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家与新四军的鱼水情 | 作者 王广仪

姥娘家在邳州市八路镇境内的唐山西南脚下，西赵庄东头的刘台子。唐山在土山古镇东边七八里路。新中国成立前，姥娘家有三间堂屋，三间西屋。西屋有道隔墙，北两间，南一间。大门朝东，两侧各一间过道屋，南面一间是灶房。

姥娘姥爷一共六个孩子，五女一男，老三是我母亲，老五是我舅舅，老六是我小姨（小姨比我大十岁）。上面三个姨和我母亲都是1943年以前结婚。

因为父亲家里房子小，所以一直住在我姥娘家。我外祖父1940年前就因病去世了。我记事时，姥姥、舅舅和小姨住在堂屋，我家几口住在西屋北头两间。

1943年春天，西赵庄住进了一支新四军部队，我家南面的这间屋也住进了四位新四军战士。那年我5岁。听大人们说，他们的师部在我家南面一百多公里的洪泽湖，师长叫彭雪枫。后来我知道，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杰出指挥员，1944年在战斗中牺牲，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这四位新四军战士是供给处的，只在我家住宿。

新四军的战士可好了。他们待人和蔼，总是笑着跟我家里人打招呼，给我家扫院子、挑水、劈柴、做农活。刚见到他们时，我怯生生地躲在母亲身后，母亲让我叫他们叔叔。几个叔叔过来拉我的手，跟我一起玩。我也很快喜欢上了他们。有一天，他们踢皮球，一踢就是好几十米。我也踢，可是踢不远。有一阵子，他们把皮球踢到宅子南面的土坷垃地里，叫我去捡。一开始，我很高兴，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把球捡回来。再捡几次，我累了，不想干了。就趁他们不注意时，顺手拿放在磨上的锥子把皮球放了气。母亲知道了批评我：“怎么能干坏事呢？叔叔们都那么喜欢你。”叔叔知道了，都是哈哈大笑，没有责怪我。我当时低下了头，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第二年春天，他们打起背包要走了，我十分舍不得他们，哭着闹着不让他们走。他们安慰我：“叔叔要去完成任务，过几天回来看你。”他们走的时候，给母亲留下了几颗手榴弹。

过了不多天，他们真的来了，还是四位，还是住在我家南面的那间屋，还是那样的灰布军装，那样的五角星帽子，个个都背着枪，个个都很有精神。我跑过去拉他们的衣角，却发现不是熟悉的那几个面孔，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们说过会回来看我的，怎么不来了？

这四位新来的叔叔，也特别喜欢我，只要有空就跟我一起玩，给我讲故事。要不是母亲和姥娘阻拦，我可能时时刻刻粘着他们。我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房间里刻钢板，用油印机印什么，然后把印好的纸带走，又抱新的纸回来。姥娘说，他们是搞宣传工作的，印的是传单。

这里面有一个叔叔叫陈明宜，个头很高，说话文质彬彬。他弓着背，握着铁笔在钢板上沙沙地刻，额角渗着细汗，印好的传单油墨未干，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他告诉我母亲，他家在土山西陈楼村，到我们家十三四里路。有一天他生病了，起不了床。姥娘知道后，天不亮就去后山采草药，回来用陶罐慢慢熬，药汤熬好后用布滤掉渣，吹凉了再端给陈叔叔。部队首长也请来医生给他看病、抓药。姥娘还亲自擀面条，并且放上鸡蛋煮好送给他。十来天后，他病好了，激动得哭了，非要认我姥娘做干娘。我姥娘也特别喜欢他，就同意了。他给我姥娘磕了几个头，就成了我的干舅舅。那几个新四军叔叔也都想认我姥娘做干娘，姥娘说：“好，你们都是我的干儿子，都是咱们老百姓的亲人！”

1945年夏天，抗战胜利前夕，干舅陈明宜在老家结婚，接我姥娘去喝喜酒，姥娘把我也带去了，那时我7岁。姥娘领着我，一路步行，过了土山向西，再蹚过白马河就到了。干妗子是干舅的战友，娘家是泗洪的。干妗子身高接近一米七，长得很漂亮，给我的印象很深。

从那以后，干舅陈明宜要随部队东征西讨，一开始给姥娘来过信，以后的联系就慢慢地少了，姥娘也一直关心他的下落。后来听人说，他1953年因病去世了。

1945年初，新四军从后赵庄撤走了。院子里突然安静下来，我常常坐在门槛上发呆，直到有一天，几个腰里别着枪，绑着子弹带的人走进来，他们说要在这里办公，我才知道，这里成了唐刘乡乡政府。他们是乡长王增朔和唐刘乡游击队的战士。王增朔是1938年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唐山东边大王庄人，按辈分我叫他三叔。王增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游击队配合新四军打鬼子。新四军入住到姥娘家后，他也经常过来慰问新四军，看望我们一家人，与我们家的人特别是小姨都很熟。

1946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苏北地区，共产党的地方政府开始组织党的基层干部和家属实行战略大转移，史称东撤。唐刘乡变成了国民党管辖，乡长叫王之栋。乡政府设在唐山东边的大王庄。王之栋是王增朔本家侄子。王增朔没有东撤，经过党组织安排，被留下来做国民党唐刘乡的文书，同时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直到1948年家乡解放。1946年年初，我们从姥娘家搬回自己的家小王庄。不久，我们家买了一头驴，用于种地，这头驴是我家最重要的财产，也是政府征税的重要项目。当时，唐刘乡属八路区政府管辖。国民党的八路区政府经常派人下来征缴各种苛捐杂税。我母亲一听到有人来收税，就叫我把驴牵到大王庄王增朔家躲避。我家到大王庄三四里路。王增朔和他的父亲，总是拼尽全力帮助我们。这样的情况，一共有七八次，直到国民党政府垮台为止。

1948年年底，碾庄圩战斗胜利结束，不久成立了邳睢县，县政府设在土山镇。三叔王增朔被安排在县公安局工作。同年下半年，三叔王增朔与我小姨结婚。他们经受了战争的洗礼，有情人终成眷属。对于我来说，三叔变成了小姨夫！

在战争年代，姥娘家与新四军，与党组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真的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意深。军民成了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