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违宪团聚令引争议，家庭团聚前景未卜

来自阿富汗的阿斯塔纳·库尔一直在争取把妻子和女儿接到德国。15岁的叙利亚少年塔伊姆·哈桑则在想，自己何时才能再见到父母。

6月一个周六的清晨6时17分，阿斯塔纳·库尔的手机响了。27岁的他说，女儿们只是想听听父亲的声音，好让自己不那么孤单。

哈迪贾、艾莎、法蒂玛和鲁基娅住在阿富汗东北部法里亚布地区的一个村庄里。通常最先打来电话的是9岁的哈迪贾，或者8岁的二女儿艾莎。“我尽量一直在线，这样她们害怕的时候就能给我打电话。”

在塔利班攻占法里亚布之前，库尔曾在一所女子学校当教师。那时，他最小的女儿鲁基娅才1岁。其实在塔利班占领这座城市之前，他们就已经威胁过他。激进伊斯兰主义者无法接受他给女孩教授化学和自然科学。2021年8月塔利班掌权后，库尔逃到了德国。

在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路德维希港，库尔住处后院铺着混凝土，车库上方是一排排像蜂巢一样伸出的阳台。阳台上摆着植物，也晾着许多儿童衣物。库尔说，他原本已经为家人租好了房子，希望一家人很快能团聚，也希望患有严重肝病的妻子能在德国得到更好的治疗。

那样一来，妻子因肝硬化住院时，女儿们就不用像现在在法里亚布这样，每隔一两周就独自在家。只要妻子顾不上孩子，库尔就能随时照料她们。但事情的发展与他的计划完全不同。

2025年6月27日，德国联邦议院决定将“附带保护身份”者的家庭团聚暂停两年。不到一个月后，法律生效，正在进行的程序全部冻结。只有那些签证已经获批的家庭，才能领取签证并入境。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这项暂停措施影响，目前没有可靠统计，但专家估计人数达到数万。

在德国，获得附带保护身份的，主要是像阿斯塔纳·库尔这样逃离战争或不人道待遇的人。到2024年底，德国境内有接近300000名来自叙利亚的附带保护身份者，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各约20000人，此外还有来自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人。

对成年人来说，如果想把配偶或子女接来德国，必须证明有足够住房，并能独立承担生活费用。对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则没有这一要求，但在德国大多数联邦州，他们通常只能为父母申请家庭团聚。

2022年，阿斯塔纳·库尔获得附带保护身份。不久后，他开始在邮政系统送包裹。靠自己养活自己、为家庭承担责任，对他而言很重要。

根据库尔向国际移民组织提交的家庭团聚困难个案申请，2024年10月24日，他的妻子和女儿们曾前往伊斯兰堡的德国使馆办理家庭团聚面谈。此后，这个家庭一直在等待。出于安全考虑，库尔不愿公开妻子的名字。

即便在黑红执政联盟暂停附带保护身份者家庭团聚之前，家庭重聚往往也要等上数年。2025年，难民仅等待庇护申请结果，平均就要大约1年。许多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还要等待正式年龄认定。

身在国外的家属还要排队等待德国使领馆的面谈预约。不同国家等待时间差异很大。德国联邦政府在答复左翼党议员质询时表示，在阿克拉、伊斯兰堡和达喀尔等地的使馆，从提出申请到获得预约，目前都要超过52周，也就是1年多。

而暂停措施出台后，有些家庭的分离时间被进一步拉长；对另一些家庭来说，则意味着可能再也无法团聚。对于那些将在2027年7月23日这一截止日前成年的人来说，把父母接到德国的机会几乎已经不存在。

“这不人道，也太没有人情味了。”15岁的塔伊姆·哈桑这样说。这个穿着宽松牛仔裤和运动鞋的少年，11岁时从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经土耳其来到德国基尔，身边没有父母。4年过去了，他仍在等待，盼着有一天能再次和父母、兄弟姐妹团聚。

如果有机会对来自基民盟的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和来自基社盟的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说些什么，他会说：“你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决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这是5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基尔峡湾海滨步道“基尔线”上，冰淇淋车旁、晒太阳的人群间，矗立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议会所在地——基尔州议会大楼。塔伊姆·哈桑说，他曾进去过一次。明年，他想去一名议员那里做职业实习，还想竞选基尔青年议会。

