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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VADE研究亮相ASCO,MPR达40.6%,pCR达15.6%。
2026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NEOVADE研究(摘要号8509)以口头报告形式公布,引发了领域内广泛关注。该研究首次探索了阿美替尼序贯阿得贝利单抗联合化疗在IIA-IIIB期EGFR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新辅助治疗中的价值,结果显示[1],主要病理缓解率(MPR)达40.6%,病理完全缓解率(pCR)达15.6%,且在PD-L1阳性患者中获益更为显著,为这一人群提供了全新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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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钟文昭教授口头汇报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NEOVADE研究背后的设计逻辑、临床价值与未来启示,医学界肿瘤频道特邀广东省人民医院钟文昭教授与林俊涛教授,围绕研究的科学假设、疗效与风险平衡、早期生存数据、学术意义以及中国原研药物的战略定位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
NEOVADE序贯策略的设计逻辑与科学假设
NEOVADE研究采用了“阿美替尼单药诱导→序贯化免”的独特设计,与传统同步或直接新辅助治疗思路有所不同。请问这一“序贯”策略的提出是基于怎样的科学假设?在研究设计中是如何考量TKI与化免联合的时序关系的?
钟文昭教授:
NEOVADE研究的序贯策略源于EGFR突变NSCLC新辅助治疗的长期探索。2011年,吴一龙教授启动EMERGING(CTONG1103)研究,以传统化疗为对照,探索一代EGFR-TKI厄洛替尼新辅助治疗的价值[2]。研究证实靶向治疗可提高术前缓解率,但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单用一代靶向药物难以达到pCR或MPR,而这两项指标与患者长期预后密切相关。
此后,国际多中心NeoADAURA研究在CTONG 1103基础上进行了迭代:采用三代EGFR-TKI、延长术前治疗时间、增设联合化疗组。研究证实靶向或靶向联合化疗可提高有效率,但MPR仅为25%-26%,pCR仅为5%-9%,深度病理缓解依然有限[3]。
与此同时,新辅助免疫治疗研究的个体化数据分析提示,部分EGFR突变患者可从免疫化疗中获益。基于此,CTONG 2104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免疫联合化疗在该人群中的可行性,MPR率达34.3%,pCR率达11.4%,其中PD-L1高表达及携带特定通路变异的患者获益更为显著[4]。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我们思考能否通过序贯模式将靶向与化免两种策略有机整合,实现对不同肿瘤克隆的全面清除。EGFR突变患者群体具有高度异质性:大部分克隆对TKI敏感,但亦存在固有或获得性耐药的亚克隆。
文献报道揭示了TKI暴露下肿瘤微环境的动态演变规律[5-7]:初治时呈免疫抑制状态,有效应答阶段出现免疫激活,耐药进展后进入免疫逃逸。这一发现提示,在TKI诱导的免疫激活窗口期序贯引入免疫治疗,可能实现协同增效,这正是NEOVADE研究的核心科学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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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假说
研究执行过程中,患者对上述理念的认同度较高,入组进展顺利。结果与预期吻合:通过靶向治疗清除敏感克隆,在免疫激活窗口期序贯化免清除残留病灶,最终pCR率达15.6%,MPR率达40.6%[1],初步验证了该策略的合理性。
值得强调的是,PD-L1表达水平与病理缓解程度呈现高度相关性:PD-L1阴性患者无一例达到pCR,PD-L1≥50%的患者pCR率达50%、MPR率达87.5%,PD-L1≥1%的人群中pCR率为33%[1]。这一发现提示EGFR突变患者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生物学亚型,一类以TKI敏感为主,另一类PD-L1高表达、对TKI相对易耐药却对化免更为敏感。序贯模式能够兼顾两种亚型的治疗需求。
关于治疗时长的考量,6周的TKI诱导期参考了CTONG 1103的设计经验,在6周内大部分患者能够达到客观缓解。若过度延长术前治疗时间,患者依从性可能下降。延长至8周能否进一步提升有效率,是未来探索方向之一。
关于序贯而非同步的设计考量,主要顾虑在于联合方案的叠加毒性。研究结果显示,≥3级不良事件以无症状、可逆的中性粒细胞减少为主,仅两例患者因不良事件减量或终止治疗,未发生围术期死亡或因不良事件导致的新辅助治疗终止[1],验证了序贯策略在安全性方面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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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研究设计
疗效与风险的平衡及最佳获益人群的筛选
NEOVADE研究在疗效方面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数据,但序贯化免阶段≥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发生率也达到了87.5%。在临床实践中应如何看待这种“高效”与“高风险”的平衡?哪些患者可能是这一策略的最佳获益人群?
