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人民英雄纪念碑 / 百度百科·林徽因 / 七一网·郝安专栏"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碑" / 中国好故事·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始末 / 民族复兴网·周恩来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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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30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刚刚落幕，全体代表没有散去，而是一同来到广场南端，站在那里，等待着一件事情的发生。
那天傍晚，周恩来走到扩音器前，代表大会主席团，向所有人宣读了一份决定——要在天安门广场，为那些已经牺牲的人，立一块碑。
就在奠基石落入地基的那一刻，新中国成立前一天，一个横跨九年、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建筑师、艺术家、雕刻家与工匠的庞大工程，悄然启动了它的第一步。
此后，无数人为这座碑的设计方案争论、推翻、再争论。
直到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会议室正式成立，各项工作才开始系统推进。
然而，有一件事始终悬而未决，关乎整座纪念碑的核心与灵魂。
1952年8月1日，纪念碑正式开工。
林徽因作为纪念碑设计的核心成员之一，将一个憋了许久的问题，带到了彭真面前。
彭真听完，含笑说了一句话，林徽因愣了一愣，随即点了点头。
这句话，就此开启了一段让后人铭记至今的书法往事，也让这座碑最终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绕不开的一段佳话，而彭真推荐的这个人，在接到任务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深感敬佩的事。
【1】奠基前一天：一块石头，压住了一百年的重量
1949年9月29日深夜，北京城一片忙碌。
第二天就是开国大典，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推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政协会议的会场里还亮着灯。
代表们正在讨论一件事——不是国旗，不是国歌，而是一块碑。
当天，代表们围绕纪念碑的选址问题争了很久。
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那里开阔，地方够大；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说那里环境肃穆，更适合烈士长眠；各有各的理由，一时难以定论。
最后，周恩来站出来，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应该建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传统，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建在这里最为合适。"
周恩来话音落定，在场的大多数代表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选址的争论，就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9月30日下午六时，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奠基典礼。
典礼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庄严开始。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正式开始，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走到扩音器前，向数千名在场的政协代表与各界群众，郑重宣读了建造纪念碑的决定：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致词结束，全体代表脱帽默哀。
随后，伟人走到扩音器前，亲自宣读了他撰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文宣读完毕，伟人执起铁锹，为奠基石铲下第一锹土。
政协各单位代表随后依次执锨铲土。
整个广场，鸦雀无声。
这是共和国成立前一天。
第二天，礼炮轰鸣，五星红旗升起，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举国欢腾的海洋。
但就在欢腾来临的前一天，建造者们先想到的，是那些已经牺牲的人。
这块奠基石，高1米7，质地为艾青石，刻有铭文155字，隶书书写，由伟人起草，叶恭绰书写，陈志敬镌刻。
