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分家二哥空手出走，母亲怒斥大哥：你们逼走的是家里的财神

分家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正黄着，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

大哥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分家协议，脸上的表情像是刻上去的，硬的。

大嫂抱着胳膊倚在门框上，嘴角挂着一丝我看不太懂的笑。

二哥站在院子当中，什么都没拿。

真的什么都没拿。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老二，你可想好了。”父亲坐在堂屋的条凳上，声音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二哥没说话。

他看了父亲一眼，又看了看大哥，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三儿，好好念书。”

就这一句。

然后他就走了。

大嫂在身后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但母亲听清了。

母亲从灶房里冲出来，手里还攥着擀面杖，指着大哥和大嫂，浑身都在抖。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逼走的是谁？”

没人应声。

“你们逼走的是咱家的财神！”

母亲的声音尖得像是要把老槐树上的叶子全震下来。

大哥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大嫂撇了撇嘴，想说什么，被大哥拉住了。

那是1982年的秋天。

我十一岁。

二哥十九。

我到现在都记得母亲那天说的话，记得她站在院子里，擀面杖指着大哥的样子，记得她眼泪掉下来砸在地上的声音。

但那时候，没人信。

连我都不太信。

二哥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瘦。高。黑。

在镇上的砖瓦厂干了三年活儿，肩膀磨得全是茧子，手掌粗糙得跟砂纸似的。

不爱说话。闷。

大哥不一样。大哥在供销社上班，穿着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慢条斯理的，村里人都说大哥有出息。

大嫂就是冲着这个嫁过来的。

但供销社的活儿是父亲托了多少关系才给大哥弄上的，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二哥没那个命。

他初中没念完就回来了，因为家里供不起两个学生。

大哥要上高中，那就得有人挣钱。

二哥就去砖瓦厂了。

一个月挣二十八块钱，全交给母亲。

一分都不留。

我记得有一回，二哥的鞋底磨穿了，脚底板都磨出血了，他也不说。

还是母亲晚上给他洗衣服的时候，看见鞋底那个大窟窿，才发现的。

母亲当时就哭了。

二哥坐在那儿，脚上全是血痂，却跟没事人似的。

“没事，妈。不疼。”

他说不疼。

那脚底板上的肉都翻出来了，他说不疼。

第二天，母亲要去给他买鞋，他拦着不让。

“还能穿。补补就行。”

后来是母亲发了火，他才让买了一双。

那双鞋花了三块钱。

他心疼了好几天。

这就是二哥。

分家这事儿，说起来也简单。

大哥要结婚。

大嫂那边开口就是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

还得有新房。

父亲把积蓄全掏出来了，还是不够。

大哥就找母亲商量，说要分家。

分家的意思很明白：把家产分了，各过各的。

但家里有什么可分的呢？

三间土房，几亩薄田，一头猪，几只鸡。

大哥的意思是把房子和地都归他，他给二哥二百块钱，算是买断。

二百块钱。

在1982年，二百块钱确实不是小数目。

但三间房和那几亩地，值多少钱？

至少一千往上。

大哥说，他在供销社上班，以后要养家，需要房子和地。

二哥一个人，光棍一条，拿钱出去闯，说不定还能闯出个名堂来。

这话是大嫂说的。

大嫂说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

“老二年轻，有手有脚的，出去肯定能挣大钱。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单位，走不了。”

她说得好像是在为二哥着想似的。

二哥当时一句话都没说。

就坐在那儿，低着头。

父亲坐在旁边，也不说话。

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堂屋里全是烟，呛得人眼睛疼。

母亲不干。

母亲说，要分家可以，房子和地平分。

大哥不干。

大嫂也不干。

大嫂说，他们结婚要房子，这是正事儿。二哥单身，要房子干什么？再说了，二哥在砖瓦厂有宿舍，又不是没地方住。

你听听这话。

二哥在砖瓦厂干了三年，挣的钱全给家里了，供大哥念完了高中，又供他进了供销社。

现在大哥要结婚了，就要把他赶出去。

母亲气得浑身发抖。

“你们有没有良心？老二这些年挣的钱，都喂狗了？”

大嫂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

“妈，你这话说的。老二挣钱是给家里的，又不是给我们俩的。再说了，老大在供销社上班，一个月才三十多块钱，以后养家糊口都不够，哪有钱给老二？”