林俊涛教授:
这确实是NEOVADE研究中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也是我们在研究设计和结果解读中反复权衡的核心问题。
首先需要客观看待87.5%的≥3级TRAE发生率。将数据拆分来看,其中75%为中性粒细胞减少[1],这主要是化疗方案中卡铂联合白蛋白紫杉醇的已知且可预期的血液学毒性。中性粒细胞减少在临床实践中可以通过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进行有效干预和管理,大部分是无症状且可逆的,并非不可控的毒性。研究中未发生治疗相关死亡事件,免疫相关严重不良事件也未见报道[1]。因此,“高效”与“高风险”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关键在于风险是否可管理、是否具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该策略适用于所有EGFR突变患者。亚组分析清晰呈现了不同人群的获益差异:PD-L1≥50%的患者MPR率达87.5%、pCR率达50.0%,而PD-L1阴性患者MPR率仅为18.8%、pCR率为0%[1]。此外,既往认为与靶向药疗效负相关、与小细胞转化相关的RB1/TP53共突变人群,在本研究中同样呈现出更高的病理缓解率[1]。这些数据提示,PD-L1表达水平和特定基因组特征可能是筛选获益人群的重要生物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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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ITT人群MPR率和pCR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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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按PD-L1表达水平分层的疗效分析
因此,在临床实践中,我们认为这一强效方案应精准定位于高PD-L1表达、肿瘤负荷高、耐受性良好且具有强烈手术根治需求的特定患者群体,而非作为EGFR突变可切除NSCLC的普适性新辅助治疗策略。这也是精准医学在围手术期治疗领域的意义。
早期生存数据解读与未来探索方向
从目前公布的长期生存数据看,中位随访14.2个月时,1年无事件生存率(EFS)为91.8%、1年总生存率(OS)为96.2%。您如何看待这些早期生存数据?NEOVADE研究后续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方向?
林俊涛教授:
目前的生存数据虽然随访时间尚短,但已经释放出一些积极的信号。91.8%的1年EFS率和96.2%的1年OS率,结合40.6%的MPR率和15.6%的pCR率[1],提示这种序贯新辅助策略所带来的深度病理缓解,有可能转化为长期的生存获益。从既往新辅助治疗临床研究来看,特别是EGFR/ALK阴性人群的研究,MPR与OS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这也是我们将其设为主要研究终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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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FS/OS分析
当然,我们也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单臂II期研究的生存数据需要谨慎解读,真正的长期获益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和更大样本量的验证。目前研究人群中已有5例患者出现疾病复发,1例因疾病进展死亡,这提示新辅助治疗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疾病的彻底治愈,术后辅助治疗策略的优化和长期随访管理同样至关重要。
在未来的探索方向上,我们认为以下几个领域值得重点关注:
生物标志物的深度挖掘。并非所有患者的效果都理想。MPR与non-MPR的初步分析中,我们发现RB1、ERBB4、ATRX等基因改变与MPR的相关性较高,而MTAP拷贝数缺失与non-MPR相关。未来需要更大样本量的验证,建立能够精准预测新辅助治疗疗效的多基因模型。
治疗方案的优化迭代。当前方案疗效显著,但3级以上不良反应数据确实较高。如何降低化免阶段的毒性负担,通过调整药物剂量、加强支持治疗等方式,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MRD的指导价值。从动态监测数据来看,ctDNA清除与病理缓解率存在一定相关性。未来MRD有望成为指导新辅助治疗时长、判断手术时机、以及术后辅助治疗决策的重要工具。
III期随机对照验证。单臂II期研究的阳性结果需要通过更大规模的随机对照试验来确认,以进一步明确序贯策略相较于当前标准治疗的优势。
NEOVADE研究的学术意义与中国学者的角色转型
NEOVADE研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了响亮的“中国声音”,并获得了ASCO的认可。这项研究对于中国原研药物在围手术期治疗领域的探索,以及中国学者在全球肺癌学术版图中的角色,具有怎样的意义?
