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V里那些女孩,最后都嫁谁了?老经理一番话,听的让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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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雨夜,整座城市像被浸泡在凉水里,透着一股黏腻的冷清。这种天气,场子里的生意通常惨淡。我推开“夜色”KTV后门的时候,走廊里只有排风扇发出沉闷的嗡嗡声。

老赵坐在休息室的破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半杯冷掉的浓茶,手里把玩着一张大红色的请柬。

他在这里当了二十年的经理,头发早就白了一半,眼角耷拉着,身上永远带着一股散不去的烟味和劣质香水味。

我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随手丢过去一包烟。他接住,熟练地拆开,抽出一根点上了,然后把那张请柬推到我面前。

请柬上的名字是林晓曼。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那是场子里的姑娘“曼曼”。

“下个月回老家摆酒,男方是个跑长途货运的,离过一次婚,带个五岁的丫头。”老赵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青白色的烟雾模糊了他的脸,“曼曼今年也二十八了,算是熬出头,落了地。”

我看着请柬上烫金的喜字,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盒子里,每天晚上都有无数的年轻女孩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化着精致的妆,在酒精和男人混杂的包厢里穿梭。她们年轻、漂亮,看起来漫不经心又精明算计。

“赵哥,”我忍不住开口,“你在这行待了这么久,看过那么多来来去去的女孩。她们最后,到底都嫁给谁了?”

老赵弹烟灰的手顿了一下。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转头看了一眼休息室墙上那面巨大的落地镜。镜子边缘已经有些氧化发黑,照出走廊昏暗的灯光。

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

“外面的人总觉得,在这儿上班的女孩,要么心机深重傍上了大老板,飞上枝头变凤凰;要么就是一肚子坏水,攒够了钱回老家找个老实人接盘。其实啊,哪有那么多戏剧性的事。生活就是一把钝刀子,谁也逃不过慢慢磨。”



随后老赵端起那杯冷茶喝了一口,喉结滚动了一下。

你还记得小雅吗?那个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特别喜欢在包厢里唱王菲的四川姑娘。她刚来的时候才十九岁,眼睛亮得像藏着星星。干这行,最怕的就是把客人的逢场作戏当真,可小雅偏偏就是个死心眼的。

那时候有个做工程的周老板,连着包了她三个月的台。周老板出手阔绰,不仅给她买包买首饰,还在外面租了个两居室让她搬进去,说是不想看她再受这份罪。小雅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救世主,辞了职,洗尽铅华,每天在出租屋里学着煲汤做饭。

她走那天,还特意跑来跟我说,赵哥,我要结婚了,等日子定了请你喝喜酒。那时候她脸上的那种光,是真觉得自个儿摸到了幸福的边。

结果呢?不到一年,周老板的工程资金链断裂,人直接玩了消失。小雅后来才知道,那男人在老家不仅有老婆,孩子都上初中了。那个两居室的租金只交了半年,房东把她连人带行李赶出来的时候,还在下雪。

小雅后来又回了场子。再回来的时候,她再也不唱王菲了,每天晚上拼了命地喝,谁给的小费多她就跟谁走。她的眼睛里没有星星了,只剩下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狠劲。

在这个圈子里,很多女孩一开始都做过灰姑娘的梦。她们每天接触的都是挥金如土的场面,几千块钱一瓶的酒,客人眼睛都不眨就开了。看多了这种虚假的繁华,她们对金钱和阶层的认知就会产生错位。她们以为自己坐在那个包厢里,就跟那些老板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可是老板们清醒得很。他们愿意花钱买一晚上的高兴,甚至愿意花钱养一只金丝雀,但绝对不会把金丝雀娶进家门,分自己的家产。女孩们拿着青春去赌那个万分之一的奇迹,最后输掉的,往往是自己对感情仅存的那点信任。

老赵说到这里,把手里的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又接连点上了一根。排风扇的声音似乎更响了一些。

当然,更多的人像曼曼一样,选择了退场。她们在这个名利场里摸爬滚打几年,攒下一笔钱,然后彻底切断和这里的一切联系,回到一个没人认识她们的城市或者老家,伪造一段干净的履历,找个普通人嫁了。

老赵吐出一口烟圈,眼神变得有些幽暗。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结局,对吧?有个女孩叫陈静,当年是我们这里的头牌,情商极高,手腕也利落。她二十六岁那年攒够了一百多万,回了苏北老家,全款买了套房,然后相亲认识了一个中学老师。

结婚那天她给我发了照片,穿着白纱,旁边坐着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男人。陈静告诉他,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广州做服装批发生意。



可是,这种安稳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个代价叫恐惧。

大概是她结婚第三年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里,她压低了声音,哭得连气都喘不上来。

她说她丈夫的一个远房表哥来家里做客,那个表哥,曾经是她以前在场子里陪过的一个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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