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追着人跑”的墨西哥，正在批量淘汰中国淘金者

来源：投中网

市场失去了最基本的规则预期。

冯叶

编辑丨顾翎羽

来源丨腾讯财经

2026年5月，墨西哥城兰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耀昌听说了一个让他极为惊讶的报价——30万美元。

这是一份“协助中企办理IMMEX资质”的中介报价。IMMEX是墨西哥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核心牌照，持牌者可以低税负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过去，它是大量中国企业“借道墨西哥、转口进美”的制度入场券。

这份报价在2026年初还只要2万美元，4月涨到10万，5月翻到30万。“一个月翻三倍。”林耀昌见证了全过程。墨西哥营商环境复杂，没人能判断这是骗局还是真能办事，但价格飙到这个程度本身已经说明问题：这张牌照，不好拿了。

牌照不好拿的另一面，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根本不再来拿。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企对墨投资额为5.883亿美元，同比下降80%。进入2026年，萎缩仍未止住。

很难想象，仅仅两三年前，这里还是中国制造最向往的飞地之一。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地理上紧邻美国、又能借《美墨加协定》享受零关税的墨西哥，承接了一轮密集的产能转移——新能源汽车、家居家电、纺织服装鱼贯而入，中国一度是墨西哥外资增长最快的来源国之一。

转折发生在2025年。特朗普重新上台后，把矛头直接对准在墨西哥扎堆的中国工厂，关税大棒一次次落向墨西哥与中企。政策阴影下，借道墨西哥的逻辑迅速松动。

这并不是中国制造第一次撞上同一堵墙。过去几年，那些涌向墨西哥的企业，也曾涌向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每一次迁徙，都是为了绕开壁垒、续上一条通往大市场的出口通道；而每一次，壁垒最终都会沿着新的路线重新筑起。

如今，这条靠地理腾挪套利的路正在走到尽头。

但路被堵，不等于市场消失。腾讯新闻《潜望》近期接触了多位在墨西哥一线的中国企业主、律师与创业者，他们的经历指向同一个判断：当贸易规则被反复改写，靠"换个地方"来套利的跳板正在失效，真正决定去留的，是能不能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把生意踏实做下去。

这其中，有人已经对准了新的目标。

脆弱的跳板

在墨西哥城待了六年后，卢超发现，当地的工作不好找了。

作为自由职业者，卢超主要服务于出海至墨西哥的中企，提供日常翻译及部分管理支持。但过去两年里，墨城的工作机会变少了，报价也一路下滑，“大概降了20%-30%”。

卢超观察到，以中企在当地放出的基础翻译岗为例，2024年年初，月薪最低都能开到6万比索（约2.3万人民币），如今，不少岗位已经降低至4-5万比索（约1.5-1.9万人民币）。但岗位的应聘标准反而在提高，“你不能只是单纯的传话，还得有经验、懂行业。”

人才市场的寒意，是中企出海墨西哥趋势转变的缩影。

中企对墨西哥的兴趣始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在那之后，不愿意放弃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利用“中国产零部件输入—墨西哥组装—零关税出美”这个链条开始在新大陆搭建起了新的组装线。这股热潮在2022-2023年达到高峰。头部企业密集落子：立讯精密在墨西哥布局消费电子组装产能；敏实集团扩建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工厂；海信、TCL在蒙特雷、墨西哥城等地多年深耕家电产能；比亚迪则在2024年高调宣布选址建厂计划。

为了满足不断上升的涉外法律需求，2023年下半年，林耀昌被兰迪律师事务所外派至墨西哥城。他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为配合时差常常熬夜，“来咨询的企业很多，大概是怕错过机会，不管业务有没有落地，都要找你问一问。”

