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许广平《最后的一天》（载《欣慰的纪念》）、《两地书》（鲁迅、许广平著，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版）、鲁迅《死》（《中流》杂志1936年第2期）、百度百科"许广平"词条、百度百科"鲁迅"词条、许广平《遭难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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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上海虹口，大陆新村9号。
弄堂里还有小贩在吆喝，梧桐叶子打着旋儿往下落，一切都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可大陆新村9号的二楼卧室里，许广平坐在床边，已经一整夜没有合眼了。
鲁迅躺在那里，气息越来越弱。强心针从昨夜打到天明，一针接着一针，却撑不住那口气了。
凌晨4时，鲁迅用极微弱的声音说了两个字——"要茶"。
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开口说的最后两个字，之后便再也没有醒来。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与世长辞，年55岁。
许广平握着他的手，手已经凉了，她还是没有松开。
她38岁，身边的海婴才7岁，屋子里堆满了他留下的书稿，还有那些他来不及写完的文章。
就在他离去前整整一个多月，鲁迅已经亲手把那句话写了下来——留给许广平，也留给所有深爱他的人。
那句话，日后被无数人反复传诵，读一次，便叫人心里沉一次，而许广平读到它的那一刻，久久坐在灯下，再也无法动弹。
【1】1925年3月，一封信，让两个人的命运从此交叠在了一起
1925年的北京，还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管辖之下，女师大的风潮一浪接着一浪，整座城市的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抑。
许广平在女师大已经读了两年书。
她第一次走进鲁迅的课堂，就被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给定住了——头发硬挺挺地竖立着，衣服上打着补丁，皮鞋四周全是补钉，从讲台上跳上跳下，两膝盖上的大补钉遮都遮不住。
可那人一开口，整间教室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她后来回忆起那第一次见面，说先生"手臂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说他眼睛里有光，"两眼在说话的时候射出来无量的光芒异彩，精神抖擞地，顿觉着满室生辉起来了"。
这是许广平眼里的鲁迅，不是那个被人供在神龛上的"民族魂"，而是一个穿着打补丁衣服、踩着打补丁皮鞋站在讲台上，开口便叫人着迷的真实的人。
她心里早就有了些想法，憋了很久，直到1925年3月，她提起笔，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信的落款，她写的是"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
她把信递出去，心里七上八下，不确定对方会不会回。
没想到，鲁迅当天就回了信，而且回得认真，回得诚恳，没有一句敷衍话。
许广平拿到回信，一字一字地读，读到鲁迅在信里称她为"广平兄"，愣了一下，随即提笔再问——"先生，您为什么称我为'兄'，而不是其他称呼？"
鲁迅回信，一板一眼地解释："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这是我自己定下来的例子，一直沿用至今。"
就这样，你来我往，一封接着一封。
两个人的信越写越长，越写越近。
话题从女师大的风潮，扯到中国社会的困境；从段祺瑞政府的黑暗，聊到年轻人该用什么方式去抵抗那一切。
许广平在信里写，她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
鲁迅回信，告诉她不要"性急"，要"韧"，要"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
这些话，许广平反复读，反复想，觉得像是有人把一扇窗子开了一道缝，让她看见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从1925年3月到那年夏末，两人通信四十余封，相隔不过三公里，却几乎两天就要互通一封信。
信里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儿女情长，有的是两个人在那个年代里，把自己的想法掰开揉碎了，认认真真地说给对方听。
通信一个多月后，许广平第一次登门拜访鲁迅位于北京西三条胡同的家。她后来把这次造访叫做"探险"。
她走进那间被鲁迅命名为"老虎尾巴"的书房，四壁都是书，窗外种着枣树，风一来，枯叶打着旋儿落下来。
两个人坐在那里说了很久的话，说到天色暗下来，才各自回去。
再往后没过多久，1925年8月，女师大的学潮激烈起来，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十五名学生被强行退学，在北京举目无亲的她无处安身。
鲁迅知道了，二话没说，让她先来西三条住下，等风头过了再说。
许广平搬进来之后，发现鲁迅的日子过得格外紧绷——既要应付段祺瑞政府的压力，又要奔走于各所学校维护教学秩序，还要跟徐志摩、陈源这些人打笔仗，经常累得胃病犯了，也来不及吃药。
她看在眼里，开始替他抄稿子，整理材料，打理那些他顾不上的杂事。
有一天，她正在抄稿，鲁迅从外头回来，看见她还在写，走过去看了看，说："你抄得太辛苦了。"说完，伸手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揉了揉。
