两点,人陆续来了。

堂屋的八仙桌被王淑芬擦得锃亮,上面摆了两盘瓜子、一盘花生,还有我早起炒的葵花籽。

总共来了十六个人,都是附近的邻居。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有些人我见过面,但叫不上名字。

刘慧琴来得最晚,带着两个儿子。

大儿子十五六岁,闷着头跟在后面,眼睛看着地面,像是怕跟谁对上眼。

小儿子也就十一二岁,走路一步三晃,眼睛到处瞟,看见桌上的瓜子就伸手去抓。

刘慧琴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站好!像什么样!”

小儿子缩了缩脖子,手缩回去了,老老实实站住了。

我看见了。

他缩脖子那一下,跟我家建军小时候一模一样。

“桂英姐,”刘慧琴一屁股坐到我旁边的长凳上,“你说说,你到底用了啥法子?”

她这话一出口,所有人的目光都聚过来了。

我端起茶杯,没接话。

何春芳坐在对面,她是镇上退休的小学老师,教了三十年书,一向觉得自己最会教育孩子。

她笑了笑,推了推眼镜:“桂英啊,你家那俩孩子,小时候我看着也不怎么出挑,后来怎么就开窍了?”

这话听着客气,其实话里有话。

“就是就是,”韩玉霞接过话,“我家那个,当年成绩也不差,现在在城里打工,一年到头不回来。你说,是不是我那时候管得太严了?”

她说着,眼圈有点红。

我放下茶杯,抬起头。

刘慧琴正盯着我,眼神里有急切,也有一丝藏着的怀疑。

何春芳靠在对面的椅背上,嘴角挂着笑,像是等着看我出什么洋相。

韩玉霞低着头,手上攥着一张纸巾,已经快撕烂了。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不是我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说。

那些年的事,怎么说都像是在编故事。

可它偏偏都是真的。

我该从哪儿说起呢?

从我最丢人的时候说起?还是从我最难的时候说起?

算了,都一样。

02

我年轻时,也是个打孩子的妈。

而且打得不轻。

程卫国七岁那年没了爸,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最难的时候,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农忙的时候,我把两个孩子锁在家里,自己在地里干到天黑。

别人家都是男人挑粪、犁田,我一个女人,什么活儿都得自己干。

累了一天回来,还要做饭、洗衣、哄孩子睡觉。

那段日子,我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人累到极致,脾气就大。

程卫国小时候皮,跟村里的小孩打架,把人家的额头磕破了。

那孩子家长找上门来,指着我鼻子骂,说我养了个“野种”。

我赔了一筐鸡蛋,赔了一堆好话。

等人家走了,我关上门,抄起墙角的扫帚就打。

程卫国跑到墙角蹲着,抱着头让我打。

我一扫帚抽在他背上,他咬着牙不吭声,眼睛死死盯着我。

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不是害怕,不是求饶,是怨。

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里。

他爸活着的时候,抱着他,他也是这个眼神看人的。

可我没多想,又打了几下。

从那以后,我打得更凶了。

他犯错就打,考差了也打。

我想,别人家都是这么教孩子的,有什么错?

我自己小时候不也是被打大的吗?

我爹是村里出了名的暴脾气,拿起什么就用什么打。

我十二岁那年逃学,被他一扁担打在腿上,肿了半个月没消。

那时候我心里恨,恨得牙痒痒,恨到夜里偷偷哭。

我发过誓,等我自己当了妈,绝不动孩子一根手指头。

可结果呢?

我活成了我最恨的人。

这个事,我一直不敢想。

直到程卫国上小学五年级那年。

那天班主任打电话叫我过去,说他跟同学打架了。

我到了学校,程卫国站在办公室门口,嘴角破了,流着血。

班主任是个年轻女的,姓陈,刚毕业没多久,说话很温柔。

她跟我说了事情经过——是程卫国先动的手,因为那个同学骂他是“没爹的野种”。

我当时气得浑身发抖,伸手就要拽他耳朵。

陈老师拦住了我。

她说:“程卫国妈妈,你先别急,我有话跟你说。”

她把程卫国支出去,关上门,看着我。

“你能抱抱他吗?”

