晾衣服这件事,你每天可能都在做。站在窗边,伸手把湿衣服挂上晾衣架,也就是几秒钟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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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林那天也是这样。可能是踩滑了,可能是重心偏了,一个几乎没人会放在心上的小瞬间,她整个人从六楼窗口翻了出去。
意外之所以叫意外,就是它来的时候不讲任何道理。
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的时候,赶来的家人几乎认不出她。脸肿得变了形,衣服上全是血,双腿以不正常的角度弯曲着。医生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别想以后的事,咱们先把今天熬过去。
这个“今天”一熬就是六十七天。
在ICU里,时间是另外一种算法。外面的世界过一天,里面的人要熬过好几次生死线。呼吸机参数调一次,血压可能掉一次;调整输液方案,电解质可能乱一次;尝试减少镇静剂量,颅内压可能飙一次。伍林的家属说,那些天手机一响就心慌,怕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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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上那些伤,光听名字就知道有多重。
颅骨骨折——脑子外面那层硬壳裂了。脊柱多处骨折——支撑身体的柱子断了。骨盆粉碎性骨折——下半身的底座碎了。股骨干骨折——大腿的粗骨头断了。跟骨碎裂——脚后跟成了一堆小骨头。尺骨骨折——胳膊上也断了一截。
还有一个数字没写在诊断书上,但医生们都记着:二十四岁。她还那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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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这件事,在重症救治里是实实在在有分量的筹码。身体恢复能力强,器官代偿能力好,对治疗的反应更敏感。医生后来说,如果同样一份伤放在六十岁的人身上,结局可能完全不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轻松过关了。
每个经历过长期住院的人都知道,最难熬的不是手术那几天,而是漫长的恢复期。一天接一天的输液,一顿接一顿没味道的营养餐,一次又一次痛到冒冷汗的康复训练。伍林从不在别人面前哭,但护士好几次半夜查房,看到她枕头是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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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五月份,她开始慢慢能在床上坐起来。第一次坐起来的时候,她看着窗外的树发了很久的呆。护士问她看什么,她说好久没看到绿色的东西了。
六月中旬她申请出院那天,康复科给她做了最后一次床旁评估。左眼失明、右腿肌力三级、左腿肌力四级,走路暂时还得靠轮椅。但她的精神状态比她刚进来的任何一天都好。
她在出院记录上写了一句简短的话:谢谢你们,我会好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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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故事其实一直在发生。有建筑工人从高处坠落,在重症监护室躺了整整四个月,后来拄着拐杖自己走出了医院。也有年轻学生意外坠楼,经过一年多的康复,重新回到了教室。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扛过了最危险的阶段,也愿意用漫长的时间去接受康复的慢过程。
伍林的腿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稳,左眼的视力回不来了,脸上的疤痕也需要慢慢消退。但她能自己吃饭了,能笑着跟人聊天了,能把手机里朋友发来的信息一条一条看完了。
从晾衣窗台到康复病房,这条路她用六十七天走完。接下来那条更长的路,希望她走得不急不慌,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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