许广平愣了一下，没说话。但那一刻，她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些什么不一样了。
1925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在"老虎尾巴"书房里，许广平主动握住了鲁迅的手。
鲁迅沉默了片刻，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然后对她说："你战胜了！"
就这样，一切尘埃落定，再无悬念。
之后，许广平写下了那篇激情昂扬的《同行者》，公开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情感——她写，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与压迫，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这篇文章1925年10月12日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上，署名"平林"。
那一年，许广平27岁，鲁迅44岁。
旁人的闲话自然是少不了的。
用不了多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圈子里就传开了风声，说鲁迅和他的女学生"大有双宿双飞之态"。
鲁迅知道了，既不解释，也不辩驳，只是继续每天写他的文章，继续每两天给许广平回一封信。
许广平也不解释。
她在另一篇文章里干脆利落地写道："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不相干！"
这股子横劲儿，就是许广平这个人最真实的底色，贯穿了她一生中每一个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刻。
1926年，许广平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
同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到广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一南一北，书信往来依旧没断。
鲁迅在厦门，一个人对着海，偶尔在信里抱怨饭菜寡淡，说胡椒放多了也不是办法。
许广平回信，半认真半逗他，说："菜淡不能加盐吗？买罐头补助不好吗？火腿总有地方买，万勿省钱为要！！！"
就是这么些家长里短，信来信往，等到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转赴广州，两个人终于又在同一座城市里了，这段被地理距离拉扯了将近一年的感情，也总算走到了可以开门见山说话的地方。
【2】1927年10月，两人到了上海，在虹口的弄堂里开始了十年的共同生活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坐船抵达上海，先在爱多亚路长耕里的共和旅馆住下。
那是一间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木结构房间，朝南有两扇小窗，室内陈设极简——一个方桌，一个写字台，四个凳子，两个沙发，东西两侧各放一只单人床。
五天后，两人搬进了虹口横浜路景云里23号。
那是一幢石库门住房，楼下是会客室，前楼一大间是鲁迅和许广平的卧室兼书房，一张黑色的半新不旧的中号铁床靠着墙，床上挂着白色十字布绣花的帐沿，那是许广平亲手绣的。
许广平把被褥铺好，把衣服挂起来，把厨房的锅碗瓢盆归置了一遍，这个家，就这么安下来了。
景云里那时候住着不少文化人——弟弟周建人就住在附近，茅盾、叶圣陶也在那条弄堂里。
许广平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说"当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
朋友来串门，鲁迅在屋里待客，许广平便去厨房张罗茶水。
鲁迅叫她一声，她端着茶托走出来，往桌上一放，再悄悄退下去。
旁边坐着的王映霞看见了，私下跟郁达夫感慨，说许广平把自己打理得太朴素了，不像个"文人圈子里的太太"。
郁达夫听了，也不多说，只是摇了摇头。
可两人公开同居，外头的闲言碎语没停过。
同居不到半年，就有人寄了封信来，说他们到处宣传鲁迅"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要鲁迅"警戒"自己。
鲁迅接到信，扫了一眼，随手丢到一边，没当回事。
许广平知道了，也没说什么，只是把家里的灶头烧得更旺了些。
她原本有个机会，朋友邀她去参与编辑一本妇女杂志，她有些动心，却还是主动跟鲁迅提起这件事。
鲁迅说，希望她留在家里，一边操持家务，一边学日语，把精力用在翻译上，这才是长久的事。
许广平想了想，答了声"好"，那个机会就此放下了。
就这样，上海的家里，许广平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包揽了——下厨，带孩子，替鲁迅搜集资料，誊抄稿件，校对译著，接待来访的客人，跑邮局，糊信封，连那些出版社往来的信件，也多是她替鲁迅打点。
而鲁迅，就坐在那张木质圈椅上，一篇接着一篇地写。
1929年9月26日，许广平临产，住进了医院。
整整一天一夜，鲁迅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旁。
1929年10月1日，儿子出生，取名海婴。
孩子出生的第二天，鲁迅特地带来一个小小的松树盆景，轻轻放在许广平的床头桌上，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只是把那盆景放好，站在一旁看着她。
许广平出院回家，发现家里不仅多了一盘精致的松树，连家具也被鲁迅重新布置过了，处处清洁整齐，完全按照育婴的要求安置妥当。
平常那些琐碎的家务，鲁迅从不留意，那一回，却处处留了心思。
