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养老那顿饭从下午三点吃到天黑。
菜热了三回，人没到齐。
我坐在主位上，看着桌上慢慢凉透的菜，心里憋着一股火。
大女儿陈雅文夹了块红烧肉塞嘴里，含糊着说：“再等等吧，她肯定又加班。”儿子陈浩天低头扒饭，连头都没抬。
我又拨了一次电话，听筒里传来忙音。
打到第三十三次，我用老邻居朱家成的手机拨过去，那边终于接了。
“喂，哪位？”声音平静得像一杯凉白开。
我愣了一下，说：“雅静，是我，你爸。”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你打错了。”嘟的一声，挂了。
01
那天下午一点多，老伴刘春燕就开始忙活。她拖着伤腿在厨房里转，锅碗瓢盆叮当响。我坐在客厅里抽烟，烟灰缸快满了也没倒。
“老陈，你搭把手啊。”老伴喊我。
我没动。
心里惦记着那件事——我上星期给三个孩子都打了电话，说今天商量养老。
大女儿陈雅文一口答应，说要带她老公郭旺来。
儿子陈浩天也回来了，说刚好轮休。
只有二女儿陈雅静，电话是她婆婆接的，说“雅静在忙，晚上回你”。
结果到现在，人没影，电话也不回。
两点半，门铃响了。
陈雅文先进来，穿一件大红外套，手里拎着两箱牛奶。
她老公郭旺跟在后面，提了瓶酒，一进门就笑呵呵的：“爸，我带了瓶五粮液，今晚咱爷俩喝两盅。”
我没接他话茬，往门外看了看。雅文会意，说了句：“雅静还没来啊？她那人就这样，磨蹭。”
三点整，陈浩天带着他媳妇张兰和两个孩子到了。
孩子一进门就满屋子跑，吵得我脑仁疼。
老伴从厨房探头：“浩天，帮妈端个菜。”陈浩天应了一声，坐在沙发上没动。
张兰白了他一眼，自己进了厨房。
菜摆上桌，我看了看钟，三点十分。老伴又端了一碗汤出来，问我：“雅静还没到？”
“没。”
“你再打个电话催催。”
我拿起座机，拨了那个号码。
响了两声，被挂了。
又拨一次，直接被转到语音信箱。
我脸上有些挂不住，嘴上骂了一句：“这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
陈雅文夹了块鱼，慢悠悠地说：“爸，你别急，她肯定是有事。”
“有什么事比家里的事还重要？你妈腿摔了半年了，她来看过几回？过年都不回来。”越说越气，我把筷子啪地拍桌上。
郭旺赶紧打圆场：“爸，您消消气。雅静她不是嫁得远嘛，来回不方便。”
“她远？嫁到隔壁市，开车两小时就到。她要是心里有我这个当爹的，早回来了。”
老伴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最后一道菜。
她把围裙解下来，坐在我旁边，小声说：“雅静好几年没回来过年了，年夜饭给她打电话，她也说忙。”她叹了口气，“上次见她，还是前年你住院那回，她来看了一趟，第二天就走了。”
这事我记得。
那是我查出来肝硬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雅静来的时候带了一箱水果，坐了一个小时，问了问病情，就走了。
我当时还跟老伴说：“人心变了，就不亲了。”
四点的时候，老伴又让我打电话。我拨过去，这次通了。
“喂，雅静？”
“嗯。”那头声音很轻，像是隔着一层东西。
“你怎么还不来？一屋子人等着你！”我没好气地说。
“爸，我这星期排了三台手术，实在走不开。”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平，像在跟我汇报工作。
“你妈摔了腿你不知道？我这身体你也清楚——你到底管不管？”
那头沉默了两三秒，然后说：“爸，我这月还不起车贷。你跟姐和弟弟说一声，别惦记我了。”
然后电话就挂了。
我举着听筒愣了半天。陈浩天凑过来问：“二姐说什么了？”
我没搭理他，把电话摔了回去。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老伴看我不说话，端起碗给我盛了碗汤。我推开没喝。
那顿饭吃得沉闷。
桌上的菜从慢慢变凉到完全凉透，谁也没心思动筷子。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反复想着雅静那句话——别惦记我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像是在客气，倒像是在告别。
02
饭桌上静了大概十分钟。陈雅文先开口了。她把筷子搁下，清了清嗓子：“爸，妈，你们说商量养老的事，今天就咱仨在，那就说说呗。”
陈浩天抬起头，看了他姐一眼，没说话。
“我先说说我这边的情况。”陈雅文开始掰手指头，“家里房子小，郭旺他爸妈也跟我们住，两个老人一个房间，孩子一个房间，实在腾不出地方。再说了，你和我妈要是住过来，上下楼也不方便，我这房子在六楼，没电梯。”
