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人民｜政绩观的“根”与“魂”

提起人民的好干部，你会想到谁？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在河南兰考，人们会想起焦裕禄；在西藏阿里，人们会想起孔繁森；在山东寿光，人们会想起王伯祥。三位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山东籍干部，虽然他们的故事各有侧重，但却指向同一个内核——政绩的“根”在人民，政绩的“魂”在党性。

焦裕禄：475天写就的政绩答卷。焦裕禄只在兰考工作了475天，却让百姓记了一辈子。1962年冬天，他来到兰考这个风沙、内涝、盐碱“三害”肆虐的豫东穷县。他走遍了全县120多个生产大队，跋涉2500多公里路，顶狂风查风口、冒暴雨探水势、尝盐碱辨土质。他总结出“贴膏药”“扎针”等治沙良法，带领群众广植泡桐、改良土地、兴修水利。每一项工作都对准群众的急难愁盼，每一份付出都指向兰考的长远发展。他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正如有评论指出的，焦裕禄的政绩观源于坚如磐石的党性，党性纯粹，政绩观才能端正。

孔繁森：十年高原路，八万公里行。1979年，孔繁森主动申请进藏，到了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他两次进藏、一次留藏，每一次面对选择，回答都是“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在藏十年，他下乡时随身携带自费购置的药箱，为农牧民看病送药，被群众称为“药箱书记”。他为病重老人吸痰，把大衣留给受冻孩童，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领养了3名藏族孤儿。他的工资绝大部分用于补贴困难群众，殉职时身上仅余8元6角。人们在料理后事时，还发现了他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政绩的含金量，不在数字耀眼，而在惠及的深度。孔繁森追求的政绩，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正如他所说：“在落后地区工作，说一万句空话，不如干成一件实事。”这是他用十年高原岁月、八万公里行程写就的政绩答案。

王伯祥：一辆130货车装不下的“政绩”。王伯祥1986年担任寿光县委书记。当时的寿光还是贫困县。他主政期间办成了三件大事：发展蔬菜大棚产业，让寿光成为“中国菜篮子”；带领全县百万人进行寿北大开发，百万亩盐碱地变“聚宝盆”；推动县域工业崛起。他离任寿光县委书记时，全部家当装不满一辆“130货车”。而他留下的，是20多万个蔬菜大棚，120万亩棉田、盐田、虾池，4854家企业和10万多个“万元户”。从昔日盐碱荒地到今日“蔬菜之乡”，寿光的蜕变，靠的就是这一份份苦干实干。

他的信条是：“当官就要干事，干事就要干成！”习近平总书记曾评价他为“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他的“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恰恰是“功成必定有我”的最好注解，也让政绩超越了个人声名，内化为持久的发展动力。

三条脉络，一个答案

将三位典型串联起来，政绩观的底色始终如一：人民是政绩的终极评判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反观少数干部热衷于“造盆景”“刷数据”，把政绩等同于GDP增速、高楼地标，却漠视群众急难愁盼；有的追求“任期政绩”，搞短期行为，留下包袱。根子都在于政绩观“失了根、丢了魂”。

政绩观不是抽象的，而是由一位位党员干部身体力行写出的答案。学习三位典型，要确立三个认知：其一，政绩的评判主体不是上级，而是群众，“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不是口号，而是底层逻辑；其二，政绩的维度不是单一的，而是涵盖生存、发展、可持续等多重价值；其三，政绩的获取没有捷径，唯有担当实干，为民谋福。

时代在变，考题在变。今天，群众“衣食住行教医保”如何保障？新质生产力如何布局？“十五五”如何开局？每一道考题都在呼唤党员干部回答“政绩为谁而树”。但无论如何翻新，政绩观的“根”与“魂”不能变。根，在人民；魂，在党性。

三位山东籍党员干部用一生印证了一个朴素真理：把人民捧得有多高，政绩就有多重。这不仅是历史的回答，更是每一名党员干部面对未来的必答题。

文/靖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