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西安事变亲历记》《张学良口述历史》《蒋介石日记》《西安事变反省录》《张学良年谱》、《回忆西安事变》、台湾退役中将帅化民相关访谈资料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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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一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在被关押了整整五十四年之后，终于走出了那道无形的铁门。
他叫张学良。
从1936年12月25日踏上那架飞往南京的飞机，到1990年恢复自由，整整五十四年，换了蒋介石、蒋经国两任看守，换了台湾新竹井上温泉、阳明山、高雄西子湾等十几个关押地点，换了无数批奉命"照料"他起居的军统特务。
东北丢了，抗战打完了，国共内战打完了，国民政府退台湾了，蒋介石死了，蒋经国也死了——
这一切，张学良都是在不同的围墙里，透过收音机和偶尔送来的报纸听到和读到的。
外面的世界滚滚向前，他的时间停在了三十六岁。
世人的第一反应，大多是骂蒋介石——把一个年仅三十六岁、主动送你回南京、在军事法庭上当庭认罪的人，关了半辈子，关到白发苍苍，关到你自己都先走了，才让他出来，这叫什么道理？
骂得好像有理有据，骂得理直气壮。
可台湾退役中将帅化民，偏偏说了一句让很多人沉默的话——"张学良被软禁一辈子，一点都不冤。"
帅化民何许人也？
1943年生，祖籍江西奉新，毕业于台湾陆军官校第36期及美国陆军指参学院，历任台湾陆军基层指挥官、联勤总部留守署长、计划署长、国防管理学院院长，1995年晋升陆军中将，2000年退役，后当选国民党不分区立法委员。
这个人，自幼随父母从大陆来台，父亲帅镛出身黄埔二期，是国民党的老人。
他说出这句话，有他自己的立场和参照系，但这句话背后牵连的历史细节，比他说的这几个字，要复杂得多，也沉重得多。
而当那份被蒋介石压了整整二十年、最终通过情报局少将刘乙光秘密传达给张学良的手令，在1956年的台湾新竹井上温泉被打开，张学良捧着它，久久没有动……
【一】临潼夜袭：骊山脚下的那场突袭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率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军政要员从南京飞抵西安，当晚移驻临潼华清池行辕。
此番入陕，来意明确——逼着张学良和杨虎城出兵，打第六次"围剿"。
12月10日，蒋介石在华清池主持会议，正式通过第六次"围剿"计划，并宣布将于1936年12月12日颁布动员令，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这两道任命等于直接宣告，张学良和杨虎城手里的军队指挥权要被剥夺了，从此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北的驻留理由都不复存在。
12月11日晚，蒋介石照常在西安城内易俗社设宴，请张学良、杨虎城及随行的蒋鼎文、陈诚等人一起看秦腔。
宴席上谈笑风生，蒋介石在晚宴上当场宣读了换将的任命书。
张学良坐在那里，脸上看不出什么，心里已经定了主意。
散席之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行动部署，悄悄拉开了。
在这之前，张学良已经做了几天的准备。
12月7日，他去华清池拜见蒋介石，声泪俱下地苦劝停战抗日，被厉声驳回。
12月8日，他单独召见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以去华清池谒蒋为名，带他提前踩好了地形，熟悉了院落格局。
12月11日傍晚，他把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叫到金家巷公馆，将捉蒋任务交代下去，并一再叮嘱："绝对不能把他打死！"
孙铭九，1909年出生于辽宁新民，曾赴日本士官学校深造，与应德田、苗剑秋并称东北军少壮派"三剑客"，是张学良最倚重的亲信之一。
接到命令的那天晚上，孙铭九回到家中，给妻子刘静坤交代了后事，在军装口袋里放进一张写好的纸条——那是他给自己写的遗嘱。
捉蒋行动分内外两线。
内线主攻由孙铭九的卫队二营第七连承担，连长张万山；
此外张学良专门从甘肃平凉用飞机接来105师二旅旅长唐君尧，担任内线作战总指挥。
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团长刘桂五两人枪法极准，张学良提前带他们踩过地形，专门负责突击压制。
外线由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负责，任务是先清除禹王庙方向的外围宪兵，切断华清池的外部联系。
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同步行动——在西安城内，扣押随蒋入陕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邵力子、朱绍良等军政要员。
整个计划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完成部署。