“那就别分家！”母亲说。

“不分家也行。”大嫂慢悠悠地说，“那这婚，我们就不结了。”

这是威胁。

大哥站在那儿，一句话都不说。

他是供销社的人，是体面人，不能掺和这种争吵。

但他不吭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父亲最后开了口。

“老二，你说句话。”

二哥抬起头来。

我看得很清楚，他的眼睛是红的。

但他没哭。

“分吧。”

就两个字。

“我不要房子，也不要地。我走。”

母亲当时就急了。

“老二，你说什么胡话！”

二哥站起来。

“妈，我年轻，出去闯闯也好。大哥要结婚，是正事儿。”

他说话的声音很平静。

平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你拿什么闯？你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母亲的声音都变了。

“我有手有脚。”

二哥说完这句话，就进屋收拾东西去了。

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

几件旧衣服，一双补了又补的鞋，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

那本字典是他上初中的时候买的，一直留着。

他走的时候，母亲追出去，塞给他一个布包。

里面是五十块钱。

那是母亲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

二哥不要。

母亲硬塞给他。

“拿着。出去饿不死。”

二哥接过布包，手在抖。

然后他就走了。

走出院门，走过老槐树，走上那条土路。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子短了一截，露出脚踝。

脚上还是那双补过的鞋。

就那么走了。

大哥站在堂屋门口，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大嫂已经进屋了，在跟父亲说什么，声音很大。

母亲站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擀面杖。

她没看大哥。

她看着二哥走的方向。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逼走的是谁？”

她突然开口，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们逼走的是咱家的财神！”

大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妈，你说什么呢。老二就是个砖瓦厂的工人，什么财神不财神的。”

母亲转过头来，看着大哥。

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你不信？”

“我信什么呀。”大哥还在笑。

“你等着。”

母亲说完这句话，就回灶房去了。

擀面杖扔在案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那天晚上，母亲没吃饭。

父亲也没吃。

大哥和大嫂在堂屋里说话，声音时高时低。

我蹲在灶房门口，听见母亲在哭。

压着声音哭。

我不敢进去。

就那么蹲着。

后来我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二哥已经走了。

镇上的人都在说，老李家的老二跑了。

有人说他是出去打工了，有人说他是去南方了，也有人说他是想不开，找个地方寻短见去了。

说什么的都有。

大嫂在村里跟人说，老二年轻气盛，非要出去闯，拦都拦不住。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

好像是在说一件跟她没关系的事儿。

母亲听见了，没说话。

只是从那以后，母亲跟大嫂就没怎么说过话了。

二哥走后的第一个月，没消息。

第二个月，还是没消息。

第三个月，有人从镇上回来，说在县城看见二哥了，在火车站扛大包。

母亲听了，当天晚上又哭了。

大哥说，看吧，我就说他混不出什么名堂来。

大嫂说，扛大包能挣几个钱？还不如回来继续在砖瓦厂干。

母亲没理他们。

第四个月，二哥来信了。

信是从广州寄来的。

信很短，就几行字。

“妈，我到广州了。这边暖和。我找了份活儿，在码头扛货。管吃管住，一个月八十块钱。你不用担心我。让三儿好好念书。”

母亲拿着信，看了好几遍。

然后她把信收起来，放在枕头底下。

那天晚上，她吃了一碗饭。

这是二哥走后，她第一次正经吃饭。

大哥回来了，听说二哥来信了，要看看。

母亲没给。

“你不是不信吗？”母亲说。

大哥的脸色不好看。

“妈，我就是问问。”

“没什么好问的。”

大哥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大嫂在院子里嘀咕，说什么有了老二就忘了老大。

母亲听见了，没吭声。

但我看见她的手在抖。

二哥的信，后来就多了起来。

有时候一个月一封，有时候两个月一封。

信里说的都是好事。

说他在码头干得不错，老板器重他。

说他涨工资了，一个月一百二了。

说他认识了几个朋友，一起合伙做了点小生意。

说他在那边挺好的，让家里不用担心。

每封信里都会夹着钱。

十块，二十块，五十块。

后来是一百块，两百块。

母亲把钱都收着，一分都不花。

她说，这是老二的血汗钱，要给他攒着。

大哥和大嫂知道了，脸色就不好看了。

大嫂说，老二在外面挣钱了，也不知道帮衬帮衬家里。大哥要升职，需要送礼，正愁没钱呢。

母亲看了她一眼。

“老二的钱，谁也别想动。”

