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陈毅到上海，为荣毅仁选副市长，毛主席请大家投票

很多人都知道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名号，却很少有人清楚，他能当上上海市副市长，背后还有毛主席亲自托话的故事。1957年的上海市人代会现场，陈毅一开口就镇住了全场，他说自己带着毛主席的嘱托来，请各位代表给一个人投副市长选票。能让最高领导人特意打招呼，这个人的身份自然不一般。

1949年解放上海的时候，荣家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商业大家族，全国上下几十家棉纺厂，数万工人靠荣家企业吃饭。那时候国民党节节败退，城里到处传共产党来了要没收私产，有点家底的资本家都忙着往香港、海外转移资产跑路。荣毅仁偏不，他开车往上海市区走，就想亲眼看看这支要接管上海的军队到底是什么样。

他开到路口就改观了，解放军战士守在街边，不闯民宅不拿东西，还劝他赶紧退回去躲开前沿的流弹，态度平和得和之前见过的旧军队完全不一样。就这一眼，荣毅仁拿定了主意，不走了，全家和全部资产都留在上海，等新政权的政策落地。这个选择在当时相当反常识，放到现在说也是相当有魄力。

刚进城的陈毅当上海市长，天天找工商界开座谈会，明确说新政权保护合法私营工商业，就盼着大家赶紧复产解决就业。荣毅仁也不含糊，接了话就张罗开工，可没没多久就卡了脖子。机器工人都齐整，就是缺原棉，那时候国际被封锁外汇紧张，国营企业都优先供料，私营纱厂只能闲着落灰。

荣毅仁也不绕弯子，直接找到市里把问题摊开说，没棉花再好的机器就是一堆废铁。陈毅听到这话直接拍板，在国家计划里挤出来一块份额，按比例给荣家这类重点纱厂拨原棉。这事本身不大，释放的信号却够明确，新政权不是来抢厂子的，是真的想带着大家一起活下来搞建设。

后来开全国税务会议，各地工商界代表都去了，大部分人不敢说真话，全是场面话喊口号拥护政策。轮到荣毅仁发言，直接把实底抖了出来，说有些地方重复征税乱加码，企业本来就紧巴巴，这么折腾根本扛不住。当时就把不少在场干部整得脸发黑，有人私下说他资本家立场不稳说话太冲。结果管财政的陈云、薄一波听完，觉得他说的都是真问题，转头就调整了部分税目和征收办法。

从这之后荣毅仁就不一样了，不再是只会等政策的厂主，成了敢说真话能扛事的工商界代表，1954年顺利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的时候，好多资本家都怕公私合营，担心厂子收走自己一无所有，死活不愿意松口。荣毅仁又站出来了，他说时代变了，抱着“我的厂子”不放，路只会越走越窄，顺应变化厂子还在工人还能有活干，这不比啥都强。

他主动申请申新纱厂公私合营，拿出的方案后来成了全国的样板，没多久就完成了改造，荣家的厂子变成了国家的厂子，他自己也从老板变成了合营企业的负责人。他还做了一件象征意味极强的事，把自家无锡的梅园无偿捐给当地政府，改成公共文化场所对外开放。这相当于公开表态，愿意把家族利益完全纳入国家的整体布局里。

1956年毛主席去上海视察，特意去了已经完成合营的申新九厂，向荣毅仁问了生产经营的一堆细节，听完汇报还夸他做得不错。这次视察可不是走形式的礼节性到访，最高领导人的态度直接给各级干部吃了定心丸，愿意接受改造好好搞建设的民族资本家，不是敌人，是可以团结的自己人。“红色资本家”这个说法，也慢慢在民间传开了。

兜回1957年这次选举，当时要选上海市副市长，要求要党外代表，还要懂工商业管理，荣毅仁本来就是不二人选。可那时候不少人对资本家进政府班子还是犯嘀咕，陈毅干脆直接把毛主席的话摆到了台面上。他当众说，毛主席专门交代，这样的人才要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特意让他来跟大家打招呼，请大家投荣毅仁一票。

这话一说，在场的人都明白了，这不是地方随便安排的人事，是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实打实的落地。投票结果出来，荣毅仁顺利当选上海市副市长，真真正正走进了地方政府的执政班子。当时还有工人私下议论，资本家还能当市长？回过神也想通了，这时候的荣毅仁早就不是原来那个只想着自家生意的资本家了。

过了两年，中央调荣毅仁去北京出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条路就算彻底走通了。从1949年犹豫要不要走的资本家，到地方副市长再到中央部委的副部长，荣毅仁这一路从来不是什么个人的独一份幸运。他是新中国处理民族资产阶级的活样板，告诉所有愿意合作的民族资本家，新政权给愿意干活的人留足了位置。

说白了这是双向的选择，高层看得长远，把这些懂工业会管理的人才当成新中国工业化的宝贝，荣毅仁也愿意主动转变身份，从厂子的老板变成国家的管理人，接受新制度的安排。这段历史放到今天看，也依然值得细细琢磨。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