参与行动的普通士兵，甚至不知道真正的目标是谁——长官们对他们说的是，副司令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在华清池，去把他救出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时，孙铭九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乘车离开西安，直奔临潼。
同一时间，王玉瓒骑着三轮摩托先后赶到十里铺、灞桥镇，向驻守各点的骑兵连和手枪排传达命令，然后赶回华清池外围完成包围圈。
事先摸清的兵力情报显示：华清池院内约有卫兵80人，院外禹王庙附近宪兵约70人，整个守卫层次分三道。
王玉瓒先行撤去头道门警戒，并收缴禹王庙宪兵的武器。
凌晨3时40分，东北军进入华清池，前推到二道门前。
就在这里，一切静止了片刻。
二道门的哨兵发现了异常，举枪示警，随即开枪。
枪声打破了骊山的黑夜，华清池里的一切同时沸腾了。
【二】骊山追捕：蒋介石在洞里颤抖的那个拂晓
孙铭九手下连长王协一率50名士兵乘卡车从正门强行突入，门卫开枪阻拦，双方当场对射；
孙铭九率后续部队赶到，从两侧包抄，冲过大门。
白凤翔和刘桂五带着几个机枪组从正面压制火力，弹不虚发，华清池廊桥一带的守卫宪兵在密集火力下迅速溃散。
蒋介石的贴身护卫，在仓促应战的情况下依然做了拼死抵抗。
宪兵团长蒋堃在院内交火中中弹身亡，侍从室少将高参蒋孝先带着卫士在院墙外掩护，随后被击毙。
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出了房间，在院墙外被流弹击中右脑和右肩，当场昏迷，三天后因失血过多不治，成为此次事变中死亡级别最高的国民党官员。
随行副官蒋孝先胸中数弹，倒在廊道上。
侍卫长钱大钧的日记后来记录下那一晚的情形：枪声越来越密集，便衣卫士接连中弹，他试图指挥反击，天色渐明时才被俘。
从二道门打响到全面战斗结束，时间不超过二十分钟。
蒋介石的侍从室、侍卫室、贴身宪兵卫队，在这二十分钟里几乎被打垮。
仅华清池院内，就有16名宪兵当场阵亡，21人受伤，副官以上级别的伤亡者多达六人，总伤亡突破百人。
这支被蒋介石精心构建了十几年的奉化嫡系贴身班底，在这一夜里几乎被打空。
蒋介石本人被枪声惊醒，来不及换衣服，穿着古铜色绸棉袍，在侍卫蒋孝镇的搀扶下从后窗翻出，试图从后门离开，门锁打不开，两人爬上围墙，蒋介石纵身跳下，跌进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脊骨受伤，手脚划破，鞋子丢了一只。
两人摸黑向骊山爬去，在半山腰一处大岩石旁边的山洞里藏了起来。
孙铭九闯进五间厅，人去房空。
他伸手摸了摸被窝，还有余温。
桌上留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和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走得极其仓皇。
门后的窗户开着，地上有爬出的痕迹。
孙铭九立即下令搜山，卫队一营、二营集结六百余人，沿骊山方向拉开距离推进。
天色微明时，士兵陈思孝在前面喊起来——在一块大岩石后面的山洞旁，蒋介石正扶着洞口石壁站着，光着一只脚，在朔风里颤抖。
上午10时，孙铭九和唐君尧将蒋介石押送进西安城，交到张学良的指挥部。
随即，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并致电邀请中共方面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大计。
这一天，是1936年12月12日。
【三】孤注一掷：张学良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
很多人始终想不通这件事——张学良当时是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手握重兵，在国民政府体制内排名靠前，富贵在手，凭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
答案不在他个人，在东北军五年来的整体处境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北军撤入关内，成了流亡部队，上下几十万人背着"不抵抗"的骂名，在陕西、甘肃一带辗转漂泊。
关于"不抵抗"的命令究竟从哪里来，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多次坚持：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不是蒋介石的命令，他不愿诿过于人。
但不论原因如何，后果是实实在在的——东北丢了，家没了，这支军队再也回不去了。
1935年，蒋介石派东北军入陕打红军，第一〇七师师长刘桂五被俘，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阵亡，士气一落千丈，有人开始抗命，有人开始跟红军接触，基层官兵的忠诚度在快速瓦解。
1936年4月，张学良亲自秘密飞赴延安，与周恩来彻夜长谈，谈东北，谈抗日，谈东北军的出路。
那次谈话让张学良意识到，如果继续内战打下去，东北军只会越来越少，永远等不到回家的那一天。
他随后多次向蒋介石陈情，苦劝停战，每次都被驳回，有时候还被训斥。
12月7日，他去华清池做了最后一次正式劝说，声泪俱下，被蒋介石厉声拒绝。
12月11日晚宴上，蒋介石当场宣读了换将任命书，东北军和西北军被剥夺指挥权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留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选择，只剩一个了。