大嫂气得脸都白了。

“妈，你这也太偏心了！”

“我偏心？”母亲站起来，“当年分家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对老二的？现在他挣钱了，你们又想起他来了？”

大嫂说不出话来了。

大哥在旁边，脸色铁青。

“妈，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母亲笑了，“分家的时候，你们可没把他当一家人。”

大哥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1984年春天，二哥回来了。

他走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带了三个人。

两个是他的朋友，一个是他的合作伙伴。

他们开了一辆货车回来。

货车里装满了东西。

电视机、电风扇、衣服、鞋子、糖果。

全是村里人没见过的好东西。

二哥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胖了，白了，穿着一件夹克衫，脚上是皮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跟走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他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三儿，长高了。”

我喊了一声“二哥”，眼泪就下来了。

母亲从灶房里出来，看见二哥，愣在那儿。

手里的盆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

“妈。”二哥喊了一声。

母亲没说话。

她走过去，抬手就给了二哥一巴掌。

“你还知道回来！”

然后她就抱着二哥哭了。

哭得撕心裂肺。

村里人都围过来了。

看见二哥开回来的货车，看见车上的东西，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这是老李家的老二？”

“他不是出去扛大包了吗？怎么发财了？”

“这车得多少钱啊？”

“你看他穿的，跟城里人一样。”

议论纷纷。

大哥和大嫂也来了。

大哥站在人群里，看着二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大嫂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车上的东西。

二哥让朋友把东西搬下来。

电视机是给家里的。

电风扇是给母亲的。

衣服鞋子是给我和父亲的。

还有一箱子糖果，是给村里孩子们的。

分东西的时候，大嫂往前凑了凑。

“老二，有没有给我们的？”

二哥看了她一眼。

“有。”

他从车里拿出一个盒子。

“这是给大哥大嫂的。”

大嫂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块手表。

上海牌的。

大嫂的脸一下子就笑开了花。

“哎呀，老二你太客气了。”

二哥笑了笑，没说话。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

二哥的朋友和合作伙伴都在。

吃饭的时候，二哥的合作伙伴喝了点酒，话就多了。

“婶子，你是不知道。李哥在码头扛货的时候，别人扛一包，他扛两包。别人歇着，他不歇。老板看他实在，就让他管仓库。管仓库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商机。”

“什么商机？”母亲问。

“那时候码头上的货多，但运力不够。很多货堆在码头，十天半个月都运不出去。李哥就找了几个兄弟，凑钱买了一辆三轮车，帮人送货。后来生意好了，三轮车换成了货车。再后来，又买了一辆。现在，我们有三辆货车了。”

母亲听得眼睛都红了。

“他吃了多少苦啊。”

“吃了不少苦。”合作伙伴说，“李哥刚买第一辆三轮车的时候，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一次送货，下大雨，他怕货淋湿了，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货上。自己淋得跟落汤鸡似的。”

二哥在旁边，端着酒杯，不说话。

“老二。”母亲喊他。

“嗯？”

“你受苦了。”

二哥摇摇头。

“不苦。比在砖瓦厂强。”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大哥一眼。

大哥低着头，不说话。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之后，母亲把二哥叫到屋里。

她把一个布包拿出来。

里面全是钱。

全是二哥这些年寄回来的钱，一分都没动。

“妈，你这是干什么？”二哥愣住了。

“这是你的钱。妈给你攒着。”

“我寄回来就是给家里的。”

“家里不缺钱。”母亲说，“你在外面不容易，这钱你拿着。”

二哥不要。

母亲硬塞给他。

“拿着。你要是不要，就是还记恨妈。”

二哥接过了布包。

他的手在抖。

跟当年走的时候一样。

二哥在家住了三天。

三天里，村里的人络绎不绝地来。

有来看热闹的，有来打听门路的，有来借钱的。

大嫂的娘家人也来了。

大嫂的弟弟想跟着二哥去广州。

二哥没答应。

“那边不是人人都能发财。我在码头扛了半年大包，才挣到第一笔钱。”

大嫂的弟弟不信。

“二哥，你现在发达了，就不认穷亲戚了？”