许广平看着那盘松树，看着被收拾一新的屋子，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海婴长大一些，父子俩常在一起玩闹。有一回孩子被开水烫了，哭闹着不肯吃饭，鲁迅想了各种办法都不管用，最后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事后跟朋友抱怨说："我对别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屈服过。"
许广平在旁边听着，没忍住，悄悄地笑了出来。
鲁迅在上海爱看电影，隔三差五就要拉着许广平和海婴一道去影院。
他有个规矩，看电影就要买最高价的座位，说坐到看不清楚的角落里，倒不如不去。
每次出门，通常等海婴熟睡后，换上深色朴素的衣衫，叫一辆汽车出门。
有时候叫上内山完造，有时候叫上萧红萧军，或者其他几个朋友，一群人黑灯瞎火地看完，再各自散去。
看到好的，鲁迅逢人便说，一连说好几天，看到烂的，中途就起身走人，换一家再看。
生活里自然也少不了烦难。
景云里住了没多久，鲁迅嫌邻居日日打麻将、唱小调，吵得没法写作，于是搬到18号，又嫌吵，再搬到17号。
1930年5月，迁居拉摩斯公寓。
1933年，又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这才算安定下来，一住便到了最后。
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住得最安稳的一处。
萧红来做客，记得那里没有沙发，全是硬椅子，鲁迅写字时坐的是木质圈椅，休息的时候换一把破旧的藤椅。
屋子里书堆得到处都是，书桌上总摆着写了一半的稿纸。
经济上的压力从来没断过。
鲁迅靠写稿、翻译、编书为生，同时还要定期汇钱回北京，供母亲鲁瑞和朱安生活。
钱时常不够用，手头拮据的时候，是许广平暗里想办法，把日子算计得更细一些，让鲁迅能腾出心思，专心写他的文章。
那些年，国民党当局对鲁迅的文章屡加查禁，他本人的名字始终在当局的注意名单上，出行要绕路，写作要用笔名，整日提着一口气，不知道哪天会有人摸上门来。
许广平对这些险境始终清醒，鲁迅每次出门，她都跟在后头，远远地看着，不声不响地护着。
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一篇篇文章从那张书桌上写出来，从那扇窗子里的灯光下流传出去，流传到整个中国。
【3】1934年12月9日，鲁迅把《芥子园画谱》送给许广平，在扉页题了一首诗
1934年的上海，压抑的气氛比往年更甚。
鲁迅的著作一批接一批地遭到查禁，他手头的稿纸换了一个笔名又一个，外头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
许广平每天把家里的事情打点妥当，替鲁迅挡掉那些不必要的打扰，让他能在书桌前坐下来，继续写他要写的东西。
这一年12月9日，鲁迅把一套三集的《芥子园画谱》郑重地拿出来，放在许广平面前，说要送给她。
许广平翻开首册的扉页，看见鲁迅已经在上头题了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
她一字一字地读，读完，抬起头看了鲁迅一眼，没说话。
鲁迅也没说话，只是把那套画谱往她这边推了推，示意她拿去。
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都不再开口，可什么都说完了。
"十年携手共艰危"——从1925年到1934年，走了将近十年，一路上有多少险，多少难，两个人心里都有数。
"以沫相濡亦可哀"，鱼在干涸的泥地上，彼此吐出湿气，互相濡润，艰难维生，这个意象，说的就是他们在上海这些年的处境。
不是岁月静好，不是安稳平顺，是在一团团的困境里，彼此撑着，挨过来的。
"聊借画图怡倦眼"——鲁迅知道许广平累，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折进这个家里去了，折进他的书稿里去了，年纪轻轻，早就生了疲倦。
他拿来一套画谱，说是借着这些画，让眼睛歇一歇，是他能给出的、最温柔的一种体贴。
"此中甘苦两相知"——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说透，那些一起经历过的，彼此都明白。
那是鲁迅在那个年代里，能给出的最直白的一句情话。
鲁迅这些年在上海的写作，产量惊人。
研究者后来统计，他最后这十年的创作成绩，超过了此前整整二十年的总和。
这个数字背后，是许广平日复一日把所有的俗务挡在书桌之外，是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是她在他身边不声不响地守着，让他能够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
鲁迅有时候从外头回来，走进家门，看见许广平还坐在那里誊稿子，便走过去说："你不用这么辛苦的，我来写就是了。"
许广平头也不抬，答："你写你的，这些我来。"
鲁迅也不再说什么，在旁边坐下来，继续拿起笔。
就是这样一种相处，不声张，不做作，各自做着各自的事，又像是两个人在做同一件事。
1934年之后，鲁迅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肺病的症状开始明显，咳嗽时多，须藤医生来家里出诊的次数慢慢多起来。许广平开始更仔细地打点他的饮食起居，不让他熬太晚，不让他抽太多烟，劝他早些歇息。鲁迅有时候不听，坚持要把那一篇文章写完，许广平也不强逼，只是在旁边陪着，等他写完了，再把稿纸收好。
海婴那时候还小，有时候跑进书房找父亲，鲁迅就放下笔，陪他玩一会儿，父子俩闹起来，鲁迅说不过孩子，只好认输。
许广平站在旁边看着，没忍住，笑了出来。
这样的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走，走到了1936年的春天，走到了那场再也撑不住的大病。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鲁迅已经悄悄地为这场离别做好了准备，把那句最深的话，提前藏进了墨迹里，等着许广平去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