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随笔｜用光影凝聚民族认同、振奋抗争精神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6月12日至6月21日举行。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电影节开启超长放映模式，电影展映活动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生动演绎了一座城市与电影的双向奔赴。

上海，一座集艺术创作、社会动员与精神引领于一体的影视文化重镇，不仅是中国现代电影事业的发祥地，更是民族危亡之际凝聚民心、振奋精神的重要阵地。回首当年，电影这门新兴艺术同样被赋予了沉重的时代使命。从无声到有声，从商业娱乐到救亡号角，上海电影界在民族危亡与社会变革的洪流中，始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将镜头对准现实，用光影记录苦难、凝聚民心、振奋精神，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担当之路。

产业奠基与市场初兴：电影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时代之窗——

上海电影能够承担时代记录者的角色，首先在于其深厚的产业土壤与庞大的观众基础。电影并非天生就是“严肃艺术”，它的影响力首先来自其作为大众娱乐商品的广泛普及。

影院建设与观众群体的迅猛扩张，为电影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早在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乍浦路创建虹口活动影戏园（后改名为“虹口大戏院”），拉开了上海乃至中国电影院历史的序幕。此后，影院建设如火如荼。据《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统计，至1933年，上海电影院数量已激增至44家，在当时全球电影院最多的城市中名列第七。1920年至1937年间，上海几乎每年都有新建影院落成，其中1930年一年就新建了10家。这些影院中，既有如1928年建成、被誉为“远东第一影院”的大光明大戏院这样的豪华首轮影院，也有众多面向普通市民的中小影院。到1930年前后，掌控大光明、国泰等8家影院的联合电影公司和管辖北京、南京、大上海三家影院的联怡公司，以其为代表的院线格局基本形成，放映网络日趋完善。

制片公司的百花齐放与产量激增，确保了内容的持续供给。放映端的繁荣刺激了制片业的勃兴。1922年，明星影片公司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随后，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中国电影通史》记载，1922年至1926年间，全国出现的电影公司有175家，其中上海一地就超过了140家。国产长故事片的年产量也从1923年的区区5部，猛增至1926年的100余部。明星、天一、联华等公司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电影广告在《申报》等大众媒体上的版面日益增多，取代了以往戏剧广告的主导地位，标志着电影已从新奇玩意儿转变为“极多数人的爱好与欣赏”的日常娱乐，乃至“有驾而过之（旧剧）的趋势”。

正是这庞大的影院网络、成熟的制片体系与数以十万计的日常观众，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传播场域。当时代需要发出声音时，电影便不再是单纯的消遣，而是成为能够触达城市各个角落、影响各阶层民众、广泛而有效的现代媒介工具。这为上海电影后续承担更重大的社会使命，提供了独具价值的平台。

转向现实与左翼锋芒：以电影为武器揭露社会、唤醒民众——

20世纪30年代初，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上海电影商业化、类型化，尤其是武侠神怪片泛滥的喧嚣中，一股新的力量开始注入影坛。左翼文化工作者在“文艺大众化”思潮引领下，开始向电影阵地进军，推动中国电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从逃避现实的娱乐，转为批判现实的武器。

左翼影人进入主流公司，夺取创作主动权。1933年是关键转折点。面临危机的明星公司，由洪深推荐，邀请夏衍、郑伯奇、阿英三人加入，与郑正秋、张石川共同成立编剧委员会。3月5日，第一部左翼影片《狂流》诞生。影片以长江水灾为背景，揭露富商贪污堤捐、罔顾灾民生死的罪恶，正面描写了贫富阶级间的尖锐矛盾。导演程步高曾亲赴灾区拍摄新闻片，影片中穿插的真实水灾镜头，赋予了故事震撼人心的现实力量。《狂流》公映后大受欢迎，被誉为“明星公司划时代的力作”。同年，明星公司又接连推出描写包身工血泪的《女性的呐喊》、揭露资本家压迫的《脂粉市场》，以及根据茅盾小说改编反映农村破产的《春蚕》等一系列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影片。

进步电影阵营不断扩大，形成创作合力。左翼文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明星公司。联华公司的艺术家同样受到感染，拍摄了《三个摩登女性》《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等反映现实、塑造新时代女性形象的影片。就连一贯拍摄武侠古装片的天一公司，也开始聘请苏怡、汤晓丹、柯灵等新文艺工作者，拍摄《东北二女子》等宣传抗日的影片。更为激进的艺华影业公司，在田汉主持下，接连推出《民族生存》《肉搏》《中国海的怒潮》等直接描写抗日斗争的影片，其激昂的情绪“超过‘联华’和‘明星’”，吸引了大量爱国观众。

建立独立阵地，在压迫中发出最强音。随着进步电影阵营的扩大，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随之而来，包括发布禁拍抗日影片的“通令”，甚至于1933年11月12日派暴徒捣毁艺华公司。但左翼影人并未退缩，他们转而建立自己的阵地——将电通器材公司改组为制片公司。电通公司相继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等影片。其中，《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救亡运动的号角，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些影片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民族意识，照亮了银幕，也唤醒了无数观众的良知与斗志。