二哥看着他。

“你要是能吃得了那个苦，我就带你去。”

“什么苦？”

“早上四点起来，干到晚上十点。扛一百斤的麻袋，一天扛几百袋。肩膀磨烂了，结痂了，再磨烂。你吃得了这个苦吗？”

大嫂的弟弟不吭声了。

后来他也没去。

二哥走的那天，大哥来送他。

大哥站在车旁边，欲言又止。

二哥看着他。

“大哥，有什么事就说吧。”

大哥犹豫了一下。

“老二，当年的事儿……”

“过去了。”二哥打断他。

“我不是记仇的人。但有些事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大哥的脸涨得通红。

“老二，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但咱们是亲兄弟……”

“亲兄弟。”二哥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

然后他笑了。

“大哥，你知道我在码头扛大包的时候，最怕什么吗？”

大哥愣住了。

“我最怕下雨。”

“下雨？”

“对。下雨了，货就不能淋。我得把衣服脱下来盖在货上。自己淋着雨，冻得浑身发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当年分家的时候，大哥能替我说一句话，我是不是就不用淋这个雨了？”

大哥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老二……”

“不过后来我想通了。”二哥说，“要不是当年你们把我逼走了，我可能现在还在砖瓦厂呢。所以，我得谢谢你们。”

他说“谢谢”的时候，脸上是笑着的。

但那个笑，让人看着心里发冷。

二哥上了车。

车发动了。

母亲站在门口，眼泪又下来了。

二哥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妈，我过年回来。”

“哎。妈等你。”

车开走了。

扬起一路尘土。

大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大嫂在旁边嘀咕：“他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谢谢我们？”

大哥没理她。

他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突然停下来。

“妈。”

母亲看了他一眼。

“老二说的对。”

“什么？”

“当年，我要是替他说一句话就好了。”

大哥的声音很低。

母亲没说话。

她转身回了院子。

老槐树的叶子又黄了。

风一吹，簌簌往下掉。

1985年，二哥在广州开了自己的货运公司。

不是三辆货车了，是十几辆。

他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了。

母亲还是都攒着，一分不花。

大哥在供销社的日子却不好过了。

供销社改革，要裁员。

大哥虽然没被裁掉，但工资降了，福利也少了。

大嫂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她开始在家里念叨，说当年不该把二哥逼走。

说要是二哥在家，现在也能帮衬帮衬。

大哥听了，不说话。

只是烟抽得越来越多了。

1986年，二哥回来过年。

这次他开了一辆轿车回来。

黑色的，锃亮锃亮的。

村里人都炸了。

这年头，别说轿车了，连摩托车都没几辆。

二哥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呢子大衣，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

他走过来，抱了抱母亲。

“妈，我回来了。”

母亲拍着他的背。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大嫂站在人群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辆轿车。

她推了推大哥。

“你去跟老二说说。”

“说什么？”

“让他帮帮你啊。你在供销社都快干不下去了，让他给你安排个活儿。”

大哥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我不去。”

“你不去我去。”

大嫂说着就往前挤。

她挤到二哥面前，脸上堆着笑。

“老二，你回来了。哎呀，这车真漂亮。得多少钱啊？”

二哥看了她一眼。

“没多少钱。”

“老二，嫂子跟你说个事儿。”大嫂往前凑了凑，“你大哥在供销社，现在效益不好。你看你公司那么大，能不能给你大哥安排个活儿？”

二哥没说话。

他看着大嫂，又看了看站在人群后面的大哥。

大哥低着头，不敢看他。

“大嫂，我公司不缺人。”

大嫂的笑容僵了一下。

“不缺人也可以安排一个嘛。你大哥是你亲哥，你总不能看着他……”

“当年分家的时候，你们可没把他当亲弟弟。”

母亲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大嫂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妈，你……”

“我说错了吗？”母亲走过来，站在二哥身边，“当年你们把老二赶出去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他是亲弟弟？现在看他发达了，就想起他是亲弟弟了？”

大嫂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周围的人都看着。

大嫂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最后她转身走了。

拉着大哥一起走的。

那天晚上，母亲在灶房里做饭。

二哥蹲在灶台旁边，帮她烧火。

跟小时候一样。

“妈，大哥那边……”

“你不用管。”母亲说，“他有手有脚，饿不死。”

“可是……”