我愣住了。

抱他?抱他干什么?

陈老师说:“他说他同学骂他没爹,他气不过。他不是一个坏孩子,他只是心里委屈。你抱抱他,比打他管用。”

“可他打人了啊。”

“我知道,但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他需要的是你理解他,不是你打他。”

那天回到家,我跟程卫国面对面坐着。

我想说点什么,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程卫国低着头,不看我。

我咬了咬牙,伸出手,抱住了他。

他僵住了。

我也僵住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突然趴在我肩膀上,哭了。

哭得浑身发抖,嗓子都哭哑了。

自他爸走后,我再没见过他哭。

我一边拍着他的背,一边掉眼泪。

那年他十一岁。

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说:“没事,妈在。”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03

我开始试着不动手。

可不动手比动手难太多了。

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气得手都在抖,牙根咬得咯吱响。

有好几次,我的手已经举起来了,又硬生生放下了。

只能转身去厨房洗脸,把脸埋在冷水里,直到那股火压下去。

洗完脸,我站在灶台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枯黄的头发,满是老茧的手,脸上的皱纹能夹死苍蝇。

我这一辈子,是不是从来没跟孩子说过一句软和话?

程卫国上初一那年,我翻他书包,翻出一包烟。

我拿着那包烟,站在他面前,手抖得厉害。

“这是你的?”

他不说话,眼睛看着别处。

“我问你这是不是你的!”

“是又怎么样?”

我抬手就要打。

可我的手举到半空中,突然停住了。

我看见他的眼神。

那眼神,跟我小时候看我爸的眼神一模一样。

我爹打我那次,我也是这个眼神——怨,恨,还有害怕。

我的手,慢慢放了下来。

“你抽过吗?”

“抽过。”

什么味道?

他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这么问。

“……苦的。”

“苦的你还抽?”

他没说话。

我把那包烟放回他书包里:“你自己决定抽不抽,但你得知道,这东西对身体不好。”

他看着我,眼睛里满是不解。

我以为他会听我的。

可他没有。

一个星期后,我翻他书包,烟没了。

我以为他戒了。

结果是他换了地方藏,藏到了床板底下。

我生气,但我没打他。

因为我答应过自己,不动手了。

可不动手,不代表问题就解决了。

婆婆何春香看不下去了。

她七十多岁,一辈子信奉“不打不成器”。

有一回,她来家里,看见程建军在画画,作业一个字没写。

她伸手就把画本子抢过来,三两下撕了个稀巴烂。

程建军抱着碎纸片,哭了一下午。

婆婆还要打他,说他不学无术。

我挡在孩子面前,说:“妈,算了。”

婆婆瞪着我:“算了?你就是这样惯孩子的?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

我没吭声。

等她走了,我蹲在程建军面前,帮他一片一片把画拼起来。

他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我告诉他:“不高兴可以画,画出来就好了。”

那天晚上,他拿着一张拼好的画给我看。

画上是一个女人的背影,坐在灯下缝衣服。

我认出来,那是我。

我把那幅画贴在了灶台上,一贴就是十年。

可不动手了,问题还是接二连三地来。

程卫国上初中了,叛逆期到了顶点。

他逃学,抽烟,跟几个混小子混在一起。

老师三天两头打电话,说这孩子再不管就废了。

邻居们也有人在背后说:“程桂英一个女人家,能管好孩子才怪。”

我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是不是我真的错了?

是不是我太心软了?

那段时间,我试过“高压政策”。

没收程建军的画本子,不准他动手机,每天检查作业。

结果呢?

程建军趁着我去地里干活,偷偷把画纸藏在床板底下。

程卫国更是跟我对着干,我说东他往西。

有一天晚上,他半夜才回来,浑身酒气。

我站在门口等他,他看见我,二话不说,转身就要走。

我急了,伸手去拉他。

他甩开我的手,力气大得差点把我带倒。

“你少管我!”

