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孙子兵法》本貌，十三篇藏着闭环的顶级战略智慧

我国先秦古籍大多先以单篇形式流传，经后人整理汇编才形成定本，《孙子兵法》同样如此。当下很多读者研读此书时，习惯用现代军事学框架拆分内容，割裂典籍原本的完整体系，容易误读孙子的思想。为此本文回归原著文本，顺着典籍本身的行文逻辑，剖析其篇章结构、价值内核与庙算思想，帮助读者跳出固化解读模式，读懂最本真的《孙子兵法》。

回归原典破除俗见

古书的编纂与定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一般而言，先秦两汉时期的典籍，最初是按篇单独面世并流传的，如庄周的著作，一开始是以《马蹄》《渔父》《胠箧》等篇章在世上传布，后来才被汇集成《庄子》一书。同样相似的是，按《汉书》本传记载，董仲舒的著述，开始时也是以《蕃露》《竹林》《玉杯》等单篇独立传世，到了汉代以后，才有人将这些散篇加以汇总，形成了《春秋繁露》一书。《孙子兵法》成书的情况也相近，它被合为一本书，也是较为迟晚的。但其后学所作的这种汇编，还是有一定的规制，即不是胡乱拼凑，而是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加以认真组合的。而这个内在逻辑以及相关依据，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认真讨论的。

读《孙子兵法》，重点是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其思想体系，而要正确了解和掌握其思想体系，则首先要回归经典，回归《孙子兵法》文本。从文本的体系入手，缕析其内在逻辑结构。现在研读《孙子兵法》的普遍局限，是习惯于按现代军事学中“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基本范畴，将《孙子兵法》的思想内涵加以割裂与肢解，分门别类归入“战争观念”“战略思想”“作战指导理论”“治军管理原则”几大板块，再外加一个“军事辩证法”。

这固然简单方便，却无法真正全面、完整、准确地反映《孙子兵法》的思想全貌与基本特征。因为，这完全是按现代人的思维逻辑进行解读，而不是遵循经典自身的“内在理路”开展诠释，往往会陷入削足适履，甚至郢书燕说的窘境。譬如，对有关治军问题的论述，并非《孙子兵法》所关注的重点，《孙子兵法》一书中没有开辟专章进行讨论，只有个别的言辞散见于《行军》《地形》《九地》《谋攻》诸篇。虽说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但是，若与其“战略理论”“作战指导思想”等相比，就显得相当单薄，并不构成并列关系。这方面，《孙子兵法》与《吴子》《尉缭子》是完全不同的。像《吴子》六篇中，《图国》《论将》《治兵》《励士》皆为治军的专题篇章。所以，按照现代军事学的学术体系来解读《孙子兵法》的思想，属于学术上懒人的做法，很容易以偏概全，买椟还珠，这就是庄子所批评的那种状态——“道术将为天下裂”。

所以，我们今天要正确解读《孙子兵法》的思想内涵，评价其兵学体系的建树，汲取和借鉴其战略思维的智慧，就必须回到《孙子兵法》的文本自身，按照十三篇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梳理与理解。我们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思想体系。每一篇既是一个独立的整体，篇与篇之间又相互保持密切的联系。前后十三篇逻辑严谨，层层递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对战争的平时准备、战略计划的制定、战役程序的组织、战术手段的运用，以及行军、保障、各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行动及特殊战法都做了层次分明、前后贯通的阐述。其思维的整体性和思辨的深刻性在先秦诸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通篇结构自成闭环

传世本《孙子兵法》的“十三篇”编排序列，始于《计篇》，而终于《用间篇》。从全书的内容逻辑上看，这是成立的，也是合理的。《计篇》是《孙子兵法》的首篇，在全书中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众所周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乃是孙子兵学思想的核心。因此，《计篇》的中心内容，是从“兵者，国之大事”这一认识高度出发，阐述“知彼知己”的基本方法。本篇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孙子兵学思想的概述，也是《孙子兵法》十三篇兵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特色，是绕同心圆，是起点与终点的重合，这叫“功德圆满”。《孙子兵法》同样体现了这种文化精神。从算计、预测敌情（《计篇》），经战争准备（《作战篇》）、运用谋略（《谋攻篇》）、发展实力（《形篇》）、创造有利态势（《势篇》），到灵活用兵、争夺先机、因敌变化而取胜（《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 再到解决“处军相敌”（《行军篇》）、利用地形（《地形篇》）、掌握兵要地理（《九地篇》）、实施火攻（《火攻篇》）等更具体的战术问题，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战争程序，现在又回到《用间篇》的预知敌情，重新开始，等同于环绕了一个大圆圈，这就是周而复始、否定之否定的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间篇》既是全书的终结，也是《孙子兵法》兵学理论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象征，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

秉持慎战安国理念

我们有必要认真考察《孙子兵法》的核心价值观究竟为何。通观全书，我们必须承认，“知兵而不好战”乃是孙子著述兵书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众所周知，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与兼并一日无已。《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孟子·离娄上》也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些都是当时战争日趋激烈与残酷的形象写照。《孙子兵法》当然要反映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子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安国全军”是孙子战争观的基本主线。

孙子对战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头等大事，所以孙子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主张“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并强调指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子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认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并要求战场指挥员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所以，如果按孙子“慎战与重战”并重的战争观念这一内在逻辑主线，那么，“十三篇”始于“兵者，国之大事”，而终于“安国全军之道”，以“重战”和“慎战”为全书之核心宗旨贯穿于全书，也完全可以成立，它遂使《孙子兵法》全书“譬若率然”之势得以毫无滞涩，融会贯通。

依托庙算统筹全局

作为兵家的真正创始人和代表者，孙子的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会打仗，那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它意味着鲜血的滚滚流淌、财富的灰飞烟灭，所以孙子要提出一个既能正视战争现实，又能减轻战争灾难的战略预测方案。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的“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作出正确的估价，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性结果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在战争问题上，使高居庙堂的统治者和身处草莽的老百姓形成共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调，不有意作梗。“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理条件，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问题，将帅作为一支军队的灵魂，他的素质与才能直接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发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慎，一败涂地”，所以将帅的素质与才能理所当然成为衡量双方军事实力、预测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协调的合成、有力的保障、适宜的赏罚，是任何军队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环节。我们很难设想，一群乌合之众，没有法纪的约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单凭血气之勇，就能成就大事的。在这个意义上，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才这么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

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著作《战争论》中，曾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区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孙子的“五事”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克氏所列举的战略诸要素，进入了宏观的大战略思维层次，树立了全局意识，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战前预测和运筹是高于一般军事家的。美国著名战略学家柯林斯也认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如果单凭武力那将是十分愚蠢的。只有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外交、社会全方位地配合起来，有机结合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孙子的“五事”衡量法，说到底就是一门正确运用“国家力量”的艺术和科学，立足于军事，又不局限于军事，而是讲道、天、地、将、法等综合因素，是综合能力的一种凝聚和归纳。这作为真正的高明算法，印证了一条普遍的战略原则，即“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因为全局能决定局部的成功与得失，而局部的成败或得失有时并不能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说“五事”的重心在于战前全面了解敌我双方的基本战略要素，那么，孙子讲“七计”的宗旨则在于对这些战略要素的优劣进行仔细周密的考察比较，“较之以计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素质优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哪一方赏罚令行禁止、公正严明？正确估量敌我双方的态势，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本文摘自《中国兵学二十讲》，新时代出版社，有删节）

原标题：《还原《孙子兵法》本貌，十三篇藏着闭环的顶级战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