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两地书》鲁迅、许广平著，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4月初版；鲁迅《死》1936年9月5日写成刊于《中流》杂志第1卷第5期；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社2001年版；许广平《遇难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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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流传着一篇文章。
说鲁迅晚年与许广平感情渐淡，常于深夜独自落泪，弥留之际才道出那句藏了八年的话——"苦了你了"。
这个故事写得情真意切，催泪指数拉满，转发量动辄几十万，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让多少人把这当成了真实的历史。
但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是假的。
是权威媒体已经明确辟谣的、完全无中生有的网络虚构。
鲁迅与许广平之间，从来没有所谓的"感情渐淡"，更不存在什么"深夜独自落泪"。
真实的临终遗言，也根本不是什么"苦了你了"，而是另一句话——一句鲁迅早在辞世前一个多月，就已经亲手写进文章里的话。
这句话，许广平此后几十年都视为一生中最重的嘱托。
然而真实的历史，在网络上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更好哭、更好卖、却全是捏造的煽情桥段。
1925年3月11日，北京，一封信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这个故事，要从这一天讲起，从那封信的第一个字讲起。
那一天，一个27岁的女学生，做了一件在那个年代需要极大勇气的事，而这件事，把她和鲁迅的命运，永远连在了一起，直到死亡将其中一个人带走。
【1】1925年，北京：从一封信到一段不被世俗允许的感情
1925年3月11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园里乌云压顶。
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里，许广平把一封刚写好的信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着：鲁迅先生。
旁边的同学林卓凤凑过来看了看，低声说："你真的要送去？"
许广平把信封压平，头也不抬："送。"
林卓凤犹豫了一下："他是老师，这样去信……"
"我就是要去信。"许广平站起身，把信放进挎包里，"学校这样下去，我要问清楚，路该怎么走。"
这封信，许广平送到了鲁迅在西三条胡同的住所。
信里写的，是对学校风潮的困惑，是对中国教育前途的迷茫，落款是"受教的一个小学生"。
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
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得到鲁迅当天就热情地回信。
从此，许广平经常给鲁迅写信，有时还登门谒见，向鲁迅求教。
那封回信，来得出乎意料地快——就是当天。
许广平把信拆开，读到落款处，愣了一下：鲁迅称她"广平兄"。
"兄"这个字，放在1925年的中国，用来称呼一个女学生，不是惯常的用法。它里面藏着一种平等的意思：我把你当一个值得对等说话的人，不是居高临下的师长对学生，是两个人在说话。
这让许广平读了很久，反复把那个字看了好几遍。
两人的书信往来，从这一天起，就再也没有断过。
信里讨论的话题，从学校风潮、时事见解，一点一点蔓延到各自内心更深处的东西。
称呼也在悄悄变——从"鲁迅先生吾师"，到"My Dear Teacher"，再到后来只有两个人才懂的"小刺猬""小白象"。
1925年5月9日，杨荫榆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成员。学生自治会则召开紧急大会，坚决驱逐杨荫榆。
学生们将校长办公室与寝室贴上封条，在校门口张贴布告，值班把守，不准杨荫榆进校，她不得已只好和行政人员到校外租房办公。
被开除之后，许广平失去了在学校的宿舍。
她无处可去，只得向鲁迅求援。鲁迅二话不说，把她安置在西三条胡同自己家里。
就在那段日子里，许广平替鲁迅抄书稿。
有一天，她连续抄了一万多字。
鲁迅从外面回来时已经很晚，看到她还在不停地抄写，就说："你抄得太辛苦了。"