特朗普挥起关税大棒后，这种弥散在出海圈里的“FOMO”情绪（错失恐惧症）极速降温。林耀昌估算了近一年里加上的潜在客户，“一共几百个吧”，已经明显减少。消失的大多数，原本都将美国视为出海的目标市场。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开始释放“中国企业不能借墨西哥绕道进入美国”的信号。他曾在2024年10月的某次演讲中强调，要重新谈判《美墨加协定》（USMCA），并“征收任何必要的关税——100%、200%、1000%，以保证（中国）建造的这些工厂不会向美国出售任何汽车。”

《美墨加协定》规定，符合原产地规则的产品可享受零关税待遇进入美国市场。这条政策是墨西哥吸引中企投资的核心原因之一。随着特朗普不断释放收紧贸易规则的信号，且考虑到《美墨加协定》将在今年进行重审，市场对于未来政策走向的愈加担忧。“照目前形势看，修改后的协定只会更加严格，中企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林耀昌表示。

“发现政策有变后，不少企业直接放弃了在墨西哥落地。”林耀昌估计，他接触过的前期咨询客户中，约七成没有选择继续推进。

已经落地墨西哥的企业相对稳定，开始深耕经营，但退出案例也在增加。在林耀昌接触过的、已落地墨西哥的企业中，因关税等政策影响而撤出市场的比例约有三成。

影响的关键原因是，在美国施压、本地工业发展考量等多重因素下，墨西哥收紧了对中企的态度。2025年12月，墨西哥国会通过了一项新关税法案，要对来自非自由贸易协定（FTA）国家（包含中国）的超1400种产品征收最高达50%的关税。

对于依赖“中国产零部件输入—墨西哥组装—再出口美国”的企业来说，新关税政策会让其原材料进入墨西哥的成本被整体抬高，依靠关税套利建立的商业模型失效。

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在同步收紧IMMEX法案的审核。该法案允许获得资质的企业以较低税负进口原材料，在墨西哥加工后再出口，是大量制造业企业实现低成本跨境生产的制度基础。

但过去两年内，墨西哥相关部门加强了对IMMEX企业的真实性核查，要求其提供更完整的供应链与生产证明，且名额明显收缩。“有很多企业申请了一到两年还没有结果”，林耀昌表示，围绕IMMEX审批的灰色交易却开始活跃了起来。

当行业秩序开始混乱、贩子漫天要价时，意味着这个市场失去了最基本的规则预期。从墨西哥绕道进入美国的“跳板”模式，已经接近失效。

看不见的高昂成本

服务于出海企业的远梯咨询运营总监Lora观察到，一些原本依赖转口贸易的企业，正在重估墨西哥市场本身的价值。

她提到，一家长期通过墨西哥向美国汽车制造商供货的中型汽配企业，审查加强后就立刻调整策略，在墨西哥投资设厂。“原本是为了保住美国的客户，但随着中资汽车厂出海拉美，他们发现本地的客户前景也很不错，重心逐渐偏向墨西哥。”Lora表示。

“其实一直以来，我的客户里更多都是在做本地业务。”林耀昌表示。墨西哥拥有超过1.3亿人口，是拉美第二大经济体，当地工业水平和消费市场“像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仍有很多发展空间。

但机会的另一面是问题。真正扎进本地环境后，混乱的营商环境、繁琐的合规流程、低效的行政审批——每一项，都足以让外来投资者头疼。

刘淼看中了墨西哥稳步增长的两轮车市场，于2022年底在墨西哥州首府托卢卡建厂，经营自有摩托车品牌，并代理了部分国产摩托车的销售。十年前，他曾在国内经营摩托车配件厂，专为墨西哥企业供货，对当地市场并不陌生。但真正落地后，他发现，“问题就没有停过。”

在墨西哥，工厂选址是一门学问。以托卢卡为例，安保严密、交通更便利的工业园区，每平方米的租金为8美金/月。出园区后，村镇中也有工厂，租金仅3-4美金/平方/月。刘淼听闻，有朋友为了节省租金选择后者，结果在一周内被六个不同的当地人上门索要保护费。