他的诉求很直接：让分离的家庭团聚，把富人的钱重新分配给穷人。他常和班里的朋友来这条海滨步道，可以游泳，也不用像去游泳馆那样买门票。

塔伊姆·哈桑在学校最喜欢数学。代尔祖尔在“伊斯兰国”与叙利亚政府军交战期间，学校一度关闭，是祖父教他学会了算术。他也喜欢地理。

在基尔，哈桑和叔叔住在一起。叔叔更早来到德国。“他对我很好。但不管我是难过还是高兴，我都还是想让父母在身边。”哈桑说，“最难受的应该是我妈妈。每次她做了我特别爱吃的东西，都会给我打电话。”比如酿葡萄叶。

得知家庭团聚被暂停后的前两周，他说自己“特别难过”。“在学校里我根本没法集中注意力，但我没有告诉别人。”他也只会一个人偷偷哭。后来，他把这项法律解释给父母听。“他们说，如果早知道会这样，绝不会把我送到德国来。这话听着很难受。”

2022年刚到德国时，哈桑原以为最迟两年内就能再见到家人。他说，当时是叔叔替他提交了庇护申请。2023年，他获得附带保护身份。随后，他的父母和3个年幼的兄弟姐妹在邻国黎巴嫩的德国使馆登记，进入面谈等候名单。

当时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获得附带保护身份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理论上还可以把兄弟姐妹也接来。但这始终停留在理论层面。哈桑一家自那以后一直在等待贝鲁特使馆的预约。“现在我来德国快4年了，他们还是没来。”塔伊姆·哈桑说。等到2027年7月这一截止规则失效时，距离他17岁生日也只剩几个月了。

这段时间里，他的家人已经从代尔祖尔搬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艰难维持日常生活。哈桑说，父亲是公交车司机，工资几乎不够养家。根据“生命线”协会为塔伊姆·哈桑制作的困难个案申请材料，他家附近还时常发生枪击。而在代尔祖尔，库尔德武装会征募青少年服兵役。

“生命线”协会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和志愿监护人提供支持。塔伊姆·哈桑的困难个案申请，就是在该机构社工帮助下提交到贝鲁特使馆的。

有些青少年像哈桑一样与亲属同住，另一些则住在青少年福利机构。负责“生命线”无人陪伴未成年人青年活动点的胡萨姆·阿勒瓦尼说，很多孩子在学校之外的日常生活缺乏结构。“没有人会问他们想培养什么爱好，也没有人会在暑假带他们出去旅行。”

因此，阿勒瓦尼和一名同事每周一和周五晚上都会组织集体活动，周五还会一起打游戏机。在基尔“生命线”的临街活动室里，摆着沙发和桌上足球，也有吉他。暑假期间，阿勒瓦尼还曾带着这些青少年去过慕尼黑、不来梅和柏林。

阿勒瓦尼估计，在2025年暂停措施出台前，他所接触的无人陪伴未成年人中，大约有30%成功实现了家庭团聚。“新法宣布后的第一次活动非常糟糕。”他说，很多人都在问，媒体上说的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只能告诉他们，是真的。”阿勒瓦尼回忆道。

哈桑是其中年纪较小的一个。他感受到了那些年纪更大的孩子的绝望——对他们来说，家庭团聚如今已经彻底无望。“有人哭了，有人情绪失控，也有人把挫败感全都憋在心里。”阿勒瓦尼说，“很多青少年还会承受来自家庭的额外压力，因为家里人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团聚程序会拖这么久。”

有时，阿勒瓦尼和同事甚至会加入他们与家人的通话，向家属解释，拖延真的不是孩子们的责任。“这件事本身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拖这么久，规则还不断变化。”他说，许多青少年夹在两种期待之间：一边是家庭的期待，另一边则是德国学校和行政机构对他们融入社会的要求。

柏林的咨询机构BBZ也反映了类似情况。一名顾问说：“如果父母和兄弟姐妹还生活在战区，孩子们还会一直担心他们的安危。在这种情况下，想真正适应这里的生活，是极其困难的。”

完全叫停某一类人的家庭团聚，在法律上存在违宪风险。因此，法律说明中写明，困难个案不受暂停措施影响，依据《居留法》第22条仍可接收相关人员。按照这一条款，“基于国际法义务或紧迫的人道主义原因”，可以发放居留许可。德国外交部在回应采访时表示，目前已签发10份此类签证，另有大量案件仍在深入审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