奠基石入土的那一刻，一个将要历经九年、汇聚全国最顶尖力量的浩大工程，正式开始了它漫长的第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这块奠基石落下的位置，与后来纪念碑实际建成的位置，并非完全重合。
当时奠基比较仓促，奠基位置距离天安门城楼和国旗旗杆过近，空间上略显局促，与广场的整体比例关系不够协调。
纪念碑正式施工前，梁思成把这件事专程向彭真作了汇报：
"彭市长，您看，这个奠基位置距离天安门太近，视觉上有些局促，是不是需要往南移一些，才能和广场的整体布局协调起来？"
彭真听完，想了片刻，点了点头：
"这个你们研究着办，揣度自定即可，不需要再请示了。"
经过慎重勘察与论证，最终由北京市规划局确定，将纪念碑的建造位置沿中轴线向南移动了一段距离，定在绒线胡同东部路口一带。
这个调整没有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是建造团队在专业判断的基础上自行处置的。
建成后的纪念碑，位于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恰好处于南北中轴线的视觉重心位置，与广场整体建筑格局形成了最为协调的空间关系。
1952年7月28日，中央对纪念碑位置问题作出明确决定：纪念碑位置不变，仍用原奠基基址。这个决定，将位置问题最终锁定，后续施工从此有了明确坐标。
从1949年9月30日奠基，到1952年8月1日正式开工，中间隔了将近三年。
这三年里，围绕纪念碑的选材、造型、功能，各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讨论与争论。
最核心的一场争论，发生在建筑师和雕塑师之间。
建筑师们认为，纪念碑应当以高耸的碑体为主体，以碑文为核心主题，用中国传统石碑的建筑样式，建造这座专属于中国的纪念碑。
雕塑师们则认为，纪念碑应当以巨型人物雕像为主体，用具体的英雄形象，呈现革命先烈的精神面貌，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那股力量。
两派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
梁思成和林徽因站在建筑师这边，态度明确。
有一次，双方的核心人员坐在一起开会，雕塑师这边说了很多，梁思成一直在听，轮到林徽因开口，她直接说：
"我认为，任何雕塑和群雕，都无法承载这座碑所要纪念的内容。自1840年以来，百年间牺牲的英雄们，不是一人一事，是无数人、无数事。任何具体的形象，都无法把这一切装下去。用碑文，用文字，这才是这座碑真正的灵魂所在。"
雕塑师这边有人反驳，说文字太抽象，没有形象的冲击力。
林徽因没有退让，继续说：
"形象的冲击力是一时的，文字是永久的。这座碑要面对的，不只是今天站在广场上的人，还有百年后还没出生的人。文字，才是能跨越时间的东西。"
这番话，让在场的人沉默了很久。
梁思成随后向中央递交了一封详细阐述纪念碑设计方案的信，系统说明了以碑为主、以碑文为核心的设计理由。
这封信，是整个纪念碑设计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文件，之后将近七年的设计与施工，都是按照梁思成在信中阐述的思路推进的。
设计方案提交中央后，周恩来亲自批文，同意以碑为主、以碑文为核心的设计方向。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会议室正式成立。
会议由梁思成主持，彭真因事请假。
会议通过了《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组织规程》，彭真任委员会主任，梁思成和郑振铎任副主任。
委员会下设设计处和工程处，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专业人员从建设局、建筑设计院及中央美术学院抽调，专业技术工人则从全国著名行家中物色征借。
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工。
从奠基到开工，整整两年又十个月。
纪念碑开工之后，围绕设计方案的争论并没有随之平息，反而进入了更为具体、更为激烈的阶段。
碑顶形式，是悬得最久的一场争论。
建筑师们坚持"建筑顶"，在碑顶建造传统建筑样式的顶部，与天安门广场的整体风格相协调。雕塑师们坚持"群像顶"，在碑顶塑造革命英雄的群体形象，让纪念碑更具视觉冲击力。
会议开了一场又一场，两派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建筑师说，碑顶雕像在接近40米的高空，无论远近都很难看清楚，而且容易混淆纪念碑的主题。
雕塑师说，大屋顶的形象太过古老陈旧，无法体现新中国的时代精神。
双方各执己见，争了整整两年，最后只好把两边的意见都呈报给彭真。
1954年11月6日，彭真在北京市政府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最终决定：
"碑顶采用建筑顶，群像形式容易令主题混淆，就按梁思成、林徽因他们最初的设计主张来办。"
这一句话，终结了长达两年多的碑顶之争。
与此同时，纪念碑基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的问题，也经历了一番周折。