郭旺在旁边点头：“是啊爸，要不让浩天他们照顾，浩天住一楼，进出方便。”
陈浩天把筷子往桌上一搁，脸拉了下来：“姐夫，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家房子是住一楼，但那是租的，才两室一厅。你让我跟我媳妇还有俩孩子挤一个屋，让爸妈住另一间？那怎么住？”
“那你姐不是说了嘛，她每月出生活费。”郭旺声音不大，但话里带着刺。
“出多少？”
“两千，够了吧？”
陈浩天冷笑一声：“姐，你可是拿了一百二十一万拆迁款的人，你就出两千一个月？”
这话一出，陈雅文的脸色变了。
“陈浩天，你这话什么意思？爸分钱的时候，那不是大家同意的事吗？再说了，你拿的还比我多呢！一百五十四万，够你在我们县城买两套房了！”
“我买房了？我那钱还赌债了！”陈浩天脱口而出，说完就后悔了，闭了嘴。
张兰瞪了他一眼，小声说了句“你少说两句”。
我心里咯噔一下。陈浩天欠赌债的事我隐约知道一点，但没想到欠了这么多。一百多万的拆迁款，全还了赌债？
“你还了多少钱？”我问他。
陈浩天垂着眼睛，声音闷闷的：“一百二十万。”
“剩下的呢？”
“剩下的三十多万，买了辆货车，剩下的都花了。”
我靠在椅背上，感觉胸口发闷。老伴伸手摸了摸我的背，小声说：“别动气，别动气。”
陈雅文听到这话，嘴角露出一点笑意，但她马上压下去了，换了一副关切的表情：“弟弟，你咋欠了那么多赌债？早说啊，姐这边还有点钱，能帮你周转周转。”
这话说得漂亮，但谁都知道她在装。
郭旺适时地插了一句：“爸，要我说，还是你们跟浩天住比较合适。他离医院近，你们看病方便。再说了，我们是嫁出去的女儿，按咱们这儿的规矩，养老本来就是儿子的事。”
陈浩天一拍桌子站起来：“姐夫，你这话说得轻巧！养老是儿子一个人的事？那当年分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按规矩来？按规矩，女儿嫁出去就不该拿一分钱！”
“那是爸分的，又不是我抢的！”陈雅文也站起来，嗓门大了。
我坐在中间，看着他们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太阳穴突突地跳。老伴急得眼眶红了，拽着我的手说：“老陈，你快说句话啊。”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想吼他们，又吼不出来。
陈浩天的两个孩子被吓着了，小的那个开始哇哇哭。张兰赶紧把孩子抱起来哄。孩子在哭，大人还在吵，整个屋子乱成了一锅粥。
我啪地拍了桌子：“行了！都给我闭嘴！”
屋里安静下来，只有孩子还在抽噎。
我扫了一圈这张脸，那张脸。大女儿陈雅文脸上带着不服气，儿子陈浩天眼里满是怨气，郭旺坐在那里不吭声，嘴角却微微上扬。
我记得当年分钱的时候，大家可不是这个态度。
那天的气氛多好啊，每个人脸上都是笑。
陈雅文接过银行卡的时候，眼泪都快出来了，抱着我说“爸你真好”。
陈浩天更是直接在院子里磕了个头，说“儿子一定好好孝顺您”。
唯独雅静。她没哭也没笑，接过老伴递过去的红包——那是我让老伴给她包的两千块过年钱——说了句“谢谢妈”，转身进了厨房。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她总共没说几句话。
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熏得眼睛有些酸涩。
老伴在旁边叹了口气，声音很小：“老陈，你说雅静今天不来，是不是……因为你分钱那事？”
我夹烟的手顿了一下。
“都过去多少年了的事，提它干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老伴声音越来越低，“我就是觉得，雅静这孩子，心里怕是有些不舒服。”
我吸了一口烟，没说话。
心里却翻了个个儿。
那笔钱的事，我不是没想过。
但每次想起来，我都觉得自己的分配没什么问题。
雅静嫁出去了，她丈夫是个修车的，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也不差。
再说了，她没开口要过，我也就没给。
可她从来没开口要过，是因为她懂事，还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想开口？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赶紧把它摁了下去。
03
那顿饭吃到最后，也没商量出个结果。
陈雅文说愿意出生活费，但最多两千五，多了她也拿不出来。
陈浩天说家里住不下，除非他再租个大点的房子，但租金得大家平摊。