张学良把整个行动计划压缩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布置，从12月8日最终确定行动，到12月12日凌晨动手，只有四天。
12月11日下午，他最后一次带着白凤翔和刘桂五以谒蒋为名去华清池踩地形。
当天傍晚，他偶然在院子里遇到王玉瓒，临时召他进公馆，才把配合行动的任务交代给他——王玉瓒接到这个任务，只有几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12月11日晚上，他把孙铭九叫来，交代完任务，说了那句话："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
孙铭九出门，回家跟妻子告了别，放好遗嘱，等着天亮。
12月12日的凌晨两点，张学良在西安城内等着消息。
他清楚地知道，这一步踏出去，没有退路。
【四】一张单程票：从西安飞往南京的那架飞机
1936年12月25日，圣诞节。
西安谈判进行了十三天，蒋介石口头答应了联合抗日的主张。
这一天，张学良通知蒋介石，可以离开西安了。
就在准备动身的那个早上，张学良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他要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杨虎城极力阻止，反复劝说，说这一去凶多吉少。
东北军的军官们集体反对，有人跪下来求他不要去。
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得知消息，连忙和周恩来一起驱车赶往机场，想在起飞前把张学良拦下来。
然而等他们赶到机场，飞机已经在跑道上滑动了。
周恩来在停机坪上站着，望着那架飞机起飞，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汉卿此去，恐怕回不来了。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地面上的人都愣在原地，没有人说话。
张学良为什么执意要去？
他自己后来有过交代。
接受历史学家唐德刚访谈时，他说："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
他认为，自己在军事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下级以武力挟持上级，从军纪上讲，就是死罪，他愿意去认这个账。
他还说过另一句话："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这两句话，后来都被反复引用，拿来说张学良的气节，说他的坦荡。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正是这种主动赴死的态度，把他送进了一个比死更漫长的处境里。
1936年12月25日，飞机降落南京，张学良陪着蒋介石一起下了舷梯。
宋美龄在舷梯旁等着。
下机之后，张学良就被多了两部汽车跟着——一部是南京警务厅的便衣，一部是军统特务。
到了宋子文公馆，行动已经开始受到限制。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被通知去军事委员会开会，进门之后才发现，不是会议室，是审判庭。
南京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议当庭宣判：以"暴力威迫长官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民权利五年。
宪兵当场收缴了他随从副官们的手枪，车子也没有开回宋子文公馆，而是直接转到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关进了二楼的房间。
五天后，1937年1月5日，蒋介石颁布特赦令，免去张学良的刑期，改为"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严加管束这四个字，不是减刑。
是换了一种方式。
那支被蒋介石精心构建了十几年的奉化嫡系贴身班底，在华清池那一夜几乎被打空。
事后，第一批人把完整的伤亡名单逐一念给蒋介石听的时候，他翻看着那些名字，没有立刻说话。
那些跟他从浙江溪口走出来的人，从北伐就跟在左右的，从奉化带出来的族亲子弟，就这么没了。
这笔账，蒋介石在此后数十年间，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正面说过一个字——没有追悼文，没有专门的祭奠，没有任何一份对外公开的官方文件写明，那一夜倒下的那些奉化子弟对他意味着什么。
越是沉默，越是压不住。
软禁的地点一再更换，关押的路线越走越偏，求自由的信件一封接一封，却始终没有任何正面回应——这些事情排列在一起，已经够说明问题了。
但这件事真正的底，在1956年才被人窥见了一角。
那一年，被软禁整整二十年的张学良，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的木板房里，通过负责看管他的情报局少将刘乙光，收到了蒋介石亲自下达的一道手令，张学良当时捧着这道命令读完，在日记里写下了那段日后鲜为人知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