一句话,像一把刀,直直扎进我心里。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消失在巷子尽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那一夜我没睡。

我想明白了——这条路,走不通。

04

程卫国初二那年,又出事了。

他跟同学打架,把人家的鼻梁打断了。

学校让我过去领人。

那天我站在班主任办公室门口,脚像灌了铅一样沉。

陈老师已经调走了,换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姓刘。

刘老师是教导主任,出了名的严厉。

他把程卫国推到我面前,说:“这孩子我是管不了了,打架、逃学、顶撞老师,一样不少。程卫国妈妈,要不你考虑一下,让孩子先办个休学,回去冷静一段时间?”

我看了看程卫国。

他站在那儿,脖子梗着,拳头攥得紧紧的,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没说话,把他带回了家。

一路上,我们母子俩谁也没开口。

回到家,我做饭,他回自己房间。

吃饭的时候,我叫了他几声,没人应。

我去他房间看,门开着,屋里没人。

我找遍了整个院子,没有。

又去村里找了一圈,也没有。

王淑芬听说后,帮着一起找。

天慢慢黑了,我们打着手电,找遍了村前村后,还是不见人影。

我急得满嘴起泡,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他会不会想不开?会不会跑到公路上出什么事?

韩玉霞说:“你报警吧。”

我摇摇头。

我总觉得,他不会跑远。

天快亮了的时候,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去了镇上中学。

学校大门锁着,我绕着围墙走了一圈,在老槐树底下看见了他。

他蹲在那儿,头埋在膝盖里。

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

眼睛是肿的,脸上有泪痕。

他看见是我,又低下头,不看我。

我走过去,没骂他,没拉他,只是在他旁边,蹲了下来。

就那么蹲着。

夏天的蚊子多,咬得我腿上全是包。

我没动,就那么蹲着。

蹲了大概半小时,他说话了。

声音很小,哑着嗓子。

“妈,我是不是特别废物?”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在想,该怎么回答。

我想了很久。

久到他以为我不说话了,又把头埋回膝盖里。

“你有没有想过,”我看着他的侧脸,“废物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他猛地抬起头,看着我。

“妈,你说啥?”

我说,你不想上学,就不上。

他不信。

“真的?你不打我?”

“不打你。”

“你不骂我?”

“不骂你。”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在确认我是不是认真的。

他的眼睛里,有不相信,有害怕,也有一丝我说不清的东西。

我说:“我有一个条件。”

他立刻警惕地看着我。

“你可以不上学,但你得找一件你想做的事,干三个月。三个月后,你自己决定——是回去上学,还是继续干。”

他想了很久,说:“我想学修车。”

“行,明天我带你去镇上老李那儿。”

第二天一早,我真的带他去了。

老李是我远房亲戚,在镇上开了家修车铺,四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

我跟老李说好了,这孩子来帮忙,不要工钱,管顿饭就行。

老李看看程卫国,笑了笑:“小子,别嫌脏,咱这活儿可不轻松。”

程卫国点点头。

第一天回来,他累得瘫在床上,手上有好几个水泡。

我没说什么,给他烧了一盆热水泡脚。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到第十天,他手上全是茧子,背上晒得脱了一层皮。

我看着他,心里疼,嘴上没说。

第二十三天晚上,他回来了,坐在饭桌前,不说话。

我给他端了一碗鸡蛋面。

他吃了一口,突然哭了。

“妈,修车太累了,一天到晚钻车底下,腰都直不起来。老李叔一个月挣的那点钱,养一家三口都不够。”

我没说话。

他一个人把面吃完了,擦了擦嘴,说:“妈,我想回去上学。”

“不后悔?”

“不后悔。”

第二天,我带他去学校办了复学手续。

刘老师看见他,嘴上没说什么,眼神里有种“早就知道会这样”的意思。

从那以后,程卫国像换了个人。

上课认真听,作业按时写,放学回家还帮着做饭。

老师们都说:“这孩子开窍了。”

可我清楚,他不是开窍了。

他是见了世面,知道生活的另一面长什么样了。



05

程卫国的问题刚解决,程建军又出事了。

他上初中了,叛逆期准时来了。

他不画画了,整天闷在屋里打游戏。

我去找他说话,他爱答不理。

婆婆何春香急了,三天两头来家里骂:“你看看你,把孩子惯成什么样了?你弟弟家的孩子,人家管得多严,现在考上重点高中了。你呢?你养出来两个什么东西!”