俩人谁也不让步，最后不欢而散。
雅文走的时候，把剩下的半只烧鸡打了包。
郭旺拎着那瓶五粮液走了一半，剩下的塞我手里，说“爸您留着自己喝”。
浩天一家走得更快，孩子连鞋都没穿好就被他拖了出去。
老伴一个人收拾桌子，我坐在那里看着她一瘸一拐地端盘子，心里不是滋味。想去帮忙，腰又疼得厉害，只能坐着。
“春燕，你也别收拾了，先放着。”
“这菜剩这么多，不收拾就馊了。”她把菜一碟碟端进厨房，水龙头哗哗响。
我坐在那里，实在闷得慌，就拿起手机翻了翻通讯录。
翻到雅静的号码，停下来看了好一会儿。
我想再给她打一个，又觉得丢面子。
她都不接我的电话，我打再多又有什么用？
老伴收拾完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水。她坐在我旁边，把碗塞我手里：“喝点水。”
我接过来，捧着暖手，没喝。
“春燕，你说雅静这孩子，心里是不是有怨气？”
老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过了半天才说：“她心里有没有怨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那年她结婚，我们去送亲，你一句话都没跟她丈夫说。”老伴声音很轻，“你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这话她怕是记到今天。”
我愣了一下。这事我真不记得了。
“我还记得你分钱那天的样子。”老伴低下头，“你把雅文和浩天叫到跟前，拿着银行存折一个一个念。姐一百二十一万，弟一百五十四万。念完了，你转脸看着雅静，说了一句’雅静你就不给了，你嫁出去了，以后你男人养你’。”
我的眉头皱了起来。我记不得自己说过这句话了。
“雅静那天什么也没说。”老伴说，“她抱着孩子坐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我去喊她吃饭，她说’妈我不饿’。
那天晚上她没吃晚饭，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
我没吭声。手指在杯壁上划来划去。
“她后来回来过几次，你还记得不？”老伴问我。
“她回来过？”
“回来过。”老伴声音有些发颤，“你那两年住了三次院，她悄悄回来过两回。一回是来给我送药，一回是来医院看你。她都没敢叫你，就站在病房外面看了一眼。”
“她怎么不进来？”
“她说，”老伴擦了擦眼角，“她说你看到她就会生气。她还说，她怕你问她过得咋样，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热水烫得手心发疼，我没松手。
“她回来看我那次，在家门口坐了半小时。”老伴说，“你不在家，去隔壁老朱家喝酒了。她摸了摸门框上的疤，那个疤你还记得不？是她七岁那年摔的，磕在门框上，留了好大一个疤。”
我记得那个疤。
那是我亲自用创可贴贴的。
那时候雅静还是个孩子，磕破了皮，哭得稀里哗啦。
我拿创可贴给她贴上，她就不哭了。
后来那个疤长好了，成了一道浅浅的白印子。
“她坐在那里摸了半天那道疤，然后站起来走了。”老伴说完这句话，眼泪掉了下来，“她走的时候跟我说，妈，你保重身体。就这一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我心里像是被人揪了一下。但嘴上还是硬：“她回来看你，那是她的事。她心里要是有我这个爹，就该大大方方回来，藏着掖着算怎么回事？”
老伴没接话。她进屋里拿了张纸巾擦了擦眼睛，又回了厨房。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手里的水慢慢凉了。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路灯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院子里。
我想起雅静小时候的样子。
她是个内向的孩子，不怎么说话，但干活利索。
她七岁就会自己做饭，九岁就会洗衣服。
大女儿雅文比她大两岁，干活却不如她麻利。
儿子浩天更是从小被惯着，什么都不会干。
雅静从小就没让我们操心过。
她读书成绩不错，但初中毕业那年家里实在供不起三个孩子，她主动说“我不读了，让弟弟读”。
我当时也没多想，觉得她既然说了，那就是她自己愿意的。
现在想想，她那时候才十五岁。
她进工厂的第一年，月薪三百五十块，每个月往家里寄三百块。
留五十块自己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寄回来的钱我都攒着，后来给浩天娶媳妇花掉了一大半。