“他们会说：这是我的地盘，你在这里办厂，就是我罩着的。但大家也无法验证。虽然每次只是索要两三百美金，但次数多了还是很‘恶心’。”刘淼直言。

他最终选择在工业园区建厂，用更高的成本换安心。但内部问题层出不穷——工厂的零件时常失窃，样品车停在厂房外，后视镜也会被撬走。本地员工对偷窃习以为常，“他们竟然都看得下去”，刘淼不解。部分中层贪污严重，“但凡有点权利，就想着法子去捞钱，比如把自己的家人弄进来，和熟悉的物流公司合作、拿回扣之类。”

“如果让墨西哥的中国老板们坐在一起，大家能吐槽三天三夜。”刘淼无奈表示。

Lora则发现，中企落地墨西哥的成本，都在无法公开的账面上。她最常做的服务是公司注册、签证办理，需要时常在墨西哥政府部门间跑动。每次接到客户需求后，Lora都会先和对方坦言，需要准备“打点费”。

这并非空穴来风。透明国际发布的《2025年全球腐败感知指数》显示，墨西哥得分仅为27分，在经合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垫底。

在Lora的经验里，她接触的当地部门里，有六成都需要在某一环节进行“打点”。具体的案例是，在任何需要交材料、审批的环节，工作人员都有可能在材料都没看完的情况下，直接说“不行”，或者用“需要内部审核”的理由，拖延结案的时长。Lora亲历了这个场景，她正准备理论，对方就拉开抽屉，指了指里边的公章，开口，“5万比索”（约2万元人民币）。意思是，“现金拿过来，我马上就给你批。”

在国内，安全的生产环境、顺畅的政务通道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到墨西哥后，这些都成了隐形成本，逐步侵蚀中企在当地的利润。

最贵的成本，往往来自侥幸

另一方面，许多企业所遇到的“问题”，并非墨西哥的营商环境导致。

在墨西哥签合同，除了约定条款内容，合同开头通常还需要专门说明双方的“背景情况”，包括企业的经营范围、注册信息，以及公司依据哪份公证文件成立，以证明公司的存在及其业务是真实的。在规范的流程里，企业还需提供税务评价作为佐证。

然而，许多企业直到开展业务才发现，税务合规是其正常经营的基础门槛。如果企业未按要求完成月度报税，税务评价就会显示为“消极”状态，进而影响在墨的合同签署、政府审批甚至银行开户。

林耀昌观察到，不少出海企业更关注市场开拓和销售增长，对合规建设不够上心，也因此付出代价。“很多人的想法是先把货卖出去，遇到问题了再解决”，这一心态直接拉高了其合规成本。

劳工问题则更为严峻。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许多落地墨西哥的中国企业，在从国内外派劳务时，并不会先为其办理工签，而是让劳工以旅游签入境工作，俗称“打黑工”。等其工作稳定后，再推进工签手续。

这一做法背后的核心是成本考量。Lora解释称，首先，企业需要具备聘用外籍员工的资质，这一门槛本身就已经将大量中小出海企业排除在外；其次，即便通过与其他公司合作等手段获取了聘用批文，还得面临工签面试的繁琐程序。因国内墨西哥领事馆面试预约周期过长，部分员工还需前往美国境内面试。

如此一来，企业为一名中国员工办理工签的综合成本显著上升，“仅是签证，就需要5-6万元人民币”。Lora表示，迫使企业做出选择的问题是，“如果投入这么高的成本，而员工干几个月就跑了，怎么办？”

最终，企业选择把成本转嫁给候选人，劝诱以“旅游签入境工作”的方式推进用工。初到海外的员工往往低估违规用工的法律后果，且早期出海墨西哥的政策环境相对宽松，“他们觉得大多数人都没出事。”