我没跟她吵。

她那套理论,我年轻时也信过。

但我知道,那套理论不管用。

最难熬的一个晚上,程建军十一点了还没回来。

我找到镇上唯一一家网吧,推门进去,里面烟雾缭绕,全是半大的孩子。

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叼着烟,看见我进来,头也不抬。

程建军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里,耳朵上挂着耳机,眼睛死死盯着屏幕。

我走到他身后,他没发觉。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的屏幕——他在打游戏,打得很投入。

屏幕上的小人跑来跑去,一会儿跳起来,一会儿蹲下去,不知道在打什么。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回头,看见是我,脸色一下子变了。

“你……你来干什么?”

我没说话,在他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

“你教教我,怎么玩?”

他愣住了:“你开玩笑的吧?”

“没开玩笑,你教教我。”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教了。

我跟着他玩了一把,死了好几次,他笑得不行。

到了凌晨两点,我说:“饿了,出去吃点东西。

他跟着我出了网吧。

街角的面摊还在营业,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正在收拾碗筷。

两碗牛肉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

他埋头吃着,突然说了一句:“妈,你回去吧,我以后再也不去网吧了。”

“为什么?”

他没回答。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游戏里被人骂“废物孤儿”,那几个字像针一样扎进他心里。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了很久。

他说他在想——我妈这么对我,我凭什么让她操心?

我没逼他保证什么。

他自己做到了。

可打游戏的事虽然解决了,学习上的问题又冒出来了。

程建军基础差,底子薄,他的班主任跟我说,这孩子成绩在班里倒数,考高中基本没戏。

班主任姓张,是个三十多岁的女老师,说话很直接:“程建军妈妈,我跟你说实话,孩子考普通高中希望不大,你们家得早点做打算。”

我坐在办公室里,低着头。

张老师继续说:“我建议他走职高路线,学一门手艺。”

我说:“他喜欢画画。”

张老师愣了一下:“画画?

“从小喜欢,画得还不错。”

张老师想了想:“美术职高可以试试。他文化课分数要求不高,专业分过线就行。”

我把这话带回去给程建军。

他坐在桌子前,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本子上画着。

我说:“老师说了,你可以考美术职高。”

他抬起头看我:“你让我学画画?”

“你喜欢就学。不是每个人都要靠读书出头的。”

我给他在镇上报了一个免费绘画班。

每周日上午两节课,他自己骑着自行车去。

一开始他不太愿意去,说怕丢人,都是小孩子学的。

我说:“你不是小孩子了?你才十四岁。”

他不说话了。

去了大概一个月,他回来跟我说:“妈,老师说我有天赋。”

“什么天赋?”

“他说我画得比班上的孩子都好。”

我笑了:“那就好好画。

半年后,他的画拿了个市级比赛的二等奖。

程建军跑回家,把那本证书举到我面前,笑得合不拢嘴。

我看着他笑,心里高兴,嘴上只说了一句:“还行,继续加油。”

中考的时候,他成绩不够上普通高中,但美术专业分够了,上了县里的美术职高。

婆婆何春香听说后,气得不得了:“一个职高,能有什么出息?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哪个不去读高中?”

我没争。

程建军自己在学校很争气。

高一那年,他的作品被选上了省里一个画展。

美术老师说,这孩子有天赋,可以往专业方向发展。

高二的时候,他开始准备美术学院的校考。

晚上画到十二点,早上五点多起来继续画。

我看着心疼,给他煮了个鸡蛋送过去。

他摆摆手:“妈,别打扰我。”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来——他小时候我帮他拼画的那个场景。

那天夜里,我在灶台边坐了很久。

如果那时候,我听婆婆的话,把画本子收了。

如果那时候,我由着婆婆打他。

他现在会是什么样?

我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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