“孤岛”不屈与“艺术炸弹”：在沦陷阴影下坚守民族气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除租界外沦陷，租界成为“孤岛”。明星公司毁于炮火，联华迁港，大批进步影人撤离。上海的电影环境急剧恶化，日伪势力渗透，低级无聊的影片充斥市场。然而，留守的上海影人并未放弃抗争，他们以惊人的智慧与勇气，开辟特殊战线。

《木兰从军》点燃“孤岛”爱国热情。1939年春节，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陈云裳主演的古装片《木兰从军》在新建的沪光大戏院上映。影片借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有力地宣扬了保家卫国的精神。片中插曲“强盗贼来都不怕，一齐送他们回老家”，在观众中广为传唱。影片连映三个月，轰动一时，为迷茫中的“孤岛”电影业指明了“拍摄古代爱国故事片”的道路，也被进步舆论赞为“孤岛电影创作环境中的正确道路”。

弘扬民族精神的历史题材影片蔚然成风。在《木兰从军》的带动下，上海各公司掀起拍摄爱国历史片的热潮。“华新”推出《费贞娥刺虎》《林冲雪夜歼仇记》《苏武牧羊》等，“华成”“艺华”等公司也出品了《葛嫩娘》《秦良玉》《梁红玉》等影片。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歌颂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持续向观众输送抵抗的信念与文化的自信。

影剧人士多方抗争彰显不屈风骨。电影界的抗争是多方面的。京剧大师周信芳与电影编剧朱石麟合作，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徽钦二帝》等激励观众，被誉为“投向敌人的两颗艺术炸弹”。《徽钦二帝》仅演21天即遭禁演。周信芳又准备上演《文天祥》，并将剧名高悬于卡尔登大戏院门口，虽未能上演，但其浩然正气鼓舞着世人。导演费穆在民华公司编导《孔夫子》，影片中“勇者不惧”“杀身成仁”的台词，无疑是对敌伪的当头棒喝。这些在“孤岛”坚守的文化人，用艺术的形式，在精神层面构建了一座不屈的堡垒。

战后批判与迎接新生：记录黑暗与光明交替的时代脉搏——

抗战胜利后，一方面，从大后方复员的进步艺术家与留守上海的影人会合，创作力量空前壮大；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劫收”和内战的阴云，又给社会带来新的痛苦。上海电影人敏锐地捕捉了这一历史转折期的社会情绪，创作出一批深刻反映现实、批判黑暗、期盼光明的经典之作。

昆仑影业公司与进步电影的新高峰。在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建立一家电影制片厂”的指示下，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等人于1946年成立联华影艺社，次年5月跟原来的昆仑影业公司合并，保留了“昆仑影业公司”这个名字。他们在1947年拍摄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以抗战演剧队的经历为线索，展现了抗战期间与胜利后社会的动荡与人民的苦难，插曲《你这个坏东西》成为讽刺时弊的流行歌曲。随后推出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将时代巨变浓缩于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之中，影片在上海连映三个月，观众达70万人次，创下国产片卖座新纪录。

多元创作中的批判与坚守。其他电影公司也贡献了优秀作品。文华公司拍摄的《夜店》《艳阳天》等片各有特色。国泰公司出品的《无名氏》由于伶编剧，揭露了抗战中普通家庭的磨难与胜利后的失望。大同公司的《梨园英烈》等也脱颖而出。1948年拍摄的越剧戏曲片《祥林嫂》，更是将新文艺思想与地方戏曲形式相结合，产生了广泛影响。

上海电影与民族命运的共振：时代担当背后的三大特性——

回望这段征程，上海电影与民族命运的共振，背后蕴含着三个鲜明的特性。

其一，植根大众的产业特性。上海电影的时代影响力，首先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当一个覆盖制片、发行、放映的完整产业链和市场网络迅速形成，便使得电影不再是少数人的消遣，而是如时人所评，成为“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具备了影响最广泛民众的物质条件。正是这种大众化、产业化的特性，为后续的思想传播与文化动员提供了平台。

其二，直面现实的创作特性。无论是当时左翼电影对阶级矛盾与民族危机的直接揭露，还是“孤岛”时期的抗争，抑或是抗战后对国民党统治黑暗现实的深刻批判，上海电影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察与深度介入。这种创作特性，使其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记录时代苦难、反映人民心声、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

其三，灵活坚韧的生存特性。当年，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在“孤岛”沦陷的险境中、在战后复杂的舆论场里，上海电影人既创作出严肃的史诗级作品，也推出社会讽刺式喜剧，让进步声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得以持续发出。

那段岁月里，上海电影人将胶片化为史册，让银幕成为讲堂，用光影凝聚民族认同、振奋抗争精神，记录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征程。这场基于产业繁荣、发于艺术良知、成于时代担当的光影铸魂之旅，是上海城市文化血脉中的红色基因，也是中国电影的宝贵精神遗产。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姜杉）

原标题：《学林随笔｜用光影凝聚民族认同、振奋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