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身份自述中的文学策略

来源：光明日报

宋代是作家普遍“关注自我”的时代。刘子健关于两宋之际“中国转向内在”的经典命题，其立论根基正是宋人自我意识的高涨。宋人以内省于身而外呈于文的方式表达自我，由此塑造出宋代思想文化的独特风貌。杨理论、骆晓倩《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提出，宋人的自我意识常通过“自称”等形式影响文学创作，苏轼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李贵《论苏轼七律的自我意识——兼及苏轼在七律史上的地位》则更早关注到苏轼以“我在”的形式介入七律创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表达。细读苏轼的各类文本不难发现，他正是以“身份自述”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文学策略，进而建构出三重维度的意义。

文学上“量身就体”

苏轼主张“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答乔舍人启》），故其在写作中会根据文体属性和创作目的，有意调整自我身份的表达方式，形成“量身就体”的写作策略。

诸葛亮《出师表》中“臣本布衣”的表述，实为表启类文体逊称出身以示自谦的嚆矢。苏轼继承了这个传统，更将其系统化模式化，以达到“切体用”的创作目标。在绝大多数谢表、自荐信等上行文书中，苏轼均将自我身份设定为出身寒微、资质驽钝的谦卑形象。如《密州谢上表》自云“草芥贱微”“家世至寒，性资甚下”；《谢中书舍人启》自称“山林下士，轩冕弃材”；《登州谢宣召赴阙表》自谓“草野微生，雕虫末学”。《谢量移汝州表》《英州谢上表》等因迁谪所作的谢表中，也有同类表述。

这类与真实情况不尽相符的身份自述，是苏轼有意为之的文学手法。谦卑身份的设定，可为作者陈情明志做好铺垫，有助于达成表奏类文体“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文心雕龙·章表》）的功效，也切合这类文体“让爵谢恩”（《文心雕龙·奏启》）的主题要求。与之类似，苏轼在写给富弼、王子融的自荐信中，自称“西南匹夫”“西州鄙人”，《应制举上两制书》亦自言“生于草矛尘土之中”。这种弱化出身的书写，既契合上行文书的语体规范，给对方留下谦逊的好印象，更能在行文里以退为进，实现“逊以表德”“逊以扬己”的干谒效果。

但在论政献策的奏议文章中，苏轼全然褪去逊称谦辞，仅以“臣”或“轼”自称，将自我身份锚定在“以道事君”的士人本位上。这类自述既彰显了传统士人的政治担当，也是贴合文体经世功能的直接体现。而《代侯公说项羽辞》《拟孙权答曹操书》等文，则是假借他人身份、借代言以论史喻世的特殊案例。

如果把苏轼这种动态调整的身份自述，视作文学修辞中一类特殊“代语”，则其不同的身份设定背后均有明确的功能指向。程千帆《诗辞代语缘起说》曾归纳“代语”的第九种功用是“明分际”：“夫人之相与，莫不有尊、卑、长、幼之殊，贵、贱、亲、疏之别。表之文字，差别较然。或缘相对以鸣谦，或缘特见以示异者，代语之中，所在多有。观之若不经意，寻之即审其由焉。”此论断恰好精准点破了苏轼有意量裁身份、追求文章“得体”“切用”的写作心法。

文化上“化我入方”

泛化为“民”是苏轼诗文中常见的另一类身份设定。这一书写传统在前人作品中屡见不鲜，如李白“我本楚狂人”（《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高适“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封丘县》）等，皆是千古秀句；宋诗中也常对举宦游之人与山野江湖之民，将后者作为前者追寻的理想化身。这类身份自述，委婉道出现实身份与理想追求的错位，为主体精神世界的艺术呈现营造出回转空间。苏轼继承了这一传统，在《监试呈诸试官》《送曹辅赴闽漕》《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等诗作中，常以“山中人”“江海人”“畸人”“散材”自况，将现实中的庙堂身份在艺术表达中泛化为普通民众；当他把自我身份建构为“逸民”或“高士”时，其内心出处仕隐的深层张力也得以凸显。

而将自我融入地方，才是苏轼身份自述最具独创性的特质。这类书写在其杭州任上已见萌芽，如“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但主要集中于黄州、惠州、儋州三谪地的创作之中，家喻户晓的“不辞长做岭南人”“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等句，皆是经典范例。“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等，也体现出作者欲更籍入域的文学心态。在三谪地所写的书信、序跋中，此类表述俯拾皆是：“盖将老焉，则亦黄人也”（《书韩魏公黄州诗后》）；“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与赵晦之》其三）；“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与王定国》其四十）；“自疑本儋崖之人”（《答丁连州朝奉启》），尽显欲自齐于地方之民的超然襟怀。

试比较曹植“我本太山人，何为客淮东”（《盘石篇》）与苏轼“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不难看出前者恪守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而苏诗则彻底解构了这一固有认知。苏轼诗文中的身份假想书写，能勾起世人对偏远地域的兴趣和想象，是对古代中国远疆地区文化意义的积极建构。苏轼自化为地方之民的表达，改造了前人的“身份代言”传统，从个体自我抒情升华至文化心态的深层书写，承载着跨地域式文化认同的深层意蕴。

思想上“以身述道”

身份自述，是体现苏轼人生历程中思想动态的核心符号。苏轼始终以动态眼光审视自我，认为现实所见自我之形乃抽象自我思想的外化。《泛颍》诗云“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这种对自我多元思想面相的比喻，也是一类极具哲思的身份自述。

宁雯《苏轼的自我认识与文学书写》曾论证“自我”是苏轼阐扬思想的独特“发声点”。不仅如此，苏轼还将“自我”置于思想层面的“道德之场”中反复审视：“知其不肖之躯，未死之间，犹可以洗濯磨治，复入于道德之场。”（《黄州上文潞公书》）在思想道德层面，苏轼的身份自述形成三类比照，以呈现“自我”与“道”的深层关联。

一是“故我”与“今我”的比照。《答李端叔书》中说“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将“自我”定义为思想场域中的一个抽象变体。《钟子翼哀词》云：“我亦白首，感伤薰心陨涕渥。是身虚空，俯仰变灭过电雹”，以“白首空身”的自我写照来印证人生之幻，以自身遭际来诠释“空观”思想意蕴。

二是“精神之我”与“形体之我”的比照。苏轼北归后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及自己“盖已寂寥而丧我”（《答王幼安宣德启》），而《自题金山画像》诗中则描述自己形容枯槁、心如死灰。一文一诗所用之典同出自《庄子·齐物论》，皆归旨于道家所提倡的“无我”本体论。

三是“艺术之我”与“世俗之我”的比照。苏轼将“自我”介入到所感知、评述的客体之中，如《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云：“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此论抹去阅读活动中的主客体差异，强化文本评述中的“具身性”意义，将文中明言的“他者”之思转喻为自我隐逸情怀。岭海时期所写的《与王庠》其一、《与广西宪曹司勋》其五、《与姪孙元老》其一等书信中，苏轼皆以自我际遇阐释道理，是其以身述道的典型例子。

要言之，苏轼平生始终将“自我”作为审视的客体对象，其写作中的身份自述具有多重意蕴：既践行了“量身就体”的文学写作策略，也彰显了“化我入方”的文化包容心态，更开示出“以身述道”的重要思想命题。

（作者：吴春秋，系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