这件事我从来没跟雅静提过。她也从来没问过。好像那笔钱本来就是家里的，理所应当。
我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起身去了厨房。老伴还在那里刷锅，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觉得她背驼了一些，头发白了大半。
“春燕，你说明天再给雅静打个电话？”
老伴停下手里的活，回头看了我一眼：“打吧。好歹问问她——她过得好不好。”
04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老伴已经把粥煮好了。
我坐在桌边喝粥，心里还惦记着昨天那几个电话。老伴把一碟咸菜推到我面前，小声说：“吃完饭给雅静打个电话吧，我打了几个，她都没接。”
我嗯了一声，继续喝粥。喝完粥，我拿起手机，找到雅静的号码，想了想，没拨出去。我把它放下，又端起来，再放下。
老伴在旁边看着，也不催我。
磨蹭了十来分钟，我还是拨了过去。响了几声，没人接。又拨一次，还是没人接。
我心里那个烦躁啊。把手机往桌上一扔，骂了句：“这丫头，翅膀硬了，连亲爹的电话都不接了！”
老伴也没说话，默默收拾碗筷去了厨房。
我坐在沙发上生闷气。电视开着，放着什么节目我没看进去。脑子里全是昨天那件事。
雅文那句话还在耳边回响：“她肯定忙，你别急。”
忙，忙什么忙？
我嘴里念叨着，但脑子里却忍不住开始想——雅静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她嫁的那个人，叫卢什么来着，对对，卢子晋。
那是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没读过多少书，在修车铺干活，后来好像自己开了个小铺子。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越想越不是滋味。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翻到雅静的对话框。
上一次聊天还是去年过年，她发了个“新年快乐，爸”，我回了个“新年快乐”。
就这四个字的互动，没别的了。
我又往下翻。
再往前的消息，是前年中秋节，她发了个红包，我收了，回了句“谢谢”。
再往前，是她生日那天，我发了句“生日快乐”，她回了个“谢谢爸”。
就这些了。对话记录短得可怜，连一页都填不满。
我翻着翻着，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把手机往上拉了拉，想看看更早的消息。
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五年的消息，断断续续的，大多是节日问候。她的字很少，每次都是几个字，“爸”
“妈”
“好的”
“知道了”。
我看着那些简短的回复，忽然觉得那好像不是两个字，而是隔着一道墙在说话。她的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堵得慌。
老伴从厨房出来，看我拿着手机发呆，问：“怎么了？”
“没什么。”我把手机放下，“雅静还是没接。”
“要不，你给她丈夫打个电话？”
我想了想，也找不到雅静丈夫的号码。翻了半天手机，没存。问了老伴，她也没存。
这么多年过去，我连她丈夫的电话都没有。
这个发现让我愣了很久。我坐在那里，感觉自己这个父亲当得太失败。
老伴在旁边小声说：“要不，我问问她婆婆的电话？”
“你知道她婆婆的电话？”
“不知道。”老伴摇摇头，“要不，问问吴翠兰？雅静以前跟她最好，她应该有联系。”
吴翠兰是雅静的发小，以前在一个村子住，后来嫁到市里去了。我跟她不熟，但偶尔在集市上碰到过。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吴翠兰的电话。响了很久，差点要挂了，那边才接。
“喂，谁呀？”吴翠兰的声音很大。
“翠兰，是我，雅静她爸。”
那边愣了两秒，然后说：“哦，陈叔啊，好久不见。怎么了？”
“我想问问你，最近跟雅静联系过没有？我打她电话她老不接。”
吴翠兰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变得低了一些：“她换号了叔，你不知道？”
“换号了？”
“换了有两年了。她以前的号不用了，现在用的新号码。”
我愣住了。换号了？那我现在打的这个，是她的新号还是旧号？
“她换了什么号？你跟我说说。”
吴翠兰报了一串数字。我赶紧让老伴拿笔，记下来。
挂了电话，我盯着那张纸条看了半天。突然想起一件事——昨天我用老朱的手机打过去，雅静接的那个号，跟吴翠兰说的新号不一样。