“老二。”母亲放下手里的锅铲，看着他，“你心软，我知道。但有些人，你帮了他一次，他就会赖上你一辈子。”

二哥不说话了。

火光映在他脸上，一闪一闪的。

“妈知道你是好孩子。但有些事儿，不能心软。”

“嗯。”

二哥往灶里添了一根柴。

火更旺了。

那年过年，大哥和大嫂没来老宅吃饭。

母亲也没去叫。

我们一家人，加上二哥的朋友，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年夜饭。

父亲喝多了，拉着二哥的手，老泪纵横。

“老二，爹对不起你。”

二哥摇摇头。

“爹，都过去了。”

父亲哭得更厉害了。

那年，大哥从供销社辞职了。

他想去二哥的公司。

二哥没同意。

大哥就自己去了广州。

但他没去找二哥。

他自己找了份工作，在一个工厂里当会计。

工资不高，但够生活。

大嫂也跟着去了。

在工厂旁边租了一间小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他们没去找二哥。

二哥也没去找他们。

两个人在同一个城市，却像是陌生人。

1988年，二哥结婚了。

嫂子是广州本地人，家里做生意的，条件不错。

婚礼在广州办的。

母亲和父亲去了。

我也去了。

大哥和大嫂没来。

不是二哥没请。

是请了，他们没来。

大嫂说，没脸来。

母亲说，不来也好。

婚礼那天，二哥穿着西装，嫂子穿着婚纱，两个人站在一起，般配得很。

母亲坐在下面，一直在笑。

笑着笑着，就哭了。

“妈，你怎么了？”我问她。

“没事。”她擦了擦眼泪，“妈是高兴。”

“高兴怎么还哭？”

“你不懂。”

她看着台上的二哥。

“当年你二哥走的时候，身上就五十块钱。一双鞋都是破的。现在你看，他多好。”

她的声音在抖。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是咱家的财神。”

1990年，二哥的生意做大了。

不光是货运，还做起了贸易。

他在广州买了房，买了车，把母亲和父亲接过去住。

母亲住了两个月，不习惯，又回来了。

她说，还是老家好。

老槐树还在。

院子还在。

二哥每个月都寄钱回来。

母亲还是攒着，一分不花。

我问她，攒着干什么？

她说，给你二哥留着。

我说，二哥不缺钱。

她说，缺不缺是他的事，攒不攒是我的事。

后来我才明白。

她攒的不是钱。

是念想。

1992年，大哥出事了。

他在工厂里做假账，被查出来了。

数额不大，但够判的。

大嫂慌了。

她跑来找母亲。

跪在母亲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妈，你让老二救救老大。只有老二能救他了。”

母亲看着她。

“你起来。”

“妈，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你起来说话。”

大嫂起来了。

脸上全是眼泪。

“妈，我们知道错了。当年是我们不对。但老大毕竟是老二的亲哥，他不能见死不救啊。”

母亲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叹了口气。

“我给老二打电话。”

电话打通了。

母亲把事儿说了。

二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妈，这事儿我管不了。”

“老二……”

“他做假账是犯法的。我不能帮他逃脱法律制裁。”

母亲看了看大嫂。

大嫂在旁边使劲摇头。

“但是我可以帮他请个好律师。争取轻判。”

母亲把这话转告给了大嫂。

大嫂一下子就瘫在地上了。

“就这样？”

“你还想怎样？”母亲看着她，“老二已经仁至义尽了。”

后来，二哥真的帮大哥请了律师。

是广州最好的律师。

大哥最后判了两年，缓刑三年。

算是轻的了。

大哥出来那天，二哥去接他。

大哥看见二哥，低着头，不敢抬头。

“大哥。”

大哥抬起头来。

“老二，我……”

“别说了。”二哥打断他，“上车吧。”

大哥上了车。

车里，两个人都不说话。

过了很久，大哥才开口。

“老二，谢谢你。”

二哥没看他。

“你是我哥。”

就这四个字。

大哥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他哭得像个孩子。

二哥把车停在路边。

等大哥哭完。

“大哥，过去的事儿，我真的不恨了。”

大哥擦着眼泪。

“我知道。”

“但你得明白。我能帮你的，就这一次了。”

“我明白。”