还拿许广平的手来揉，这让许广平感觉到鲁迅对她的关心已经不像老师对学生。
1925年夏末，在鲁迅西三条胡同的书房里，许广平向鲁迅说出了自己的心意。
许广平第一次向鲁迅表达了自己的爱意，可是，鲁迅觉得自己是个有妇之夫，不管婚姻幸福或不幸，就只能这样了，不配被人所爱。
许广平却说："神未必这样想。"
这句"神未必这样想"，把鲁迅给镇住了。他沉默了很久，没有立刻回答。
经过两人一段时间的接触，以及受到许广平的影响，鲁迅慢慢也向许广平表示："我为什么必须牺牲自己呢。"
此后没过多久，许广平再次走进鲁迅的小屋，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一番凝视与思量后，鲁迅对许广平说："我可以爱，你胜利了。"
这句话，就是两个人的开始。
1925年10月20日，与鲁迅两人相恋。
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向许广平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
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
但外头的风浪，紧跟着来了。
周围的人开始议论。
有人写信给鲁迅，说他"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措辞犀利，说这对他"大有不利"。
鲁迅把这封信看完，没有解释，没有辩驳，直接把信压进书桌的抽屉里，拉上。
许广平在旁边，看着他把那封信收起来，轻轻问了一句："先生，你怎么看这些话？"
鲁迅点了根烟，吐出一口烟雾，才开口："让他们说去。我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就是鲁迅的回答。不长，但够用。
1926年8月，北京的政治局势越来越险，两人先后南下——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去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职，一人在厦门，一人在广州，两地相隔，书信传情。
鲁迅在信里写道："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许广平读到这句话，在回信里用了三个感叹号："知道了！知道了！我也是一样！"
两个人，一南一北，一个担心邮筒会慢，一个用感叹号告诉对方，自己心里装的是同样的焦急。
这才是《两地书》里真实流淌着的那股温度，哪里有什么"感情渐淡"，哪里有什么"深夜独自落泪"。
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抵达广州，在中山大学任职，与许广平同居。
当年10月，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从此在上海定居。
两个人，就这样来到了上海。
【2】1927年至1934年，上海：那十年里，他们真实过的日子
1927年10月8日，上海，虹口区横浜路景云里23号。
许广平站在这栋石库门楼房里，打量着四周——会客的桌椅，靠墙的书架，不算宽敞的楼梯，二楼的卧室，三楼的客房。
"就这里了。"鲁迅把行李放下，在那把旧藤椅上坐下来，"你觉得怎么样？"
许广平把窗子推开，上海十月的风吹进来，带着弄堂里的烟火气息，有人在楼下说话，有孩子在弄堂里跑。
她想了想，说："挺好的，清静。"
鲁迅低头点了根烟，没有说话，只是抬眼看了她一眼。
他们的上海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两人没有举行婚礼，没有登记，就这么住在了一起。外头的议论，许广平听见的比鲁迅多。
有人在背后叫她""，有人说她攀附名人，有人在报纸上发文章嘲讽，把她描绘成一个蓄意插足的女学生。
狐狸精
许广平有一次从外头回来，把一份报纸拍在桌上，对鲁迅说："你看看，又有人写文章骂我了。"
鲁迅把那份报纸拿过来，看了几行，把它折好，往旁边一推，提起笔，说："我来骂回去。"
过了几天，一篇文章发出去，把那些人骂得无地自容。
这就是鲁迅回应外界的方式——不解释，不申诉，用文章把对方骂回去。
而许广平要做的，就是继续过日子，继续在他身边，继续做那些每天必须要做的事。
许广平除了下厨、带孩子，担当繁重的家务外，还得为鲁迅的创作搜集准备资料，誊抄、校对文稿，接待应付各种访客，以至糊信封、跑邮局等琐事。
誊抄、校对、跑邮局、接待来访的年轻人——这些事，一件一件拆开来看，都不算了不起，但加在一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构成了许广平在上海那些年最真实的生活。
有一次，来了好几个年轻作家，在一楼的会客厅坐了很久，谈文学，谈时局，一直谈到饭点。
许广平在厨房里张罗，把饭菜备好，摆上桌，招呼众人坐下。