那就是说，昨天我打她的旧号，打不通。
后来用老朱的手机打，打通了。
但那不是她的新号，是她的旧号——旧号她还用着，只不过她把我们全家都拉黑了。
这个认知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我拿起老朱给我的那张纸条，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过去。
响了四声，那边接了。
“喂？”
是她的声音。没错，是雅静。
我的声音突然有些哑：“雅静，是我。”
那边顿了一下，然后很平静地说：“嗯，知道。”
“你怎么换号了？怎么都不跟家里说一声？”
又是一阵沉默后，她说：“爸，你这新号码也能找到我，不挺能的嘛。”
她的语气平静得不像话，没有一点不满的情绪在里面。但我听得出来，那平静里面，隔着千山万水。
“你怎么老不接我电话？”
“我接了啊。”
“我不是说你今天没接，我是说我打了好几天的，你都没接。”
“哦，那些我给你挂了。”
她回答得理直气壮，没有一丝愧疚。
我心里憋着一股火，但不知道为什么，又发不出来。
“你妈腿摔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妈打过电话了。”
“那你怎么不回来看看？”
“我寄了钱。”
“寄钱算什么？”
“那你要我怎么样？”
她突然反问了一句，声音比刚才大了一点，但很快又压平了。
“爸，我不是不想回去。我就是觉得——我回去没什么意思。你们一家子高高兴兴的，我在那儿，反而尴尬。”
她说“你们一家子”的时候，声音有点涩。我隔着一个听筒，都能感觉到她心里那根刺。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雅静，你……”
“爸，我要去干活了。”
“那改天你再……”
“嗯。”
电话就这么挂了。
我举着手机，站在客厅里，半天没动。窗外有风灌进来，吹得窗户嘎啦嘎啦响。
老伴出来问我：“打通了吗？”
“打通了。”
“她说什么？”
“她说，她在你们家挺尴尬的。”
老伴低下头，没说话。她转身回了厨房，弯腰擦了擦灶台，擦了又擦，动作很慢。
我站在窗前往外看。
院子里那棵枣树，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零零散散地飘下来。
那年雅静还在家的时候，枣子熟了，她都一个一个摘下来，洗干净了，给我端到面前。
我想不起来了，那是什么年的事。但我记得那颗枣树的位置，还记得雅静站在树下，踮着脚尖，伸手够那一串最大的枣子。
那时候她多大？大概八九岁吧。
05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老伴已经睡熟了，打着微微的鼾。我披了件衣服爬起来，坐在客厅里抽闷烟。烟灰缸满了，我又倒掉，继续抽。
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些碎片。
雅静小时候的样子，她嫁人的那天，她抱着孩子在院子里坐着的那天，她在电话里说的那句“你们一家子高高兴兴的”。
我越想越睡不着。
摸到手机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
我鬼使神差地打开手机相册，想找找雅静的照片。
翻来翻去，最近的一张还是她三年前回来那次，我随手拍的。
照片里她站在院子里，穿着件灰色外套，头发扎在后面，脸上没什么表情。
她看起来老了很多，不像三十多岁的样子。
我记得她年轻的时候多水灵啊。白白净净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但现在这张照片里，她笑都不笑一下。
我看着照片，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年分钱，是五月份。
天气已经开始热了，太阳晒得人发昏。
我坐在院子里，面前摆着三张卡，一张一百二十一，一张一百五十四，还有一张两万块——那张是我给雅静准备的，说是“给你留点体己钱”。
但最后我没给，因为我跟她说“你丈夫挣钱也不容易，你们省着点花”。
我当时是出于什么心理才这么说的？我是真的觉得她不该拿那笔钱，还是觉得给了她，她就真的走了？
我越想脑子越乱，干脆把手机扣在桌上，不看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睡着了。但睡得不安稳，做梦都是乱七八糟的。
我梦见自己站在一个院子里，雅静在远处的屋里，我喊她，她不理我。我往前走，她往后退。我怎么走也到不了她跟前。
猛地惊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老伴站在我面前，端着一碗豆浆，脸上担忧地看着我：“做噩梦了？出了一头汗。”
