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一老人去世，娘家人来了近50口亲属，上礼时只有三个人的名字

礼单

半夜电话响了，我妈打来的，说村东头的春生奶奶没了，让我赶紧回去。

我迷迷糊糊应了一声，看了一眼手机，凌晨四点十七分。窗外不知道谁家的狗在叫，一声长一声短，像在哭似的。

春生奶奶其实不叫春生奶奶，她男人叫赵春生，四十年前就没了，剩下她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大儿子早早去了省城，二闺女嫁到了隔壁县，小儿子倒是在村里，但前年出了车祸，瘫在床上，靠媳妇伺候。春生奶奶八十三了，身体一直硬朗，上个月还见她坐在门口剥玉米，手快得很，噼里啪啦的。谁能想到说走就走了。

我开车回去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雾气还没散尽，田野里白茫茫一片，路边的杨树叶子一动不动，死寂得让人心慌。

进了村就听见哀乐声，唢呐吹得凄凄惨惨的，像把人的心肝脾肺都掏出来晾在风里。灵棚搭在春生奶奶家门口那片空地上，蓝白布条在晨风里飘来荡去，没什么劲儿。帮忙的人已经来了不少，搬桌子的搬桌子，烧水的烧水，张罗着早饭。农村办丧事就是这样，人死了反而比活着的时候热闹，来来往往的脚步声把死亡踩得不那么吓人。

我找到我妈的时候她在厨房里帮忙择菜，一看见我就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拽着我袖子往外走。

“你来得正好，”她压低嗓门，“春生奶奶娘家来人了，好几十口子，你赶紧去前头帮着写礼单，老张头昨晚喝多了酒现在还没醒。”

我说我哪会写这个。我妈瞪我一眼：“就记个名字和钱数，你读了大学连这个都不会？”

我只好去。

灵棚前面摆了一张八仙桌，上头铺了红纸，毛笔搁在砚台边上，墨汁已经干了，我又倒了点水重新磨开。账本翻到新的一页，我用毛笔蘸了墨，等着来上礼的人。

春生奶奶娘家是河对岸刘家坳的，从那边过来要过一座老石桥，再走三里土路。我小时候听老人说，春生奶奶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娘家陪了一头驴和两床新被子，算是风风光光的。但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娘家和这边走动得越来越少，我印象里春生奶奶很少回娘家，逢年过节也没见谁来看她。

正想着，听见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村口那条土路上黑压压来了一群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也参差不齐，有穿孝衫的，有穿灰布褂子的，还有几个年轻人穿着牛仔外套。打头的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头，瘦得像根竹竿，脸上皱纹深得能夹住蚂蚁，走路拄着一根黑漆漆的拐杖，步步都踩得很稳。

到了灵棚跟前，那老头站住了，身后乌泱泱的人也跟着停下来。我数了数，少说也有四五十个，把灵棚前面那片空地塞得满满当当。帮忙的人都停了手上的活，交头接耳地看。

老头没急着上礼，先拄着拐杖走到灵棚里，对着春生奶奶的遗像站了很久。遗像上是春生奶奶六十来岁时候照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微微抿着，看不出笑还是不笑。老头看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但离得远听不清。最后他鞠了三个躬，每一个都弯得很低，拐杖差点没拄稳，旁边一个中年男人赶紧扶了一把。

我低头翻账本，找到春生奶奶娘家那一栏。前面几次办事，娘家来人最多也就四五个，礼钱凑在一起不过两三百。今天来了五十个，怎么也得记满两页纸。

老头从灵棚里出来，走到我桌前。他从怀里摸出一个蓝布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有整有零，数了数，八百块。他把钱搁在桌上，说：“刘满囤，八百。”

我赶紧记上，又问：“后面这些……”

老头摆摆手：“他们不上。”

我愣了。“不上？那他们来……”

“来送送。”老头说完就走了，拐杖在地上笃笃地敲，一行人跟着他往灵棚后面去了，有人开始哭，哭声闷闷的，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我拿着毛笔愣了半天。五十口人来，就上一个礼？老张头要是醒着肯定得骂娘。但人家不上你总不能按着手硬掏。

接下来又来了些别的亲戚邻居，我埋头记了一阵。写到半上午的时候，忽然有人从背后拍了我肩膀一下。回头一看，是我妈。

“咋样了？”她问。

我说娘家那边就上了一个，刘满囤，八百。

我妈皱了皱眉，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追问，她才叹口气：“你知道刘满囤是谁？”