然而，随着中企落地墨西哥的阶段推进，墨西哥政府也开始发现政策上的漏洞。尤其是中企最早聚集的墨西哥北部工业区，出现了多起劳动局直接上门查签证的案例。

一旦被查实，员工会面临遣返，甚至数年内无法再次入境的惩罚。对企业而言，除了生产与项目进度会被迫中断外，还可能被纳入重点监管名单，面临后续更高频率的抽查，直接推高长期合规成本。

“这是有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Lora表示。在出海过程中，中企低估了当地制度复杂性，那些多出的成本，本质上是为管理疏忽和侥幸心理买单，是为错误决策付出的代价。

游戏规则更改后，重新发现拉美

那些只把墨西哥当跳板的投机者被淘汰了，留下的企业，则被迫开启了真正的跨国经营之路。

“墨西哥不再是一块可有可无的市场了。”林耀昌表示。即便“北美后门”的渠道已经逐渐被堵上，但若想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优势，墨西哥仍是出海企业通往拉美大市场的桥头堡。

中国企业正在重新发现拉美数亿人口的真实价值。据商务部数据，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与拉美贸易往来增长了40多倍，总贸易额连续两年突破5000亿美元

美洲的消费热情一向被众人称道，早期进入墨西哥市场的贸易商小涛对此印象深刻。刚到墨西哥时，他曾拿着展会上剩下的美发展品挨家挨户推销。“先去剪个头发，和老板套个近乎，产品当场就能卖出去不少。”凭借中国供应链带来的价格优势，小涛很快找到当地代理，铺开销售网络，赚到了第一桶金，“感觉钱追着我在跑。”

类似的机会并不只存在于墨西哥。在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等国家，消费升级与工业品供给不足同时存在，为中国企业留下了广阔空间。以智利小镇Los Andes为例，不足北京三里屯商圈大小的镇中心里，就聚集着四家中国超市。这个不起眼的场景，折射出整个拉美市场长期依赖进口的现实，以及背后巨大的市场需求。

对于已经扎根当地的企业而言，墨西哥正在成为进入整个拉美市场的起点。今年年初，墨西哥对中国摩托车整车进口加征25%关税后，刘淼代理的国产摩托车业务受到影响。他没有选择收缩，而是决定再开辟新的业务线，进一步深耕本地市场。

“你只能去适应这个市场。”刘淼说。如今，其摩托车业务已经以墨西哥为中心，扩张到了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多个拉美国家。

如果说过去几年吸引中国企业的是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那么今天留下来的企业，看中的更多是拉美市场本身。

林耀昌发现，早期出海到墨西哥的企业多数抱着试探的心态，“可能只是做简单的转口贸易，租个小厂房就开始做”。而现在，他所接到的客户，大多已经在当地投入重资产，且绑定了长期客户，其需求从前期公司注册等基础问题，转向了劳工、税务等更为长期的系统化工程。

“尽管咨询量整体减少了，但客户的质量在提升。”林耀昌表示。

卢超有同样的观察——新一批来到墨西哥的华人老板，比早期的企业主更尊重本地文化。明显的差异是，他们对墨西哥的办事效率有预期，会更加耐心，“不再要求所有事情都得立马有个结果”。新老板对待员工的态度也更加平等，“不仅不会为工资讨价还价，甚至可以接受加班费。”

中企经营与管理问题的集中暴露，也是出海生态升级过程中的一次筛选。政策收紧、成本上升、合规门槛提高，淘汰的不只是企业本身，更是那些依赖信息差、监管差和制度套利的旧模式。

卢超已经决定在下半年离开墨西哥，回到中国。但他并非要退出出海潮，而是计划中墨两边跑，以服务商的身份助力中国企业出海，重新连接中墨两地。他的身份转变，也是中企出海墨西哥从“寻找机会”走向“长期经营”的缩影。

墨西哥的机会还在，只是躺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没有捷径可走的中国商人，比拼的是在陌生土壤里扎根的耐心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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