等客人走了，碗碟收好，她在厨房里站了一会儿，才转身上楼。
鲁迅坐在书桌前，见她进来，说："今天累了吧。"
许广平摇摇头："没什么。"
鲁迅把笔放下，看了她一眼，没有再说什么，转身又开始写。
两个人，大部分时候都是这样。话不多，事情不少，日子就这么过着。
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职业问题。许广平本来想应邀参加朋友编辑的妇女杂志，但是，鲁迅要求她留在家里，一面做家务，一面学习日语，独立从事他所一贯看重的翻译工作。
为了鲁迅，许广平服从了。
那份妇女杂志的工作，许广平放下了，没有多做解释，也没有抱怨。鲁迅有时候想起这件事，会说一句："你不出去教书，是因为我。"
许广平每次听到这话，都只是答："为了爱，我才这样行。"
1929年9月26日，许广平临产，住进医院。
整整一天一夜，鲁迅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旁。
初为人父的鲁迅满怀喜悦，第二天，他特地带来一个小小的松树盆景，轻轻放在许广平的床头桌上。
许广平出院回家，发现家里也有一盘精致的松树，更让她惊奇的是，鲁迅按照育婴的要求，将家具全都重新布置过了，处处安排得清洁齐整。
许广平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看着这个被重新布置过的房间，对鲁迅说："你什么时候做的？"
鲁迅站在旁边，抽着烟，轻描淡写地说："你住院的时候。没事做嘛。"
孩子取名"海婴"——上海出生的孩子。鲁迅把这个名字告诉许广平的时候，许广平低头看着睡着的海婴，说："好。"
在上海的日子里，鲁迅的娱乐只有看电影。
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一生看了140多部电影，而在上海病危之前的3年里，他一共看了92场电影，差不多每个月要看3场左右。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不但看电影，且每次座位都要买最高价的，他的观点是，看电影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远角落里，倒不如不去了。
去观影的时候，鲁迅会叫上许广平和海婴，有时还约上内山完造、萧红萧军等朋友，一行人坐着汽车去电影院，把前排最好的座位坐满。
海婴坐在中间，两边是父母，有时候看到一半，孩子困了，许广平就把他搂过来靠着。
这样的夜晚，上海大陆新村9号附近的弄堂里，路灯昏黄，一家三口从影院出来，走回去，就是普通上海市民家里最平常不过的夜晚。
这哪里是"感情渐淡"的模样，这分明是两个人在艰难时世里守着的一份日常。
1933年4月11日，鲁迅一家迁入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
大陆新村9号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三层楼，1933年4月11日，鲁迅携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迁入，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此逝世，租住约三年半时间，这里成为鲁迅生前在上海最后的寓所。
搬进来的第一天，许广平在二楼的卧室里给铁床装上了她亲手缝制的竹布绣花帐顶。鲁迅在旁边看着，说了一句："你手艺不错。"
许广平没有抬头，继续把帐顶固定好，只说了两个字："凑合。"
这个家，就这样安置好了。
大陆新村9号将是他们最后的地方。只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
1934年12月9日，鲁迅买了一套三集《芥子园画谱》，打算送给许广平。
他在首册扉页上提笔，写下一首七绝。
诗曰："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
许广平把那本画谱翻开，看到扉页上的字，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这是送给我的？"
鲁迅把画谱推过去，说："不是送你，送谁？"
许广平把那页诗又读了一遍，把画谱轻轻合上，抱在胸前，没有再说什么。
"此中甘苦两相知"——这七个字，比任何一篇网络上流传的"感情渐淡"的故事，都要真实，都要沉重，也都要有分量得多。
【3】1925年至1936年，书信与日常：两个人说过的那些真实的话
两地书里的鲁迅，和外人眼里那个"横眉冷对"的鲁迅，并不完全是同一个人。
《两地书》共收信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信六十七封半，由鲁迅编辑修改而成，分为三集，书信完整记录了两人从师生、到知己，最终成为爱人的关系发展过程。