二哥发动了车。

车开进了车流里。

1995年，大哥在广州开了一家小超市。

本钱是二哥借给他的。

不是给，是借。

要还的。

大哥干得很认真。

超市不大，但生意不错。

大嫂在店里帮忙，两个人起早贪黑，日子渐渐好起来了。

过年的时候，大哥和大嫂回了老家。

这是分家之后，他们第一次回老宅过年。

母亲看见他们，愣了一下。

“妈。”大哥喊了一声。

母亲没说话。

“妈，我们回来过年了。”

大嫂在旁边，手里提着东西。

“妈，这是给您买的。这是给爹的。”

母亲看着他们。

看了很久。

“进来吧。”

大哥和大嫂进了院子。

老槐树的叶子早就掉光了。

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

但春天来了，它还会再绿的。

年夜饭，一家人坐在一起。

二哥也回来了。

他坐在母亲旁边，给母亲夹菜。

大哥坐在对面，看着。

“老二。”

二哥抬起头。

“大哥敬你一杯。”

大哥端起酒杯，手在抖。

二哥也端起酒杯。

两个人碰了一下。

“都过去了。”二哥说。

“嗯。都过去了。”

他们一饮而尽。

母亲在旁边看着。

眼睛里有泪光。

但她没哭。

她笑了。

“吃菜。都吃菜。”

那天晚上，父亲又喝多了。

他拉着大哥和二哥的手。

“你们是亲兄弟。亲兄弟。”

“知道了，爹。”

“知道了。”

父亲睡着了。

嘴角还挂着笑。

2000年，二哥的公司上市了。

他是我们那个镇，第一个上市公司老板。

镇上的人都说，老李家祖坟冒青烟了。

母亲听了，只是笑笑。

“不是祖坟冒青烟。是我家老二吃了太多苦。”

二哥把母亲接到广州去住。

这次母亲没拒绝。

她去了。

住在二哥的大房子里。

每天早上起来，在小区里散步。

晚上回来，跟嫂子一起做饭。

日子过得安逸。

但她还是惦记着老家。

惦记着那棵老槐树。

惦记着那个院子。

2002年，母亲病了。

病得很重。

二哥把她送到最好的医院，请了最好的医生。

但还是没留住。

母亲走的那天，我们都守在她床前。

她拉着二哥的手。

“老二。”

“妈。”

“妈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二哥没说话。

“当年分家，妈没能护住你。妈对不起你。”

“妈，没有。”

“你听我说。”母亲的声音很虚弱，“妈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你。最对不起的，也是你。”

二哥的眼泪掉下来了。

“妈，你别说了。”

“让妈说完。”母亲喘了口气，“你是咱家的财神。不是因为你挣了多少钱。是因为你心里有家。”

二哥哭得说不出话来了。

母亲又看了看大哥。

“老大。”

“妈。”大哥跪在床前。

“你欠老二的。”

“我知道。我知道。”

“还。”

“我还。我一定还。”

母亲笑了。

然后她闭上了眼睛。

母亲走后，二哥把她葬在老家的山上。

墓碑是他亲自选的。

上面刻着：慈母李氏之墓。

每年清明，二哥都会回来。

不管多忙。

他都会回来。

站在母亲坟前，说说话。

有时候说生意上的事儿。

有时候说家里的事儿。

有时候什么都不说。

就那么站着。

风吹过来，像是母亲的手。

轻轻的。

暖暖的。

今年清明，二哥又回来了。

他已经六十岁了。

头发白了。

但精神很好。

他站在母亲坟前，看着远处的村子。

“妈，我又回来了。”

他轻声说。

“老槐树还在。院子还在。你种的月季，今年又开了。”

他顿了顿。

“大哥的超市现在开成连锁了。他干得不错。大嫂也知道过日子了。他们年年都回来给你上坟。”

“三儿的孩子考上大学了。北京的重点大学。你高兴吧？”

“我挺好的。公司交给别人管了。我跟你儿媳在家带孙子。”

他说着说着，笑了。

“妈，你说我是咱家的财神。其实你才是。”

“要不是你当年那五十块钱。要不是你每个月给我写信。要不是你一直信我。”

“我走不到今天。”

他跪下来。

磕了三个头。

“妈，我想你了。”

风又吹过来了。

吹动了他的白发。

吹动了坟头的青草。

远处的老槐树，正在发芽。

新的叶子，嫩绿嫩绿的。

春天来了。