我摇头。

“春生奶奶的亲弟弟，”我妈说，“她娘家就剩这一个弟弟了，其他都是侄子孙辈的。”

“那其他人为啥不上礼？”

我妈看了一眼灵棚那边，压低声音：“春生奶奶十八岁嫁过来，娘家当时不同意，她硬要嫁。嫁过来之后不到三年，她爹就病死了，她没回去。后来她娘走的时候，她也没回去。说是这边孩子小走不开。再后来……”我妈顿了顿，“她弟弟来接过她好几回，她都不肯回。就这么断了。”

断了。断了四十多年的亲情，今天来了五十个人。我突然想起刚才那个老头——刘满囤——他对着遗像鞠躬的样子，腰弯得那么低，拐杖都在抖。八十三岁的姐姐死了，七十多岁的弟弟来了，带着一大家子四五十口人，过桥走三里路，巴巴地赶来，却只上了八百块钱的礼。

这不是来上礼的。这是来见最后一面的。

我又翻回那一页，看着“刘满囤”三个字，墨迹已经干了，黑沉沉的。我忽然想，这五十个人里，是不是有人从出生就没见过这个嫁出去的姑奶奶？是不是有人压根不知道今天来送的是谁？但他们还是来了，天没亮就动身，走土路过石桥，站在灵棚前面，把那片空地站得满满的。

中午开席的时候，五六十张桌子摆满了春生奶奶家门口的场院。娘家那五十口人坐了五桌，刘满囤坐在主桌上，一碗面条吃了半天，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面条都坨了也没吃几口。

我端着碗在旁边桌坐下，听见隔壁桌两个年轻女人小声说话。一个说：“姑奶奶长啥样啊我都没见过。”另一个说：“我小时候见过一回，她来我们家送过一篮子枣，那时候我还小，就记得她手糙得很。”第一个又问：“那她咋不回来？”第二个沉默了一会儿，说：“谁知道呢。”

我低头扒饭，觉得喉咙里堵着什么似的。

下午出殡的时候，我站在人群后头。棺材抬出来的时候，娘家人突然哭成了一片。那种哭跟这边亲戚的哭不一样，这边哭的是规矩，该哭的时候哭，该停的时候停。但娘家人是突然爆发的，像是憋了一整个上午终于憋不住了。刘满囤站在棺材旁边，拐杖扔在地上，两只手抓着棺材沿，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风箱破了口子。

有人上去拉他，拉不动。他瘦成那样，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力气。

棺材抬走之后，人群慢慢散了。我回去收拾桌上的笔墨账本，毛笔上的墨已经干透了，硬邦邦的像根铁钉。我把账本合上之前，又看了一眼春生奶奶娘家那一页。

“刘满囤，八百。”

只有这三个字孤零零地趴在那里，和它底下那五十双脚踩出来的尘土、五十张脸流出来的眼泪比起来，轻得几乎看不见。

回家路上我问我妈：“春生奶奶最后几年，她弟弟来看过她没有？”

我妈想了想：“来过，去年秋天来了一回。就他一个人，没带别人。在春生奶奶屋里坐了一下午，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我问他吃饭不，他摆摆手就走了。”

“那春生奶奶怎么说？”

我妈叹了口气：“春生奶奶说，让她弟弟以后别来了，她这辈子对不起娘家。说完就躺下了，好几天没怎么吃饭。”

我骑电动车从老石桥上过的时候，桥底下河水浑浑浊浊的，流得不紧不慢。我忽然想起礼单上那个名字。刘满囤。满囤。他爹妈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大概是盼他长大能装满粮囤，不愁吃喝吧。可他这辈子，心里那个粮囤怕是从来都没装满过。缺的那一块，今天被他姐姐带进棺材里了，谁也填不上了。

回家我把账本交给我妈，她去交给管事的。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又问：“那五十个人后来都回去了？”

“回去了，”我妈说，“哭完就走了，一个没留。刘满囤走在最后头，过了桥还回头看了一眼。天快黑了，我也没看清他脸上啥表情。”

我嗯了一声，低头喝汤。汤是白菜豆腐汤，寡淡得很，但喝下去胃里暖和了一些。我想起小时候春生奶奶还给我编过蝈蝈笼子，用麦秸秆编的，精致得不得了，拿在手里又轻又软，像捧着一团夏天的风。

那笼子我早就弄丢了。有些东西就是这样，丢的时候不觉得，等想起来的时候，连丢在哪里都记不得了。

就像有些人，活了一辈子，最后在别人的礼单上，只留下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