我抹了把脸，接过豆浆喝了一口，烫得舌头生疼。
“我今天去一趟。”我说。
“去哪儿？”
“去找雅静。”
老伴愣了一下，问我：“你知道她在哪儿？”
“吴翠兰不是说了吗，她还在市里那个修车铺。我坐大巴去，中午就能到。”
“那……咱们准备点什么？”
“不用准备什么。”我把豆浆喝完，“我就是想去看一眼，看看她过得咋样。”
老伴没说话，转身去了里屋。过了好一会儿，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千块钱和一些土特产。
“你把这个带给她。”
“这是什么？”
“土鸡蛋，自家腌的咸菜，还有两千块钱。”老伴把袋子塞到我手里，“你就说，是妈给的。”
我看了看那袋东西，心里有点酸。
“她不会收的。”
“收不收是她的事，给不给是我的事。”老伴眼眶有点红，“东西你拿着，别给我丢。”
我说不过她，提着袋子上路了。
坐大巴去市里要两个半小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一点变化。田野、村庄、小城镇，那些熟悉的景色慢慢被钢筋水泥取代。
我掏出手机又看了看吴翠兰发来的地址——城东区振兴路，一家叫“老卢修车”的铺子。
大巴到了站，我打了个车过去。司机是个四十出头的男人，看到地址说了一句：“那家修车铺啊，我知道，老板人挺实在的。”
我问：“你认识那家人？”
“不算认识，去修过两次车。老板姓卢，腿脚有点不便，干活利索，价格公道。她老婆也在铺子里帮忙，挺能干的一个女人。”
我没接话，心里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车子七拐八拐，进了一条老旧的街道。
路两边全是那种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子，墙面斑驳，电线乱拉。
修车铺在路边，门口堆着各种轮胎和工具，一个瘦瘦的男人正趴在一辆面包车下面修车。
司机指着那个修车铺说：“就那家。”
我付了钱，下了车。
站在路边，看着那家修车铺。
铺面不大，两间门面打通了，地上黑乎乎的满是油污。
一个中年女人从屋里走出来——我看到那个身影，心里猛地一紧。
是雅静。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头发随便扎着，袖子卷到手肘，手上全是机油。她蹲在一个轮胎旁边，拿着工具拧螺丝，动作麻利得很。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她干活的样子，半天挪不动步子。
这就是我那分了一百二十一万、一百五十四万给大女儿和儿子的结果。小女儿在这里给人修轮胎。
一阵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灰尘。我眯了眯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迈开步子走了过去。
走到铺子门口，那辆面包车下面钻出来一个男人。他站起来，看到我，愣了一下。
“叔，你找谁？”
我说：“我找雅静。”
他回头看了一眼蹲在地上的女人：“雅静，有人找。”
雅静抬起头，看到我的那一瞬间，她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
她把手里的扳手放下，站了起来。拿布擦了擦手上的油，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说了一句：“爸，你怎么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你。”
她把布扔在一边，说：“那你进来坐吧。”
我跟着她走进铺子里面。
地方不大，堆满了工具和零件，空气里飘着机油味。
她拉了一把塑料凳子给我坐，自己蹲在一个工具箱旁边，拿了瓶矿泉水递给我。
我接过水，没拧开，就那么握着。
她蹲在那里，抬头看着我。眼睛不像以前那样亮，眼角多了几道皱纹。头发也不像以前那样黑，有几缕白的。
“你怎么不跟我说你过得不好？”我问她。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不是开心的笑，是苦笑，带着一点自嘲。
“我说了有用吗？”
06
我在修车铺里坐了一个多小时。
雅静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干手里的活。她动作麻利，螺丝拧得又快又准，完全不像个女人。来修车的客人进来，她都跟人打招呼，客客气气的。
有个中年男人开着一辆旧面包车进来，说底盘有异响。
雅静趴下去看了看，说“减震器坏了，得换”。