最初的设计中，曾考虑在底层设陈列室，使用全套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即将完成时，支持做成实体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做成实体，碑身显得庄重稳妥；若在下方设陈列室，碑身则有架空不稳之感，这对于一座烈士纪念碑而言，在象征意义上是不妥的。
工程就此停下来，陈列室方案被推翻，重新改为实体台基。
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在碑顶开窗装电梯供群众瞭望北京市容的方案，同样被否定。
下层台座做成检阅台的想法，也最终放弃。
每一次推翻，都是对"纪念碑"这三个字最纯粹意义的一次坚守——这座碑，只做一件事：纪念。
【2】林徽因与纪念碑：一个建筑师的病床上的坚持
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在一个并不宽敞的工作室里，日夜推进着。
林徽因就是在这个工作室里，承担了须弥座纹饰图案的设计工作。
1952年，她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负责须弥座图案的设计。
那个时候，她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久坐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但她从来没有提出过放弃。
她的助手关肇邺，常常看到林徽因靠着枕头，在床上支起小几，对着图稿一笔一笔地推敲。
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躺下来歇一会儿，缓过劲儿来，又重新坐起来，继续盯着那张图稿，盯着某一处还不满意的地方。
有一天，关肇邺把一份新改出来的草图拿给林徽因看，林徽因接过来，盯着看了很久，缓缓放下，说：
"不行，这个花纹太细了，刻上石头放大之后，会显得散。花纹要饱满，这样才有精神，才压得住那块碑的气势。"
关肇邺把图稿拿回去，重新改。
又一次，关肇邺拿了一份改过的稿子过来，林徽因接过来，这回看得更久，把几处细节反复比对，最后抬起头，说：
"卷草的弧度还是不够，你去霍去病墓上看看那些纹样，去汉唐的石刻里去找，找那种饱满而不臃肿的感觉。不要用明清的线条，明清的东西太纤弱了，压不住。"
关肇邺出去了，又改了好几稿，才总算让林徽因满意地点了头。
类似的这种反复，在林徽因参与纪念碑设计的整个过程中，发生了不知多少次。
她对每一处弧度、每一朵花瓣的走向、每一段卷草的粗细，都有着极为明确的判断标准。
她清楚，这些纹饰将被镌刻在汉白玉上，迎着风霜，面对百年，来不得半点将就。
最终确定下来的须弥座纹样，采用百花与卷草作为主题，在不同位置以不同方式加以变化，达到建筑各部分所需要的装饰效果。
上层小须弥座的四面，刻有由牡丹、荷花、菊花、垂幔拼成的八个花环，象征着高贵、纯洁与坚韧；下层大须弥座的束腰部，镶嵌着十幅记录历史的汉白玉浮雕。
林徽因的草图，并非全部被最终采用，但她对"花纹饱满"这一原则的坚持，在整个纹饰体系的确定过程中，留下了清晰可辨的痕迹。
在整个纪念碑的设计讨论过程中，林徽因始终是发言最直接、态度最明确的人之一。
1953年秋，兴建委员会的核心设计人员聚在一起，讨论纪念碑浮雕内容的最终方案。
讨论一度陷入僵局，有人提议，浮雕里可以把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也刻进去，这样更具完整性。
林徽因当即说：
"不行。浮雕表现的是人民，是那些在战场上冲锋的战士，是在码头上搬运弹药的工人，是在田间送粮的老乡。这座碑是人民的碑，浮雕里的人，应该是人民。"
会议室里静了片刻，随后陆续有人点头。
这个意见，与后来得到的上级指示完全一致——浮雕人物只雕刻到连队的干部，高级领导人不要刻在上面。
同年，围绕碑心石的采运，也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历程。
1953年4月，数百名工人在青岛市郊浮山采石场开始采石。
这块碑心石，要从完整的岩石中开凿出来，不能有任何裂缝，不能有任何瑕疵。
最初，老石匠们建议用炸药爆破的方式取石，尝试了好几次，效果都不理想。
鞍山来的老起重工张合符站出来，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还是用古老的办法吧，用滚木，一步步牵引推移。桥梁段在下面垫木垛填实，稳稳地走。这样虽然慢，但是稳妥，石头不会出问题。"
这个方案被采纳了。从采石场到青岛车站，石料靠着人力与钢管滚木，一步一步地移过去。
1953年10月16日，这块石坯长14.4米、宽2.72米、厚3米、重达320吨以上的花岗石，历经7个半月，在7116名工人的接力之下，终于运抵天安门广场工地。
这块石头，经过进一步加工，成为纪念碑正面的碑心石，重103吨，是整座纪念碑最醒目的部位。
与此同时，纪念碑浮雕的创作工作也在紧张推进。
1953年2月，在天安门广场临时搭建的850平方米美术工作室里，纪念碑浮雕的创作正式启动。
郑振铎带着雕塑家和画家们，先系统学习了中国近代百年史。
八幅历史主题浮雕的内容确定下来之后，各幅作品的创作分工也随之明确：《虎门销烟》，画稿由艾中信绘制，雕刻由曾竹韶完成；《金田起义》，画稿由李宗津绘制，雕刻由王丙召完成；《武昌起义》，画稿由董希文绘制，雕刻由傅天仇完成；《五四运动》，画稿由冯法祀绘制，雕刻由滑田友完成；《五卅运动》，画稿由吴作人绘制，雕刻由王临乙完成；《南昌起义》，画稿由王式廓绘制，雕刻由萧传玖完成；《抗日游击战》，画稿由辛莽绘制，雕刻由张松鹤完成；《胜利渡长江》，画稿由彦涵绘制，雕刻由刘开渠完成。