那些信里，有一封写于1926年9月，鲁迅在厦门，提到当地的吃食，说菜淡，只能靠胡椒将就。
许广平在广州收到信，立刻在回信里认真询问："菜淡不能加盐吗？胡椒多吃也不是办法，买罐头补助不好吗？火腿总有地方买，不能做来吃吗？万勿省钱为要！！！"
三个感叹号，把一个放心不下对方饮食的人，写得活灵活现。
鲁迅收到这封信，给许广平回了一封，专门解释了厦门当地的饮食情况，末尾带了一句："已遵嘱买了火腿，请放心。"
就是这样两个人，一个在厦门认真汇报吃饭情况，一个在广州用三个感叹号叮嘱对方不要省钱——这两封信里流动的，是最朴素的温情。
到了上海同居的日子里，两个人的日常对话，许广平后来在回忆录里记下过一些片段。
鲁迅定居上海之后，因为开销大，许广平想出外教书借以补贴家用，鲁迅知道后，说："如果你出去教书，我不是又将过我的独身生活了么？"
许广平听后，非常理解鲁迅的心意，放弃了想出去教书的念头。
这句话，鲁迅说得随口，甚至带着点自嘲，但意思很清楚：我不是要你留下来伺候我，是因为离开你，我就是一个人了。
许广平把这句话记住了，此后再没有提出去教书的话。
鲁迅有时候会对朋友说起海婴的事，语气里藏着掩不住的宠溺。
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海婴"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紧接着笔锋一转，话里全是父亲看着孩子调皮时压不住的那股高兴劲儿。
许广平读到他写给别人的这些信，有时候会笑着说："你写的，怎么跟我说的不一样？你跟我说海婴的时候，恨不得把他夸上天。"
鲁迅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说："那是跟你说的，跟外头人说，当然要像个严父。"
鲁迅生前经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为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
这句话，许广平不止听他说过一次。每次听到，许广平都没有特别回应，只是让他继续写，继续做，把饭端上来，把茶续上去。
两个人之间，很多话，都是这样说的——一方说，另一方听，然后各自继续做手头的事。
不需要什么深情表态，也不需要什么热烈表白，日子就在这些细碎的来往里一天天往前走。
据许广平回忆："当有许多人等，都云集在这里，颇不寂寞。"
景云里的那些年，弄堂里有茅盾、叶圣陶，还有各路来往的年轻作家，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萧红、萧军从东北流浪到上海，举目无亲，找到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一楼的会客厅里坐着吃饭、说话，是这里的常客。
有一次，萧红来了，在会客厅里坐着，许广平在厨房里准备饭菜。萧红走到厨房门口，低声问："许先生，鲁迅先生今天身体怎么样？"
许广平把锅里的汤搅了搅，说："还好，昨天稍微好一些，今天上午写了两个小时。"
萧红点点头，轻声说："您辛苦了。"
许广平把锅盖盖上，擦了擦手，说："哪有什么辛苦，都是该做的。"
这句"都是该做的"，许广平说得平淡，萧红却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把这句话写进去了，说每次听到许广平这样说，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
两地书的第三集，是1929年鲁迅从上海北上探亲时写的信。
那时候许广平已经身怀六甲，留在上海，鲁迅在北京写信，把每一天吃了什么、见了谁、天气怎么样，一件一件写得清清楚楚。
其中有一句话，鲁迅写道："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
许广平在上海收到这封信，一个人坐在二楼，把这句话反复读了好几遍。
这一句话，把一个放心不下、生怕信件耽搁一天的男人，写得比任何情话都要真实。
许广平在回信里说："好，以后也去邮局，不放绿色邮筒。"
就是这样两个人，一个不肯用街边的绿色邮筒，一个在回信里郑重承诺同样去邮局——这就是《两地书》里的鲁迅和许广平，哪里有什么"感情渐淡"，哪里有什么"深夜独自落泪"。
网络上那个故事，把真实的历史换成了催泪的剧本；而真实的历史，比那个剧本更朴素，也更深沉，更值得被一字一字读清楚。
1934年12月9日那首七绝写罢，距离鲁迅离世，只剩下不到两年。
1936年，鲁迅的身体，开始以一种不可逆的速度，一点一点地垮下去，许广平守在身边，眼睁睁地看着，把每一天都过得扎实，因为她知道，每一天都在变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