那人问多少钱，她说“连工带料四百”，那人还了还价，说三百五行不行。
雅静想了想，说行。
然后她蹲在那里拆减震器，一拆就是半个多小时。我坐在旁边看着，看到她胳膊上那块疤，心里不是滋味。
“你胳膊上这道疤怎么回事？”
雅静低头看了一眼：“干活时候划的，没事。”
“怎么不去医院缝几针？”
“不用，自己好了。这种小伤，破了皮，过几天就长好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早就习惯了。
我心里不是滋味。
“老卢呢？”我问她。
“出去送货了。他腿不好，最近又疼得厉害，我让他少干点，他不听。”
“腿怎么回事？”
“那年车祸留下的老毛病，一到天冷就疼。”
她说着，从轮胎下面钻出来，拿桶水洗了洗手，给我倒了杯水。我看她手上全是茧子，指关节粗大，不像个女人的手。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我问她。
雅静看了我一眼，像是想了一下才回答：“够花。看淡季旺季吧，好的时候万把块，差的时候三五千。”
“那够你们一家子花？”
“省着点花，够了。”
她说完，又蹲下去干活了。她的背影看起来瘦瘦的，但脊背挺得直直的。
我看着她干活的样子，忽然就想起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年她十七八岁，在镇上的服装厂打工，每天早出晚归，一个月挣六百多块，寄回来五百。
她自己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随便扎着，脚上永远是那双布鞋。
那时候我觉得，那是她该做的。她是姐姐，就该供弟弟读书。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念头到底是从哪来的？凭什么她就该吃苦？我为什么从来没觉得不忍心？
我在修车铺待了一下午。
雅静干活的时候不怎么说话，我也没出声。就是偶尔看看她，看看这个铺子，看看她那个样子。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塞着，又酸又胀。
快傍晚的时候，老卢回来了。他开着一辆破三轮车，车上装着几箱零件。他看到我，愣了一下，但还是挤出一丝笑容：“叔来了。”
“嗯。”我应了一声。
他下了车，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我看他走路的样子，知道他腿确实有毛病。
他走到我面前，轻声说了句：“你坐，我去做饭。雅静晚上还要赶个活。”
老卢进了后面那小屋，不一会儿飘出来一股辣椒味。我隔着帘子看了一眼，小屋很小，摆着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台小电视，还有个煤气灶。
那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那间屋子比我家那个杂物间还小。
晚上六点多，老卢端出一碗面条，里面卧了个荷包蛋，还放着几片青菜。他把碗放在我面前：“叔，你先吃着。雅静干完活就来。”
我看着那碗面，有辣椒，有蒜苗，香气扑鼻。但我的肚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一口也吃不下。
雅静从外面进来，手里还拿着扳手。她看到那碗面，对我点点头说：“吃吧，我爸做的面挺好吃的。”
我说我不饿。
她没多劝，自己盛了一碗，坐在我对面吃了起来。她吃得很香，呼噜呼噜的，一点不像个女人家吃饭的样子。但我看着看着，心里忽然就酸了。
她今年才三十九岁。
但看起来像五十多岁的人了。
吃完饭，老卢收拾了碗筷，去外面洗。雅静坐在那里，捧着一杯水，看着我。
“爸，你这次来，不光是来看我的吧？”
她问得很直接，直接到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你妈让我来看看你。”我说。
“妈身体还好吧？”
“还好，就是那条腿一直不太好。医生说是骨质疏松，要静养。”
雅静点点头：“那过段时间我回去看看她。”
“你什么时候回去？”
她没说话，只是低头看着杯子里剩下的水。
“雅静，你心里是不是在怪爸？”
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面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怪什么呢？”
“怪我没把钱分给你。”
她笑了一下，那笑很淡：“爸，你真觉得我是为了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