以《胜利渡长江》为例，这幅浮雕的稿子前后画了三遍。
第一稿，战士们头戴美式钢盔冲锋，设计组讨论后认为这与群众对解放军的普遍印象不符，改为第二稿，战士们头戴布军帽，突出了指挥员和划船民工的形象。
彦涵觉得第二稿还可以继续完善，又画了第三稿，增加了更多战士形象，构图更为丰富。
然而，第三稿过长，不符合纪念碑高耸挺拔的整体设计方案，最终还是采用了第二稿。
浮雕的雕刻工作，交由从全国征调来的近300名石匠承担。
这批石匠进京之后，先在中央美术学院接受了长达两年的系统培训，从1955年起正式进入施工现场，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浮雕雕刻工作。
从1953年到1958年，八幅历史浮雕共呈现了约180个人物形象，总长40.68米，每一个人物都与真人等比，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反复的审核与打磨。
【3】碑文之争：一个问题，一句回答，一段书法往事
在整座纪念碑的所有组成部分中，碑文书写者的确定，是悬得最久的一件事，也是最核心的一件事。
碑文的内容，早在1949年9月30日政协全体会议上就已经确定——那是伟人亲自起草、当日宣读的三段话，字字有分量，承载的是从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间无数英雄的牺牲与抗争。内容没有争议，争议在书写。
用什么字体，由谁来写，这是两个相互咬合的问题。
林徽因参与了纪念碑从选材到设计的全过程，她对每一个细节都有极为清醒的判断。
在字体问题上，态度同样明确。
有一次，设计组几个人聚在一起讨论，气氛有些凝滞，没有人先开口。
林徽因先说了：
"我认为碑文要用楷体。楷体端正、严肃，笔画规整，气质庄重，与纪念碑整体的格调最为契合。碑文要被放大镌刻在石头上，楷体的笔画力度，是最经得起这种放大考验的。"
在场的人都认为这个判断是对的，楷体这件事，就此定下来了。
然而，紧接着是更难回答的问题——谁来写。
梁思成沉吟了一会儿，说：
"擅长楷体的书法名家不难找，但这块碑不是普通建筑上的题字。书写者的身份，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不能随便。"
林徽因接着说：
"对。所以这件事，不能只考虑字写得好不好，还要考虑配不配得上这块碑承载的历史分量。这两件事，缺一不可，少了任何一条，都不能算合适。"
设计组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个问题不是他们能拍板的。林徽因决定，把这个问题直接带到彭真面前。
林徽因找到彭真，把设计组的讨论情况简要说明，把那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直接放在了彭真面前：
"彭市长，碑文书写的人选，我们讨论了很久，一直没有定论。您看，这件事，由谁来书写最合适？"
彭真听完，没有立刻开口，沉默了片刻，让这个问题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随后，他含笑说：
"他的字不赖，他写的是一手漂亮的颜体字，浑厚凝重，工整大方。我看，可以去问问他的意见。"
林徽因愣了一愣，随即点了点头。
颜体，即颜真卿体，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创的书法风格，结构宽博，笔画浑厚，横细竖粗，骨力雄健，历来被认为是楷书中最具庄严气度的一路。
用颜体书写纪念碑碑文，在字体气质上与纪念碑的整体格调高度契合，经得起石刻放大之后的考验。
这个提议，随后呈报上去，得到了认可。
消息传到他那里的时候，他正在处理政务。
听完来人的转达，他放下手中的东西，沉默了片刻，说："这件事我接了。不行再说。"
然而，当来人离开，他坐在案前，他心里很清楚，这远不是简单地提笔一写就能交差的事。
这些字一旦刻上去，就是永久的，谁都改不了，要面对所有走进天安门广场的人，也面对着那些还没出生的后人。
于是，一场持续数周、反复了四十多遍的书法练习，就此开始，而当这四十多遍手稿中最终被选中的那一份，被他亲自带到工地的那一刻，所有人看到的结果，让他们久久无法开口。
他接下这个任务之后，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
白天政务繁忙，实在没有时间，就把练习移到晚上。
夜里坐在案前，他先把碑文里的每个字单独拿出来练习，一个字写上许多遍，反复对比笔画的轻重与走势；等到每个字都磨得差不多了，再开始练整篇的连贯书写。
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前后写了四十多遍，从中挑选出了自己最满意的一份。
那天，他把手稿整齐折好，亲自带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工地。
刘开渠站在工地上，接过他递来的手稿，低头仔细端详。
工地上嘈杂的声音，此刻似乎都静了下来。
刘开渠看了很久，久到他也跟着沉默下来，只是静静等待着他的判断。
然而，当刘开渠抬起头，把那句话说出口的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