林俊涛教授:
NEOVADE研究能够获得ASCO的认可,我们感到十分荣幸。但这绝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团队的成绩,而是整个中国肺癌学术共同体长期厚积薄发的结果。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项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几个层面:
探索了中国原研药物在围手术期治疗中的创新应用。阿美替尼作为中国原研的三代EGFR-TKI,在辅助治疗和晚期治疗中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循证医学证据。NEOVADE研究将其应用场景拓宽至新辅助治疗领域,探索了与免疫治疗、化疗的序贯联合,是对中国原研药物临床价值的进一步拓展和挖掘。
提供了EGFR突变人群新辅助治疗的“中国方案”。既往EGFR突变NSCLC的新辅助治疗研究以单药靶向为主,病理缓解率相对较低,缓解深度有限。NEOVADE研究通过创新的序贯设计,将MPR率提升至40%以上,为这一人群提供了新的治疗模式。
展现了中国学者从“并跑”到“领跑”的学术转型。NEOVADE研究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样本量的大小,而在于研究设计的原创性和科学假设的前瞻性。这种“奇思妙想”的背后,是中国学者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深刻理解和对临床研究规律的娴熟把握。我相信,随着更多像NEOVADE这样的创新性研究问世,中国学者在全球肺癌学术版图中的角色,将从“数据贡献者”逐步转变为“理念引领者”。
NEOVADE研究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的团队将继续在围术期精准治疗领域深耕探索,也希望更多中国同行做出更多原创性工作,共同推动中国肺癌学术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原研药物在围手术期治疗中的战略定位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您认为中国原研药物在围手术期治疗领域的探索,应如何构建从新辅助到辅助、从单药到联合的完整治疗链条?未来的研究设计应重点关注哪些方向?
钟文昭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NEOVADE研究新辅助靶向用的是阿美替尼,免疫用的是阿得贝利单抗,不同公司之间的合作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选择阿得贝利单抗的原因是考虑到其作为PD-L1抑制剂,耐受性更强,这一组合在疗效与安全性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
中国原研药物的发展十分迅速,从“并跑”到“领跑”。在今年的ASCO大会上,200多项口头汇报中中国专家的口头发言达到90多项。特别是一些完全创新的理念——双抗、三抗、ADC类药物,以及第三、第四代靶向药物,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灵活的药物研发政策,使一大批有前景的药物得以涌现。
当然,药物的研发不能止步于药物本身。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肿瘤疾病的生物学行为,以临床问题为导向,通过与一线临床医生的充分讨论,为原研药物提出更好的科学假设,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从而造福更多患者。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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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昭 教授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肺癌研究所 所长
广东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
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 副主委
广东省医学会肺部肿瘤学分会 主任委员
国际肺癌联盟理事
J Thorac Oncol associate editor
获2022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获2020年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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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涛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人民医院,肺外科主治医师
从事肺部肿瘤及纵隔肿瘤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主攻肺结节/肺磨玻璃结节的早期诊治、III期肺癌的综合治疗及肺部寡转移的治疗。
对早期肺癌新辅助/辅助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有深入研究。
2025年全国胸外科中青年医师肺癌诊疗菁英挑战赛全国亚军。
作为研究者参与ADAURA、ALINA等围术期临床试验多项。
以第一作者在Lung Cancer、EJCTS等杂志发表SCI论文多篇。
获评EJCTS“近期发表最佳胸科论文之一”。
研究成果在ASCO(oral)、WCLC、ESMO-ASIA、APLCC展示及交流。
获ASCO Conquer Cancer Merit Award、ESMO-ASIA、APLCC旅程奖学金。
参译《2015年WHO、2011 IASLC/ATS/ERS肺腺癌病理新分类及临床实践》。
参编《龙哥查房—吴一龙教授肺癌典型病例循证思维应用》。
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会员
国际肺癌研究协会会员
参考文献
[1]Zhong WZ, et al. Neoadjuvant Almonertinib Followed by Chemo-Immunotherapy in II-IIIB EGFR-mutant NSCLC: a Single Arm, Phase II Study (NEOVADE). ASCO 2026, Abstract 8509.
[2]Zhong WZ, et al. Erlotinib Versus Gemcitabine Plus Cisplatin as Neoadjuvant Treatment of Stage IIIA-N2 EGFR-Mutant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EMERGING-CTONG 1103): A Randomized Phase II Study. J Clin Oncol. 2019 Sep 1;37(25):2235-2245.
[3]Jamie E. Chaft, et al. Neoadjuvant (neoadj) osimertinib (osi) ± chemotherapy (CT) vs CT alone in resectable (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mutated (EGFRm) NSCLC: NeoADAURA. 2025 ASCO. Abstract 8001.
[4]Zhang C, et al. Neoadjuvant sintilimab plus chemotherapy in EGFR-mutan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EOTIDE/CTONG2104): phase II trial and correlative genomic analysis in China.eClinicalMedicine, 2026; 96
[5]Peng L, et al. 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in Unraveling Acquired Resistance to EGFR-TK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ew Perspectives. Int J Mol Sci. 2025 Feb 11;26(4):1483.
[6]Isomoto K, et al. Impact of EGFR-TKI Treatment on the Tumor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in EGFR Mutation-Positiv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Clin Cancer Res. 2020 Apr 15;26(8):2037-2046. Lin, Anqi et al. Molecular cancer vol. 18,1 139. 16 Sep. 2019,
[7]Maynard A, et al. Therapy-Induced Evolution of Human Lung Cancer Revealed by 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Cell. 2020 Sep 3;182(5):1232-1251.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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